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谈·动漫与政治②｜《吹响！上低音号》与日本型组织秩序
【编者按】
本文是“扶桑谈·动漫与政治”系列的第二篇。京都动画出品的《吹响！上低音号》中吹奏乐部的人际关系，犹如能透过其看到大海的水滴，向我们展示了普遍存在于日本的学校社团、企业、政党等组织和团体中的秩序结构。而这种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秩序结构，或许是我们理解过去、当下，乃至未来日本的一个重要视角。
校园动画是日本动漫的一大类别，其中又有不少以社团活动为主题的作品。业界知名的京都动画公司就特别擅长此类题材，如《轻音少女》、《冰菓》、《free!》、《吹响！上低音号》等都以高中的各类学生社团为舞台，描绘了高中生们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当然，并非所有以高中的学生社团为舞台的作品都非常写实地描写社团活动，也有不少作品很少涉及正经的社团活动。而诸如《free!》、《吹响！上低音号》这类作品，则是比较写实地描写了主人公们参与社团活动的景象。这其中，《吹响！上低音号》中高中吹奏乐部是个人数众多的小社会，通过观察他们的社团活动能为我们提供观察日本社会的众多维度，不仅能了解日本高中社团活动本身，也能看到普通日本人的社会心理与维系日本各种组织有序运作的秩序规范。我们可以发现，《吹响！上低音号》中的北宇治高中吹奏乐部这个小小社团中人际关系的秩序结构普遍存在于全日本的学校社团、企业、政党等组织和团体中。而这种自历史传承而来的“很日本”的秩序结构，是我们理解过去、当下，乃至未来日本的一个重要视角。
前辈与后辈：学校社团中最基本的秩序
日本的学校和公司非常重视资历，哪怕仅仅比对方晚入学或晚进入公司一年，就是后辈（後輩），而先入学或先进公司的人则是前辈（先輩），前辈和后辈就构成了日本型组织中最基本的秩序结构。这并不仅仅是说校方或公司经营方喜欢论资排辈，而是整个学校、公司的所有学生和员工都自觉地按照这种秩序行事，因为要逆这种秩序而行就会引发很多摩擦，最终让自己在团队中的日子不好过，只有主动顺应这种秩序才是最“节能”的处世方式。
在这种秩序中，作为后辈尊重前辈是理所当然的，包揽打杂、跑腿等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吹响！上低音号》第2集中就提到，练习之前把课桌搬出音乐教室是一年级成员的工作，社团活动结束以后也是一年级成员负责把课桌搬回音乐教室。同理，如果是体育类社团，打扫体育馆和整理活动用具也都是一年级成员的分内事。而这正是日本学校社团中再普通不过的通行做法。例如，在以高水平行进演奏而闻名的京都橘高中（京都橘高等学校）的吹奏乐部，每当需要去操场彩排时，搬运和收拾沉重的打击乐器也都是一年级成员的工作。
在日本，不仅学校如此，公司也是如此。每到樱花季节，日本很多公司会按部门分别举行赏花会，名曰“赏花”，其实就是在公园的樱花树下铺开塑料布，大家一起吃喝、聊天、嬉笑、吐槽，比起赏花，更重要的是增进部门成员之间的感情。因为许多单位都开展赏花活动，好地方自然是特别抢手，每当此时，负责早早地去公园占据有利地形的总是部门中最晚入职的后辈们。
无论前辈还是后辈，没人认为这种做法有何不妥。前辈认为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是在锻炼新人的意志力，帮助新人尽快融入社团或部门，后辈自己也认为作为新来者，低调一些，多干些活是理所当然的。
正是通过从小到大的学校社团活动、公司任职等经历的不断实践与强化，使这种日本型组织秩序内化为绝大多数普通日本人的一种规范意识。这种秩序结构并不以新来者的能力如何而改变。在《吹响！上低音号》中，一年级的小号手高坂丽奈演奏水平高超，甚至远远超过三年级的小号声部首席，即使这样，无论她本人还是吹奏乐部里的前辈们，都不认为差遣打杂之类的事应该有什么区别对待。
后辈对前辈的尊重还体现在恭顺的态度上，即使遭到训斥或体罚也不能当面顶撞前辈。《吹响！上低音号》第7集中，在乐队校音时，女主角黄前久美子因为想心事没有演奏，立即被三年级的副部长质问道“你刚才吹了吗？为什么不吹？你不需要校音吗？”。这种质问虽然语气严厉，与现实中的社团相比已经算相当温和了，日本曾有电视节目对比赛前的京都橘高中吹奏乐部进行了跟踪拍摄，当一位一年级成员因为总是做不好一个动作而哭泣时，三年级的前辈马上斥责道“哭有用吗？你还有空哭吗？有哭的时间不能用在练习上吗？到底能不能继续练习？”。
在日本学校的社团中，尤其是常年晋级地区或全国比赛的体育类、艺术类社团中，前辈训斥甚至体罚后辈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前辈认为这是为了后辈能够长进而狠下心来磨炼后辈的意志，后辈在从小到大的社会顺应中也早已知道这时应有的态度，不会与前辈争论，而是用全身力气回答一声“是！”（はい！）。大多时候这种训斥或体罚的程度都是比较轻微的，就像前面那样斥责几句或罚跑几圈，但也有演变成语言暴力或身体暴力，给后辈造成心理阴影的情况，这时就会升级为社团内的校园欺凌。
日本型组织秩序是家族主义传统的延续
日本型组织的这种秩序结构类似于封建家长制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长辈有教导晚辈，使其成为合格的家族一员的责任，而小辈则应尊重长辈，包括承担家务和恭顺的态度。这种关系在日本型组织中如此普遍，以至于日语中有专用的词语，即先辈与后辈来表述这种关系，而在汉语中很难找到语感完全对应的词语，这也是之所以本文不把“后辈”翻译作中国化的“晚辈”的原因。
在日本，这种拟家族式的秩序结构几乎遍及所有组织，波及到社会、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
经济方面，除了前述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序列结构，在企业之间也存在这种家族式的序列关系。例如，日本大企业往往有相对固定的供应商，很多中小企业就是固定为某家大企业做配套谋生的，这种关系是通过常年的合作形成的，具有很强的惯性，不会因为些许成本变动和一些变故而轻易改变。
