新起点，新征程：高考恢复40年的回望与启示

编者按：2019年8月1日清晨5点08分，“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因病离世，享年95岁。查全性在1977年面谏邓小平同志时，首倡恢复高考并被采纳，使之成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成为国家和时代拐点中的一件重要大事。本文原载于《纵横》2017年11期。

口述 | 钟秉林  

采访整理 | 高芳  

印象1977

我们国家的统一高考招生制度是1952年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大量的专门人才。但是，当时的中国，不用说高等教育，整个教育发展水平都非常低下，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有限的高校，不足的生源，各专业招生的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了发展专业化、正规化教育，扩大教育规模的战略。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考试、统一录取调配。然而，14年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一制度中断。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到今天已是第40个年头。

1978年初，通过高考的1977级大学生进入到高校学习深造。我于1977年初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担任这一级学生的辅导员和班主任，同时作为助教承担《高等数学》的辅导和习题课工作，和他们接触比较多。从他们进校报到直至安排宿舍，都是我们教师负责，我还记得当时自己蹬着三轮车帮助学生运行李。因为这是恢复高考后迎来的第一批学生，大家都很兴奋。

当时对这批学生的印象，一是年龄差距比较大。1977年的报考学生包括了从六六届到七七届共12届的高中毕业生，当时也允许一些1978年毕业的优秀学生参加高考，这样算的话涉及13届的学生。我记得当时班里最小的学生是16岁，大的超过了30岁。

二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十几届的学生集中在同一年高考，使得七七年全国的高考报名人数超过570万。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很低，尽管学校挖掘潜力搞了一些扩招，但实际录取人数也就27万出头，录取率为4.8%；今年高考报名人数942万，招生计划接近740万，高考录取率接近80%。而当年每100人里只有不到5人能够有幸进入大学深造，通过这样激烈的竞争，筛选出来的都是学习基础比较好、学习欲望非常强烈的学生，学校的学风也非常好。说实话，这种精神风貌也是激励我本人几年后攻读硕士学位和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动力之一。

三是大多数学生都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历——插过队的、当过工人的、当过兵的……所以总的来讲自我管理能力很强。班上选好班长、选好团支部书记，我基本就不用操心了。学生们开展各种活动，无论是学习交流、文体活动或政治活动，都非常自觉顺畅，而且没有什么功利性。后来的学生在这一点上就有差距了，这也是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另外，教师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高考中断了十几年，其间虽然招收过工农兵学员，但是由于总体上文化基础薄弱并参差不齐，还有政治因素的干扰，以致教学非常困难。而七七级学生的基础比较扎实和整齐，精神面貌积极向上。教师们也因此焕发了青春，大家都加班加点，一门心思把精力放在教好学生上。

历史性的1977

决定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的8月。当时，“文革”还没有最终定性，“两个凡是”的思想还在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还没有召开。可以说，恢复高考是“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转向经济建设的第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一批学生和家庭的前途和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未来。所以，这不只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更是社会改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其历史意义远超出教育的范畴。

到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才，这是当时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主持中央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参加了多次激烈的讨论后，果断地认为不能再拖，于是收回这一年已经发出的工农兵学员招生通知，另外发出了新的通知。这样，8月作出决定后，经过紧张的准备，各省在12月举行了高考，加上后面的录取工作，直到1978年3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才正式入校，个别地方还要更迟一点。所以，当时出现了1977级、1978级两级学生同一年进校的情形—— 一个在3月，一个在9月。

在1970—1976年间的高考中断时期，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培养了大约90多万名工农兵学员。应该说，工农兵学员中有相当一批通过个人努力而学有所成，并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相比1977年高考招生而言，招收工农兵学员虽然也有一些必要的考试，但都很简单。另外，两者在招生对象上也是不同的。以往是从工、农、兵中招生，高中应届毕业生必须经过两年以上实践才可以上大学；而1977年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另外还特别提出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为一大批学生深造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1977年高考在选拔标准上也较以往发生了变化。第一，过去要看家庭出身，而且把政治审查放在第一位；而这一年强调的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政治上有要求，但主要是看个人的政治表现，而不是“唯成分论”、受家庭背景的影响。第二，明确提出要具有高中毕业或者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不像工农兵学员招生那样没有文化要求。我本人“文革”中从北京四中初中毕业到延安插队，在窑洞煤油灯下自学了高中课程，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的大学，当时也通过了一些考试，但那种考试很简单，最后录取也并不是按照考试成绩。第三，要求身体健康。这体现了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较之过去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招生办法上强调自愿报名、统一考试。过去考试要先由领导批准，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本人愿意上大学，也具备条件，万一领导由于各种原因不批准怎么办？后来就把这条取消了，采取地市初选、学校录取、最后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批这样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就是考场条件、安全保卫条件跟现在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确实极少出现作弊现象。因为这是中断十几年后的第一次高考，大家都看得很神圣，考生非常自觉，就是自己作题、交卷、安安静静出考场，应该说是一种比较纯朴的考试环境。

