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陶渊明诗中的农事：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东坡曾经赞叹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二句说：“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东坡志林》卷十）极是。任何行当，都有外行所不能清楚了解的专门知识和诀窍，知者未必能言。纵使言之，他人也未必能理会其中微妙。苏轼得意，正缘于他能了解陶诗的好处。
陶诗有很多好处，其中一种便是对田园生活描写非常真切，无愧田园诗歌之宗。这种真切的特色，后世读者很多都不能把握。比如有人认为陶渊明只是诗里写写，劝农是真，自己力农是假。再有一种流行的看法，“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是陶渊明不谙农事的写照，或者直白说因为他懒。我们无法苛责远离农业的现代读者，但研究者却有责任准确地解读陶诗，将陶公心事与行事大白于天下。这里就以人所熟知的《归园田居》五首的前三首为例，分析一下陶公田园书写的真切特性。
《归园田居》组诗与《归去来兮辞》所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即离去与归来，尤其是其一。诗也好、辞也好，归来都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是回归真实的田园，更进一步回归心灵的自由。“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话语中“自然”，并不是英语的nature，而是一个老庄的概念，这里是指心的本然与自适，正是“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意思。由此更进一层，在离去与归来主题的背后，还隐藏着身心交战的主题。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俗是习俗，是大家习以为常的观念、礼法、行为方式，是要个人屈从于众人的力量，也就是下一句的“尘网”。本无俗念，为什么后来会“误落尘网中”而“久在樊笼里”呢？《归去来兮辞》里作了解答，因为“以心为形役”。身心交战的第一轮，身体获胜，所以出山为官。然而反思自己，觉得“深愧平生之志”，“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灵战胜身体，又“守拙归园田”。
“守拙归”，即《归去来兮辞》的“息交以绝游”。俗人就像庄子所说的鸱：“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庄子·秋水》）陶公看来，人间交游，无往不在的都是鸱、蜩与学鸠那样的人物，要返自然，当然要从息交绝游做起，这需要内心具有绝大的力量。
有力量，才能由归来出发，走向心灵的自由。凡伟大者，莫不是承受更多的艰辛与痛苦而造就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伊萨卡岛》云：“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道路漫长。”伊萨卡岛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奥德修斯的归乡之路漫长，所以成就了一部史诗。弃捷径而取长途，虽非必要，却是伟大的充分条件。陶诗此处说“守拙归园田”，彼处说“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说“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也是拒绝坦途近路的同一态度。
但只是持“守拙”的态度，在痛苦中煎熬忍耐，恐怕很难坚持下去。在艰难而平淡的田园生活中发现美与乐，这才是归心的本领：“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先要纠正一个流行的误解，“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并不是描写远眺中的村庄。前面说“守拙归园田”，以下就是对自家园田的描写。“方宅”四句写自己的居所宅院，“暧暧”四句刻画所居之村落，次第井然，层次分明。如果中间横插一望远，那前后便不能贯通。而且后面明明说到鸡鸣狗吠，这是自己村中的景象和声音，远望中村落的鸡犬声是他听不到的。又组诗其四“披榛步荒墟”，可知陶公近处村落早已荒芜，那么“墟里烟”之景象也只能为己村所有。所以“远人村”是说自己所居之村庄远离人间，非谓望中别有一远村也。而“暧暧”者，所居乃在远离人世之村落，由尘中望来，正在暧暧然隐约之间。这与《桃花源诗》“荒路暧交通”诗义正相通。