政治方面，日本政党内部常有众多由师出同门、政见相似或来自同一家乡的党员组成的派系，派系内部的后进党员受老党员关照和提携，也形成了类似学校社团内部前辈与后辈之间的秩序。
这种家族主义的秩序与日本古代的继承制和学徒制有关。在日本，无论是商人、地主，僧人、武士，还是手工业或艺术方面的传统技艺，都是以血缘为纽带在家族内部继承的，并且为了防止因家业越分越小而使家族走向衰落，日本传统的继承方式是长子继承制。
举例来说，如果某日式插花流派的长子继承家业成为该流派掌门人以后，其家族就成为该流派的本家（即宗家），而其他没有继承家业的兄弟姐妹及其家族就成为所谓的分家。本家的家长在分家成员面前的威严比之学校社团内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也会出现本家家业无人继承的情况，这时往往会优先从分家招女婿或过继养子，再不然就从家族外部招女婿或过继养子，通过这种方式让家业传承下去。
日本政治人物圈子里也有类似情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分明姓“岸”，而岸信介的亲弟弟、安倍的外叔公佐藤荣作却姓“佐藤”，就是因为岸信介与佐藤荣作的父亲岸秀助被过继到佐藤家改了姓，而后岸信介作为佐藤家的次子，又被他的亲伯父招赘回到岸家的缘故。就这样，最初建立在血缘纽带上的家长制因维系家族传承的需要通过招女婿或过继养子而扩展到家族以外的人，这种关系被进一步模仿和适用到其他组织内部，就形成了我们所见的日本学校、公司、政党等内部的拟家族式的秩序结构。
日本型组织拟家族式秩序的利弊
如前所述，这种植根于日本传统的组织秩序在学校社团、公司、政党等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在不同情况下这种秩序的严格程度也不尽相同，表现出的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也因具体情况而异。
一般来说，在学校社团中，经常打入地区或全国比赛的强队，社团内的这种拟家族式的秩序比弱队要严格得多，体育类社团又比非体育类社团更加严格，因此日语中常把整天喊着“打入全国”的口号开展斯巴达式严格训练的社团称作“体育会系”社团，把忍受这种社团中严格训练的耐性称作“运动毅力”（スポーツ根性）。
这种日本型组织内部拟家族式的秩序结构，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体育会系”做派和“运动毅力”，其正面作用可以强化组织内部的团结，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增强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例如，在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中，日本企业的这种秩序结构就为企业的壮大和经济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从反面来看，它在维系组织传统的传承的同时，也使组织不易发生改变，容易陷入因循守旧，这也是日本社会总体不爱改变、恋旧的社会心理根源之一。
“传统”与“保守”有时只是一线之隔，当维持原样带来的是好结果的时候，人们往往就说这是“传统”，而当它带来不好的结果时，人们就会说这是“保守”。日本型组织的这种拟家族式秩序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是好是坏，也很难一概而论。如前所述，它有推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一面，但它同样有过被军国主义巧妙地动员用于战争的历史事实。
一旦这种拟家族式的秩序及支撑它的社会心理被极端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动员，其迸发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的殖民扩张中，这种拟家族式的秩序结构就被统治当局编造出的“万世一系”神话所动员，而日本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其实质是日本统治当局模仿日本型组织的家族式秩序编造出的一个覆盖全国的扩大化版本，即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日本所有国民归根到底都是以天皇家族为本家的各分家的成员，那么天皇就是日本人最大的家长，故此，加入或支持皇军出国为天皇打仗就是从“孝”的伦理推出的必然结论，不需任何其他理由来正当化。
得益于日本战后的改造，现如今，这种日本型组织秩序已经摆脱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动员，在日本社会的各种组织团体中发挥着维系日本社会传统和秩序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因为这种日本型组织秩序与战前的日本传统一脉相承，即使没有战争，也存在它有朝一日是否会在一定条件下被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所动员的担忧。对此，著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就在其作品《寻羊历险记》和《奇鸟行状录》中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担忧。2002年，在新潮文库的《边境·近境》一书中，村上在谈到为何要在《奇鸟行状录》中描写诺门罕战役时说道“因为，那场战争的始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太日本式了，太日本人式了”，“对于在日本这个封闭的组织中成为无名消耗品的人们，没有人承担责任，连教训也无人记得”。
可以说，村上所担忧的正是在这种责任和教训都含糊不清的情况下，从战前一脉相承的日本型组织秩序，有朝一日是否会被以国家的名义再次动员而发生伤害日本国民利益的事情。
（须军，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