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私立美术馆工作的年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文 | Tamia
在美术馆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见到偶像了！Charlotte 内心一阵雀跃。
她急忙掏出手机，偷偷拍下原研哉伸手去触摸喜玛拉雅中心外墙的一刻——这幢表面凹凸起伏、惹人眼球的巨型建筑，出自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之手，是上海浦东的一座文艺地标。
看到心中偶像如此细腻地感知着自己所在的美术馆，设计大师与建筑大师正“隔空”进行交流，她觉得十分感动。
长发，尖下巴，笑起来有梨涡和虎牙，Charlotte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嗲嗲的上海姑娘。时值2012年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设计的设计：原研哉中国展”，她刚刚进馆做设计实习生。
Charlotte 把手机递给一旁的小伙伴，兴奋地上前与原研哉合影留念。和许多文艺青年想象中的一样，在美术馆里常能近距离接触到各路国际艺术大咖——这是最初吸引她入行的原因。
半年后，媒体部恰好有空缺，Charlotte 便转正留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因为通常美术馆的正式编制名额很少；当年这类求职渠道又窄，招人多采用内推，最多只是在官网挂上部分招聘信息。
设计专业毕业的 Charlotte 是全年级唯一一个进到美术馆工作的。同学们多数去了设计或广告公司，当时工资普遍比她高上一两千元。
母亲在一开始十分反对她走这条路，在上一辈的观念中，美术馆就相当于图书馆，工作清闲但没有发展前景。而家里人大都在500强的外企工作，她似乎偏离了母亲设想中的商界女强人路线。
但是 Charlotte 坚持下来了，毕业后没再问家里要过钱。
美术馆里的工作，一般先由馆长和展览部去接洽新的展览。展览部是最核心的部门，负责与艺术家沟通，以及统领馆内各部门进行协作，开展前的布展阶段往往是最耗费心力的时刻。
公共教育部、媒体部属于支持部门，需要结合展览设计一系列的体验活动、宣传计划。开展后，公教活动一般会安排在周末，类型主要分为成人讲座、亲子工作坊和展览导览等，通过这些活动将艺术理念普及给公众。
绿子在上海近两年新兴的艺仓美术馆担任公共教育专员，负责活动策划与执行。黑框眼镜、长发披肩，绿子总是笑盈盈的，就像这个名字本身给人带来的感觉一样，她在工作和生活中充满着生命力。
从前期与嘉宾洽谈、编写活动推文、再到活动现场看公众的反馈，绿子很享受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各大美术馆、独立书店、艺术市集，在休息日她可以去这些地方暴走上一整天。就像其他女生看到包包会两眼发光，绿子说每当自己遇上喜欢的展览、活动时，就是这种感觉。
而许多合作嘉宾，就是她在业余参加文艺活动时结识而来。比如看到一个姑娘背的包好看，就上前搭讪：“这个包很不错，是你自己做的吗？”可能由此就促成了一场设计师分享会。对于真正热爱的工作，做到与生活相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在美术馆工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绿子顿了顿，然后说，好像心里有泉水流过。
Charlotte 所在的媒体部，则需要全程 stand by 来宣传展览——结合展品特性与时事热点定期撰写宣传文案、统筹开幕当天新闻发布会、以及与外界品牌合作举办推广活动等。她很享受这种“在场馆里的工作氛围”：有激情有活力，同事们会沉浸在工作中做好每个细节，那种团结奋战的感觉就像是一家人。
有一次 Charlotte 帮助设计部同事赶展览的项目，两人加班到凌晨三点。同事打算开车先送她回家。刚驶出车库，却发现是浓浓的大雾天，只得做罢。她们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办公室，把椅子拼一拼，躺下来眯一会儿。
她忽然想起有一位同事曾对她说：“我在这儿做的每个项目，就像是在看着自己孩子出生一样。”
追光灯中，舞步翩跹。Charlotte 穿着一席酒红色薄纱裙，在美术馆的展厅轻盈跃起。
工作一年后，她与十几个招募来的志愿者一起作为公众舞者参与了“美术馆剧场”项目。结合当时的荒木经惟摄影展内容，在展厅里上演了一出现代舞舞剧《无声之爱》。演出之前，她们在导师指导下，利用下班时间排练了将近三个礼拜，通宵了好几天，浑身都是淤青。