另外，当时还特别强调反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有揭发走后门问题的要及时调查了解，情况属实的不予录取，已经入学的退回原单位，对走后门人员进行批评教育，情节恶劣的要进行必要的纪律处分。邓小平在与长沙工学院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招收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成绩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他还提到了他自己，说：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所以，当时在净化录取环境的各个环节、保证风清气正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到现在40年过去了，高考依然是我们国家社会公信力最高的考试，这跟当年开的好头是分不开的。

继承1977

恢复高考不仅对当年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而且对迄今为止的40年高考改革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1977年恢复高考奠定了中国特色现代考试制度的基本框架，之后的历次高考改革，都是在当年制定的制度框架之下，针对现实问题进行的调整和完善。

1977年高考对后来高考改革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学生全面发展有要求。1977年高考的政治审查，主要是看个人政治表现，不再唯成分论、血统论，另外也放宽了年龄限制，后来到2001年取消了年龄限制。201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强调，拓宽社会成员终身学习通道、扩大社会成员接受多样化教育机会，更是从终身学习的角度进一步拓展了考生的报名条件。

第二，选拔标准注重对学生的文化考查，择优录取。“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了对考生文化条件的要求，影响到教育质量，造成人才的青黄不接。1977年恢复高考后，重视对考生的文化考查，重视教育质量。直到今天，新一轮高考改革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的人才选拔模式，力图破除“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弊端，但依然把文化考试作为非常重要的标准，强调择优录取。我想，这应该也是公认的社会准则，在科学选才的同时可以避免不公平的产生。

第三，高考录取注重效率优先，确保质量。1977年高考录取学生要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全国重点院校按规定的录取分数线在某些地区不能完成招生任务时，允许调整到成绩较好的地区录取。因此，当年才会出现高分考生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更理想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样，高考还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实际上，包括大学的建设，无论是211工程、985工程，还是现在刚刚启动的“双一流”建设，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总归是有限的，要讲求效益。

第四，注重效率的同时高度重视公平。1977年取消家庭成分的限制，使大家能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之下，靠个人的努力、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争取上大学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公平。当年高考录取率只有4.8%，那时就是选拔尖子人才、纯粹是精英教育。无论对于哪个省、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农村，入学都很困难。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去年我国高考录取率超过7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42.5%，到2020年将达到50%，就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公平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

1978 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发展1977

恢复高考后的几十年里，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我们国家现在有两亿六千万的受教育人口，51万多所各级各类学校，1500多万名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如此庞大的教育规模，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

几十年来，在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上强调公平、效率，强调正确的培养目标和选拔标准以及全面发展，等等，这一直是不变的。同时也要看到，伴随经济社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高考也要与时俱进，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整、进行改革。

1977年之后，高考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改革，一次是1999年，从原来单纯的文理分科改为“3 + X”，再有一次就是2014年。1999年的改革，当时我正担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14年开始的、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轮高考改革，从政策制定到跟踪调研，我也参与其中。

1999年，处于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应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成为新世纪高教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国家在高教管理体制、高考制度、招生就业制度、人事分配制度和后勤社会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面，改革目的是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有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

1999年的高考改革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考试科目改革，例如“3 + X”形式的考试。“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科目，“ X ”是指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综合科目又分为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等，这种综合不是不同科目的“拼盘”，而是一种考察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的测试，强调对考生的能力和运用的考察。二是考试内容的改革，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察，将命题的知识立意转变为能力立意，注重考察学生的跨学科综合能力。这是高考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在几页的考卷中实现对几百万考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察目的是很难的，稳中求进，小步走、不停步是当时特别强调的考试内容改革的原则。三是录取方式的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实行网上录取，提高效益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保证高考的公平性，避免人为干扰。事实证明，以技术手段实现公平，也是近年来促进高考公平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四是考试形式的改革，在保持全国统考形式不变的前提下，探索一年两次考试的方案，在有些地区实行春季高考，探索改变“一考定终身”。目前上海等省份依然将春季高考作为探索高考改革的重要领域。