陶公是怎么描写自己的宅院和村落的呢？他说自己所居宅院四方占地十余亩，其中有草屋八九间。十余亩的宅基地挺大的。《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韩诗外传》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中略）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同之。儒家理想中的五口之家，占地顶多五亩。相较可知十亩之宅不为不大，其中可种果木花草极多。但偌大宅院中草屋草屋不过八九间，又颇陋。《晋书·吴隐之传》载以清廉著称的吴隐之居家后“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陶渊明的茅屋不过多了两三间，自然也是很朴陋的。屋舍陋是诗人安贫有守，宅院大是他知足常乐，这正是《时运》诗“称心而言，人亦易足”之意。
然后是宅院景象。《宋书·五行志》载：“晋武帝太康后，天下为家者，移妇人于东方，空莱北庭，以为园囿。”又：“晋司马道子于府北园内为酒垆列肆。”可见西晋以后，在屋北庭院中营造园林的风气逐渐形成，至东晋依然如此。陶渊明“榆柳荫后檐”，所写似乎正是北园景象。可不可以“桃李荫后檐，榆柳罗堂前”呢？绝对不行。陶诗所写才是真实田园。盖榆树和柳树都是性好阴湿的树种，且浓阴覆地，其下不宜再种别的草木，所以才种在屋后北园。《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榆性扇地，其阴下五谷不植。种者，宜于园地北畔。”唐人韩鄂《四时纂要》卷一也说：“榆性好阴地，其下不植五谷。种者宜于园北背阴之处。”又：“种柳（中略）尤宜湿地。”《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榆》引《杂五行书》曰：“舍北种榆九株，蚕大得。”《杂五行书》甚至把北园种榆的行为神化了，认为有宜蚕桑的作用。所以榆柳只能长在后檐外。
反之，桃、李果树，需要充足阳光，应该种植在堂前南边院中。《齐民要术》卷四《种李》：“桃、李，大率方两步一根。”自注：“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缪启愉先生解释说：“枝叶荫翳相连，是培养果树最忌的。通风不良，阳光荫蔽，光能作用恶劣，枝叶难以合成果实所需要的有机物质，自然果实少而小，味道也差。而且荫翳还是病虫害的潜藏渊薮，为害更大。”（《齐民要术校释》）陶公诗云“罗堂前”，正是桃李罗列散布的样子，“罗”字可谓精确不移。而前面《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形容榆树“扇地”“阴地”，极言其树荫可观，所以上一句诗云“荫后檐”，同样是斩截准确的下字手段。
诗人的视线由自家宅院扩展至所住的孤独而温暖的小村落，不但有袅袅炊烟，还有鸡犬之声洋洋盈耳。读者很容易想到《老子》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及陶公《桃花源记》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小国寡民，自然是陶渊明期待的生活状态。而元代吴师道《吴礼部诗话》则指出：“古《鸡鸣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宫中。’陶公全用其语。”其实诗歌还暗合了《庄子》杂篇《则阳》中的一个典故：“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郭象注：“物有自然，非为之所能也。”从《庄子》的角度去理解，原来鸡鸣狗吠都是本性如此，是自然之物、自然之境。前面铺写得这样踏实，诗歌最后说“复得返自然”便是真实语，而不是空话。《庄子》之典向为前人忽略，所以这里特别拈出。
另外，“鸡鸣桑树颠”如果当作实景看，那也不妨稍加说明。因为过去的鸡都散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圈养才逐渐流行。《齐民要术》卷六《养鸡》载圈养之法曰：“鸡栖，宜据地为笼，笼内着栈。虽鸣声不朗，而安稳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树林，一遇风寒，大者损瘦，小者或死。”书中特别强调圈养的好处，似乎可以反证当时圈养还不够普及。至少诗句所描写的，仍是散养的鸡。也许斯时斯地尚未流行圈养法，也许只是主人漫不经心，纯任自然。这样深究一下，趣味便增加了许多。
这样的景象何其温润。加缪曾经说：“所有聪明人都会受到的共同诱惑：愤世嫉俗。”（《加缪手记》）陶渊明似乎战胜了这种诱惑。看清世间的黑暗与荒谬而仍不失其深沉温润之爱，其悲深，其爱大，其人广大而深沉。王维《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绿树重阴盖四邻,青苔日厚自无尘。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虽然潇洒，却终有轻薄相。而陶诗的方宅草屋、榆柳桃李，如何欣然自得；黄昏中的村落炊烟、鸡鸣犬吠，又何等温暖。安然于陋，可见欲望已然淡薄；欣然于草木村庄，便是心之充盈活泼。心中生机勃勃，眼中色、耳中声——孤村炊烟，鸡鸣狗吠——这才无一不可爱。而鸡犬鸣吠的天性不受人力操纵，人也无法操纵，便是诗人所感受到的自然。于是“户庭无尘杂”，已绝官场交游也。于是“虚室有余闲”，因息交绝游而心下安宁也。这是初回田园，身心俱得解脱的喜悦。回归田园，是陶渊明真正走向自己、走向自由的最重要一步。