母亲带着好友来看女儿表演。当晚回家后，她对 Charlotte 说：“表演很不错，你们这些天的辛苦没有白费。”
近几年，在国内地产商、收藏家、金融公司几方力量的推动下，民营美术馆的创建热潮正方兴未艾。作为全国拥有美术馆最多的城市之一，截止2018年年底，上海美术馆数量已达89家，其中民营美术馆占到了四分之三。
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周末约去美术馆看个展，在朋友圈晒晒展览美照，已经成了和吃饭一样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然而选择去美术馆工作，却是一条鲜有人问津的道路。
高压、低薪？私立美术馆人的工作难题
“如果我关机，美术馆估计天要塌下来。”
在美术馆工作的十余年间，COCO 始终保持着24小时的开机状态——而这几乎是所有同事心照不宣的默认条件。
COCO 本名黄玥霖，曾担任喜玛拉雅美术馆展览部总监。她在2007年入职证大现代艺术馆（即今天的喜玛拉雅美术馆），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民营美术馆工作者。
对于展览部而言，展览开幕前往往是最紧张的阶段。有时通宵布展，遇上设备出了状况，即使凌晨三四点在家里接到电话，也得马上切换到工作模式。
在一个视频影像展的开幕前夜，线路在转接时突然出现问题。眼看天就快亮了，却有一大半屏幕没了信号。而 COCO 部门里的 IT 技术员不见了踪影，任凭她怎么打电话都不接，只得全馆集体出动找人。最终发现原来 IT 因为实在太困了，就趴在展厅的设备堆里睡着了。由于他穿着黑色衣服，不容易被看见。
当看到满屏的未接来电，他揉着惺忪的眼睛和 COCO 开玩笑说，在馆里工作一直单身，好久没有尝过这么被人需要的感觉了。
“你赶紧去和艺术家沟通吧。”COCO 压下了之前遍寻不着的火气，默默去楼下便利店买来一些红牛和咖啡。
这就是 COCO 他们的工作常态，她说同事之间互相调侃着，在美术馆工作简直需要“操着卖白粉的心”。
身在美术馆，常常会遇到一些“非常规”的工作挑战。比如上述的影像展对于 IT 技术员来说，意味着要手工连接300多米长的数据线，在之后布线时还得考虑如何将其安置在排风管等隐蔽角落。
“1800平米空间，布展周期一般只有10天。要做空间分割、墙面粉刷、安放和调试作品，还包括给处理突发情况预留的2天时间。但无论准备得再怎么充分，还是会忙到最后一刻。这就好像是一种魔咒。”
外人看到的大抵是美术馆里自带明星光环的艺术家，开幕式上灯光闪烁、觥筹交错的场面；而真正的展览核心成员，往往并不是那些忙于交际、到处合影的人——他们此刻肯定在处理着更为棘手的事情。
当 COCO 把一切处理妥当了，在开幕式结束后与晚宴开始前的一点点空档时间里，她会溜进此时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把高跟鞋脱掉，静静坐上一会儿。
在美术馆看似忙乱的工作状态背后，其实埋着这样的苦衷：通常艺术家的创意是无限的，美术馆的工作就是去落实这些“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创想，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就会碰到许多突发问题，多数情况下毫无前例可鉴。而给到的时间往往很短，员工人数又有限，这些客观条件都会增加工作挑战。
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似乎也导致了 Charlotte 提及的一个现象：在美术馆工作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女生，而女生一旦进入美术馆工作，可能就找不到男朋友了。除了工作忙没时间约会；还会被硬生生训练成“女汉子”性格——都学会自己搬大件东西了，没有了请男生帮忙的意识。
美术馆的员工一般家境都不差，Charlotte 回忆起大约 80% 的同事都有留学背景，“英语要好，也需要在国际语境下去探讨艺术。”然而这似乎又是个悖论——Charlotte 也见过好些在国外学习艺术的优秀小伙伴，回国来美术馆实习，却面临着没有机会转正的尴尬局面。
而相对的，美术馆的低薪似乎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根据公开的招聘信息显示，上海私立美术馆的基础岗位起薪普遍在五六千元左右，以去年市人社局公布的平均工资7832元作为参照，较低的薪资标准令求职者望而却步。对此，美术馆也有难言的苦衷。