关于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高考改革。第一是改革的动因，即为什么要改。40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变化。高等教育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并将很快进入普及化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分层、分类趋势明显，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有的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有的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还有的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多样化的需求。另外，学生个体也存在差异性，有的搞学术研究比较擅长，有的实践动手能力很强。因此，高考招生已经从过去精英教育阶段的从大量考生中筛选少数尖子学生进入大学深造，转变为通过选拔使每个考生能够进入适合自己的高校深造，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显然，大一统的考试录取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需求。另外，随着基础教育全面普及，中小学校的发展重点转向深化课程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和全面素质提升等方面，包括高考招生制度在内的考试评价制度应该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服务。

改革的另一个动因是维护高考的公平性。这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比如高考加分政策，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策补偿性加分，如对于少数民族子女、烈士子女、华侨子女等，在录取时给予适当加分，体现社会公正，今后还要坚持，但执行时要更加严谨；另一类是奖励性加分，对具有体育艺术特长，科技竞赛获奖，三好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资格的考生，在录取时给予适当加分，目的是打破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这类加分政策的设计初衷无疑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甚至局部失控，导致加分名目繁多、幅值过高，更严重的是出现了身份作假现象，通过非正常的手段取得加分资格，严重违背了教育公平。这就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第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对公平性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异地高考问题，5年前、10年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还都很小，这个矛盾不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孩子渐渐到了上大学的年龄，异地高考问题就突出了，就要针对这个问题加以解决。

第二是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即怎么改。这次改革的基本目标，一是要科学选拔合适人才，二是要促进教育公平，三是要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和中小学教育改革。具体到改革任务和内容，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调整招生计划分配，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比如：招生计划的增量投放到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缩小省和省之间的高考录取差异；重点大学安排专项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定向招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人数；等等。这些问题比较敏感，去年两个省为公布招生计划的事情闹了一场风波，今年讲清楚了，就比较平稳。第二，改革考试方式和内容，增加学生自主选择权。比如：分类入学考试，将高职高专和本科的入学考试分成两种试卷，有些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注册录取；英语一年两考，取最好成绩计入统考成绩；学生自选3科，文综或理综不再统考，文理不再分科，学生从高中课程中6选3或者7选3，参加等级考试；等等。第三，改革招生录取机制，增加高校招生自主权。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所谓综合评价，就是“两依据一参考”：依据语数外的统考成绩，以及自选3科等级考试加权赋分的成绩，并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高校录取的重要参考。所谓多元录取，即除了每年统考录取之外，还探索其他录取方式，比如：自主录取，有90所大学进行自主招生的试点；定向录取，招收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注册录取，上海、浙江的高职高专已经在进行尝试；破格录取，有特殊贡献和才能的该破格还要破格。但所有这些录取方式都要在阳光下实施，清理规范加分政策，加强自主测试等环节的安全性，进行网上公示，主动求得社会、媒体、老百姓的监督和政府问责。

新时代起点上的思考

1977年恢复高考，被舆论称做是国家和时代拐点中的一件重要大事。亲历1977，见证我国高等教育40年来的发展变迁，感慨良多。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40年来改变了无数人的前途和命运，为我国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了数以亿计的精英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向未来，要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责无旁贷。2017年，浙江和上海率先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平稳落地，第一届经历“新高考”的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作为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高考改革在过去五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我们纪念1977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要清醒地认识到高考改革依然在路上。

首先，不忘初心，坚持高考改革的方向不动摇。育人为本、科学选才、确保公平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浙江和上海高考综合试点改革增加了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权，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中学、学生各方获得感显著增强。但同时，改革初期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也增加了各方的焦虑和质疑。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政策制定的初衷，要有充分的肯定，并坚持这一改革方向不动摇。

其次，对高考改革面临的问题要有客观和理性的认识。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是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严重短缺且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在当前历史阶段，高考改革必须正视这一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科学与正义，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确保高考改革的公平、公正。

再次，落实分类管理，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推进“管办分离”，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考改革应回归科学选拔人才的基本功能，坚持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稳妥扩大综合评价招生试点高校范围。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探索“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招生。

最后，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多元协商、人民参与的科学决策机制。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高考改革事关国计民生，高考是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战场。这就要求在高考改革过程中，吸纳各方利益群体的广泛参与，依据专业的团队和科学的证据，谨慎地平衡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上海、浙江平稳完成第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任务，与两地党委和政府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重视政策解读、培训和宣传工作，吸纳多方利益群体的广泛参与密不可分。■

选自《纵横》2017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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