话到此处，不妨附带讨论一下“复得返自然”的异文问题。“复”字，有一个异文作“安”。田晓菲教授的《尘几录》认为，历代笺注家选择“复”而排斥“安”字，是大家想当然地觉得“诗人已经挣脱了枷锁，可以享受一点安宁了”，实际上他们这样是把陶诗中的复杂感受给单纯化了，为的只是突出自己心中那个单纯的宁静自然的陶渊明形象。为了增强说服力，田晓菲教授还举了杨万里的《晓起探梅》诗作为比拟：“一生劫劫祗长途，投老山林始定居。梦破青灯窗欲白，犹疑雪店听鸡初。”田教授错了。如前文所述，从鸡鸣狗吠的自然到虚室余闲，再到返自然，一气而下，于意于理都不容别做他解。而作为互文的《归去来兮辞》同样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其中何尝有一点怀疑？杨万里的诗歌从背面敷色，烘托风尘漂泊、人生无奈的感慨，却不是要表达田园之无法回归、心灵之无法宁静，用作比拟也是不恰当的。
再来看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歌首二句描写家园的位置，这种开篇法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一样。除了标志位置以外，这两首诗都是用否定性的表达方式开篇的。诗歌中的否定实际有双重功能。第一，是直接的否定，比如这里说与俗世中人没有交往。第二，虽然否定，被否定的对象却能产生一个背景，为诗歌提供一个大的场景、一个坐标。即如这首诗，俗世的交往虽然被否定了，但俗世却成为诗人园田居大的背景，在这个喧闹、扰攘的背景上，诗人的乡野显得愈加宁谧、质朴。
没有人事交往，下面顺理成章地写自己的慵懒闲适。“白日掩荆扉”就是 “门虽设而常关”的意思。白天关着门，可能是出门劳作，也可能是人在家没出门，后一句“虚室绝尘想”，说心里断绝了俗世念头，正好说明诗人大白天呆在家里悠然出神，打发时光。因此，后面的“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应该发生在黄昏日落，他人劳作归家以后。前四句写的是不与俗人交往，下面却笔锋一转，写起与人的交往来了。这个转折很妙。伍涵芬《读书乐趣》云：“陶元亮《归去来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诗与辞同一机杼。红尘名利之客，非我徒也，乡里父老，朴拙之中自有妙趣。与他们“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所谈的不过桑麻话。作为诗句，这两句不修饰锤炼，一白如水，却有一种飘逸的神气在，好像是王羲之在写字，你看他漫不经心写来，却逸宕潇洒，飘然风尘之外，而这种轻盈的丰采，却是由脚踏实地的生活而来。敦厚者最轻盈。有了这两句诗，全诗变得浑朴自然，同时，因为这朴实，生活中的诗意全部地浸润到了诗歌中，于是轻盈起来。
以桑麻代称农事，这是文学的手法。只是农事甚多，为何特别拈出桑麻？《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汉书·食货志》：“还庐树桑。”可知桑树常种在庐舍宅院四周，为眼前之物，且正与前一首的“鸡鸣桑树颠”相应。“衣食当须纪”，桑麻都是衣事，自然连类而及。种桑麻都辛苦，种麻尤其不易。《齐民要术》卷二《种麻》：“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地薄者粪之。耕不厌熟。”自注：“纵横七遍以上，则麻无叶也。”地要肥，不肥者要多施肥。又要勤耕，反复至少七遍。正文又云：“麻生数日中，常驱雀。布叶而锄。”看来麻的种植很是烦难艰苦，付出既多，看到近处的桑麻日渐长大，远方开荒的土地也日渐广大，不能不倍觉欢欣而相对纵谈。
但为什么突然害怕霜霰来到，草木零落？如果理解成诗人在蓬勃生长的日子里忧心着秋冬，似乎跳跃稍大。而且桑树并非草本，秋悴春荣是常理，又何须担忧。可惜注家因为这两句诗清通如话，都不愿辞费，这个疑问一直悬而未决。其实陶公所担忧的，并不是循环的四时荣枯，而是非时的风霜雪雨。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所言：“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又《仲夏纪》：“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行秋令则草木零落。”这里描述的春夏所行的秋令、冬令，就是指这种极端的灾害天气。这类天气并不罕见，正史《五行志》中保存了相当多的记录。这里从《宋书·五行志》中摘录在南方，尤其是在东晋发生的部分非时霜霰记录，以见业农之艰难：