首先，美术馆上千、上万平米的空间体量，意味着巨额的日常运营成本。据收藏家研究机构 Larry's list 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共同推出的《全球私人美术馆报告》统计，58%的私人美术馆每年的运营费用在25-100万美元之间；100-500万美元之间的占21%；500万美元以上的占11% ——上海的龙美术馆就位列其中。据公开资料显示，国内此类大型私立美术馆的年运营费用均在1000万元以上。
其次，上海民营美术馆的办展规模日趋与国际现象级艺术家接轨，对于动辄五位数至七位数一件的艺术品，运输费与保险金可能就高达上百万元，这两项大头可以占去展览总支出近一半。即便现今魔都的私立美术馆票价已高达100多元，对于馆方来说其实难以回本。而作为非盈利机构，美术馆即使在展览中产生盈余，也无法通过分红给到员工，只能用作下个展览的补贴。
除了大众意识中的票房收入，私人美术馆的收入来源其实可以细分为四种：创办机构或创办人的资金支持，门票、衍生品、餐饮一类的自创收入，赞助商，以及政府补贴。但在国内尚未完善的艺术生态链中，私立美术馆的资金来源大多依赖于第一项：创办方单方面持续不断的供给。作为烧钱的艺术事业，美术馆拿到的预算往往有限。
Coco 曾有一位非常赏识的男下属，工作两年后提出离职，准备跳槽去画廊。对方给到的底薪加销售提成大约是美术馆工资的两倍。而彼时 COCO 只能为助理申请到每月500元的加薪。男生如实相告，他和女友差不多该结婚了，需要钱。
当艺术进入他们的生活
晓静大学里读的是综合艺术教育专业，同学们毕业后大多数会去中小学做艺术老师。但她并不愿按部就班去体制里教书，总想着尝试一些不同的可能。
于是在毕业初期，晓静进入一家NGO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病房里的场景充满着瞬间性，这次你看见这个病人了，指不定下次他就不在了。”
在这些临终者中不乏世俗意义上功成名就的人，然而晓静最常听到的劝诫却是：“生命中应该多一点开心，去做想做的事，别到最后后悔”。这成了她日后的一条人生准则。
“很多人在工作几年后，热情就消耗光了。所以择业时得想清楚，你最想要投入的点在哪里。没有思考清楚的话，你的时间精力很快就过去了，而生命是不经花的。”
2013年，晓静应聘进入了彼时刚开馆的龙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入职后，她开启了“龙小美美育计划”，其中有一个培养青少年导览员的项目。
培训时，晓静允许孩子在展厅里随意走动，或是躺着听她讲课。除了教授基本的形体、演讲礼仪外，她不教统一的话术，鼓励孩子们放开讲，比如可以直接说觉得艺术品不好看，比如自行给抽象作品编童话故事。
她发现，这些习惯于常规课堂、标准答案的小朋友往往在一开始显得有点拘束，但会在这种“野生”教学下渐渐放开，回归到更接近他们原有的纯真状态。
而这样的影响是双向的。培训过后，当孩子们面对陌生的观众侃侃而谈，原本对当代的一些抽象作品不明所以的成年观众， 也从孩子童言无忌的讲解中，对眼前的艺术产生了意想之外的理解。
“原来我们忘记了这样的表达。”有观众这样和晓静感慨。
“我意识到这份工作可以帮别人去拨开一些什么，至少在美术馆里我们是可以坦诚相见的。”
美术馆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自我价值实现平台。晓静发现自己可以在这里去链接社会中的不同人群，探索教育无边的可能性。
一份工作可以对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2008年在她美术馆生涯初期，COCO 曾参与一个特殊的艺术项目“家庭美术馆”：由“乌托邦艺术小组”两位艺术家策划，公开招募志愿者家庭：参与家庭将被改造成美术馆举办展览，向公众开放一天。COCO 作为项目对接人，她的家成了这场实验的第一站。
彼时，在上海过了四年租房生活的她，刚刚和新婚丈夫在浦东购置了一套二手房，正式安了家。两人为了省钱没有装修，但其实心里对于房子里充斥的“他人痕迹”是排斥的，“总感觉是住在别人家”。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艺术家将展览主题定为“抹去·占有”——他们穿上警服装扮刑侦员，在屋内“采集”之前房客留下的指纹；然后用印泥制造出指纹图像，加上 COCO 的独白视频一起投影于墙上播放；更是请来了20多位阿姨和志愿者在开幕当天进行大扫除——以期通过这些夸张的方式帮助 COCO 从心理和物理层面抹去前人的痕迹，实现对房屋的真正占有。
当看到纱窗被阿姨卖力地从黑色洗出了绿色的本色，那一刻她真正有了做女主人的感觉。
“艺术这个东西，它不像在物质上给你点钱这么简单，而是一种触及内里的温暖。”
COCO 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眼里闪着灼人的光芒。一种理想主义的灼热扑面而来，极具感染力。这样的体会，在美术馆人的心中深有共鸣。
晓静认为，美术馆是一个有启示的地方，它存在于城市中有一定的必然性——让人在想要安静下来、好好思考的时候，有地方可去。在这个层面上，她甚至觉得美术馆和一些宗教殿堂的价值体现是相当的。
她在美术馆工作时，常常会去展厅里走走，观察参观者的状态：“看着他们在展品前走走停停、小声议论，我明白了他们是想来艺术中寻找一种感觉——不同于外界泛滥着的城市焦虑，来到美术馆里的人，会展现出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
那当人们走出美术馆的殿堂，回归到忙碌的生活中去，怎么办呢？
“美术馆的价值，并不是说你当下一定要在这里获得什么，不获得就不值这个票价。可能参观者在日后的哪一天经过某事触发，忽然想起几年前一个艺术作品给他带来的触动，那就是获益的时刻。”
留下，还是离开？
刘麟的发展轨迹很好地诠释了年轻人在美术馆里的晋升路线。
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喜玛拉雅美术馆，从公共教育部助理、副主任、主任一路晋升到了部门总监及馆长助理，平均每两三年升一次职。
然而随着职位的升高，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做总监时，大概80%都是行政工作。”
他想起之前策划过的许多公教项目：比如让公众在午夜“闯入”美术馆，引导他们结合展览创作出属于自己的行为艺术；招募社会上的各类弱势人群，来到美术馆创作有关“生命意义”的画作，并展出他们的作品等等。
刘麟发现自己最享受的，还是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活跃在第一线和公众交流。
在这一点上，COCO 也有着同感。作为展览部总监，接下来的晋升路径便指向馆长一职了，但这并不在她的职业规划之中。“美术馆馆长其实是一项高危职业。虽然拿着上百万的年薪，但风险是和薪水成正比的。他需要面对来自投资方、管理层和公众的压力。”
决定离职前不久，COCO 在体检中被查出三项致癌指标超标两项，医生亲自打来电话提醒她。
刘麟和 COCO 在2016年4月先后离开美术馆，一起创业做起了“刘老师家”品牌——他们开始与各大美术馆合作，为公众提供深度亲子看展服务。多年的共事经历使得两人很有默契，刘老师给孩子解说，COCO 则为家长提供导览；观展之后，还有配套工作坊。
创业中自然少不了挑战。比如，在踏出象牙塔的第一时间，就领受了商界的危险重重：他们发现管理微店事务的合伙人涉嫌挪用公款。比如，原本想象中晒晒太阳、喝喝下午茶的自由职业生涯，在没有助理、事无巨细都得自己干的实际情况下越过越忙。
好在精神压力小了，做事也有了更多自己可以掌控的空间。
虽然现在的收入不稳定，可能只比“以前做总监时的打车费”多一点，还会被父母误以为是“没有正当工作”，但他们却乐于站在第一线把艺术分享给公众——
当看到人们顿悟 “哦原来是这样！”两个人找回了刚开始工作时的激情。
和身处管理层 “阅尽千帆”，通过创业摆脱“中年危机”的状态不同；Charlotte 在美术馆工作两年后，抱着“去看看世界”的心情跃跃欲试，先是跨界进入时尚圈当起了新媒体编辑，之后又去英国度过一年间隔年。2017年，Charlotte 选择加入一家初创的艺术公司“Artree”。
由于积累了一定的艺术家、媒体资源，Charlotte 开始策划小型展览，运作商业项目。对她而言，在 Artree 的工作比美术馆更具有挑战性：为了平衡办展支出，Charlotte 需要想办法通过经营酒店项目、与品牌跨界合作、出租场地等来实现营收。陪伴创业公司从零做起，她也经历了一层蜕变。
在艺术行业从业近5年，Charlotte 不时还会困惑着是否要转行。去年她曾尝试去商业地产公司，本想着整合艺术资源去其他行业做一些更好的案例，却失望地发现公司同事思维方式比较单一。她发现如今很多商业地产商倾向通过艺术来提升品牌价值，其中有些敢于尝新，却也有些还游历于不上不下的境地。
在 Charlotte 看来，相比商业圈，艺术圈更单纯、更用心在做事。而这令她着迷。
离开象牙塔后，无论是选择自主创业，还是辗转于不同类型的艺术机构，美术馆人似乎都割舍不下对于这个行业的最初情怀。
晓静在微信语音那头和我说再见，十二小时时差之外的纽约已是深夜。
五年前，晓静在龙美术馆的展厅里遇见了现在的丈夫。一年前，她决定陪伴丈夫去纽约读研。在起飞去纽约的前一天，她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刚刚过完了最后一个工作日。那天，晓静在朋友圈中写到自己又一次毕业了：
“工作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指引我们成为真实灵魂的那座灯塔。”
再过半个月，她就要当妈妈了。是时候开启新的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