吴孙权嘉禾三年九月朔，陨霜伤谷。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陨霜。
（晋元帝）太兴三年三月，海盐郡雨雹。
（晋明帝）太宁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陨霜；四月，大雨雹。
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四月己酉，雨雹。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
晋安帝义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
义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数寸。
以上记录中，雨雹、陨霜、雨雪的时间，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有，此时“霜霰至”，动辄减产，重则绝收。即使没有霜霰，夏秋季节的“风雨纵横至”，也足可以造成“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后果。陶公的恐惧忧虑，是再真实不过的农家之忧。至于要否由此引申出人生之忧，那就尽可让读者发挥了。至少《命子》诗中所云：“福无虚至，祸亦易来。”深有此慨。
清代温汝能说：“‘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最中肯綮。土地静穆，深沉，恒长，许多农夫木讷，但说起庄稼，却能头头是道。听者有心，自能在朴拙言语中领略到土地与人生的经验与智慧。闲话农事，生命迁流在其中，人海沧桑在其外，哀乐相生，不淫不伤，最得隽永深味。顾随先生云：“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说得真好。
但王夫之《俟解》有云：“生汙世、处僻壤而又不免于贫贱，无高明俊伟之师友相与熏陶，抑不能不与恶俗人相见，其自处莫要于慎言。言之下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则将与俱化。如与仕者言则言迁除交结，与乡人言则言赋役狱讼，不知痛戒而习为固然，其迷失本心，难以救药矣。守口如瓶，莫此为至。吾所言非彼所欲闻，则量睛较雨，问山川，谈风物可尔。”陶公与农夫谈桑麻是否也如此？友人王顨庵先生曾对我说：“与野老实无可共语，以不愿与本阶级人往还，故云云。就其底里言之，仍是负气处。”看来骨鲠之士所见如此。陶渊明自然也是傲岸之人，二王之说，别有深味。
最后看看其三的首二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常常见人以此为例，来论证陶渊明的随性与懒散，可谓厚诬古人。其实邓小军教授早就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
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 2《大豆第六》引西汉汜胜之《汜胜之书》曰：“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大豆夏至后二十日尚可种，戴甲而生，用深耕。大豆须均而稀。”所谓“均而稀”，“均”指窝距均匀，“稀”即指行距较宽。为什么大豆种植行距要稀？这是因为大豆植株需要较大空间才能长得茂盛（四川方言叫“长得蓬起来”，“蓬”指枝叶充分展开），豆荚里的豆子才能长得饱满、硕大。所以，豆苗一时被草掩盖，是农田常事，没有关系，只要去锄草，就没有草了。如果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解释为陶渊明“疏于耕作”，这样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不太熟悉南方农村生活。（《古典诗歌注释与农村生活经验》，《晋阳学刊》，2010年第四期）
还可以补充一点。其一“开荒南野际”，其二“我土日已广”，所说的都是南山下这块地。除了邓文所引之外，《齐民要术》还说种豆“地不求熟”，也就是种豆与种麻正相反，新开荒的土地反倒更好。等种上几年豆子，新地变熟，可以再种其他农作物。新开辟的土地中杂草的残根和草籽本来就多，豆苗又行距稀疏，当然会造成“草盛豆苗稀”的景象。陶公自述勤苦垦荒的诗作，反而成了后人口中懒散的表征，以陶公的性格，他一定呵呵而笑，欣然领受这番“好意”吧。
《颜氏家训·涉务》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馀务乎？”颜之推批评南朝士大夫不知稼穑，落实到大小谢身上毫无问题，但要这样看陶渊明就不对了。陶公于田园是亲切的，他将心灵与理想寄寓其中，诗歌便真而有味。这样的诗歌需要读者有相应的知识，挑战读者心灵的深度，更需要读者有呼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