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自述：身为总统的最后一天
编者按：奥朗德作为社会党候选人，在左翼沉寂17年之后，于2012年当选法国总统。在他执政时期，法国遭遇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恐怖袭击事件、难民移民涌入欧洲的多重冲击，政治形势波动，经济复苏乏力，社会风潮频发。面对艰难的执政形势，奥朗德克服左翼内部掣肘，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维护稳定等方面努力作为，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奥朗德离开爱丽舍宫后，在最新自传《权力的教训》中首次讲述其任期内的重大内政和外交事务的台前幕后故事，包括他在重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采取的措施和结果，以及他从这段独特的经历中总结出的人文和政治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关于执政和处理国家事务的经验和心得，关于重大国际议程的决策和推进过程，关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他在书中既描写了公职活动，也记录了个人感情生活，还有自己的遗憾和希冀。
这是我在爱丽舍宫的最后一天。
从早上开始，这栋安静的大宅就奇怪地嘈杂了起来。匆匆的脚步声、院子里的车辆声、锤子的敲击声在楼宇之间回响。这并不是有人在砍伐橡木为赫拉克勒斯搭建自焚柴堆，而是在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就职搭建白木的高台。
与往常一样，我无须借助闹钟便在早上6点准时起床。清晨的亮光已经透过了房间的百叶窗。
早上7点，我最后一次穿过连接着私人房间和我在二楼的办公室的白色小走廊。在5年任期内，我在这个走廊来来回回地不知走过多少次。走廊里装点着奥迪隆·雷东的花卉组合画，雷东是一位19世纪的象征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这些画布上，既没有月桂，也不见菊花……
我经过王后浴室，那里摆放着被雕花木质屏风遮掩的浴缸。接着又经过了角房，它朝向花园，是爱丽舍宫最美的房间，助理称之为“让人疯狂的办公室”。因为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人距离我的办公室仅有几步之遥，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具备了非凡的权力。自从上一位使用者离开后，这间房子就一直闲置着，只用来举办一些小型会议。随后，我穿过我的秘书们所在的大厅，她们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最后我走进我的办公室，它超乎寻常地整洁有序。我带来的书籍和个人物品已经被搬走了，只有几个文件夹摆在办公桌上。
这就是法国的断裂点：总统统治至最后一秒，而后将权力交给即刻履新的继任者。我签署着最后的政令和任命书，一边翻阅着我要求起草的报告一边想：它们明天还有用。我礼貌地回绝了让·端木松[1]的提议，他想和我在这最后一天约谈。正如他以前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做的一样，这样一次会晤，会使他作为即将卸任总统的享有特权的知己地位得到强化。
早上8点，我接待着最为亲近的助手们，向他们道别——笑声和泪水，拥抱和道谢。我难以掩饰那些用逗乐来尽量避免引发怀旧情绪的话语背后的情感。人们有时指责我爱开玩笑，但他们错了。幽默并非逃避，它就像盐之于日常生活，尤其能让生活的悲欢离合不再那么残酷。
我向这些助手致谢。他们的才能与练达，日复一日地保障着总统府的和谐运作。然后，我照例应他们的要求，和传令官、消防队员、秘书以及侍从官合影。我即将离去，但他们将留下来，继续保障权力在日常组织中的连贯性。他们绝对谨慎，从未对我讲过有关我的前任的一个字。他们手势笃定，清楚形势，在人员管理上细致入微。他们对候见的来访者无所不知：谁该从这扇门或那扇门通过，谁该享受这样或那样的礼遇 —— 他们的警觉令我难忘。
上午10点，我一人独处——如同我这5年来常常经历的那样。事实上，这样的孤独源自体制：在责任序位方面，无人在我之上。那些争辩最为激烈的劝告、意见和建议，都要由国家元首做出最后的抉择。在涉及实施敏感改革、应对危机或拯救士兵性命等问题上，当研究、讨论之后，所有人都会转向我，想听到我说“是”或“不”。这5年中的一切决定都是由我做出的。成也好、败也罢，振兴也好、错失机遇也罢，重任都压在我身上。在这间装饰了过多金色、踢脚线已磨损的房间里，在这些装饰给人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之下，在花园里的树木轻轻摇曳之际，我最后一次直面自己。
也就是说，我要审视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宽容自己的习惯。我几乎从不沾沾自喜，有人也就此指责过我。然而，我知道要跟我的继任者说些什么。事实就摆在那儿，不言而喻。5年前，法国遭遇投机和衰退危机，由于赤字和竞争力不足而在欧盟中落后。今天，振兴的基础已经巩固，法国再次受到了尊重。这是以放弃我们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吗？绝对不是。我忠于自己毕生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承诺，促进了法国社会现代化，改善了民主，并推行了多项社会改革。未来除非出现反动的诉讼，否则既得权益应当不会丧失；除非自由主义妄想泛滥，否则新的再分配机制也不会受到质疑。
我为之付出过如此大的政治代价的努力都是必要的。倘若没有这番努力，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倘若没有这番努力，那我就是玩忽职守。正是因为这些努力，在天上没掉“馅饼”的5年任期结束时，在这个影响力按照市场份额和科技卓越程度衡量的全球化世界中，法国得以重新入局开牌。我并不指望还我以公道。政治生活就是这样的，即便你已离开它，它也不会对你宽容，或者说也不会真相大白。我只是希望法国人民理解，在我们国家面临多种考验时，在法国冒着风险、为保障自身及他国安全而多次对外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时，我们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行使权力的情况。
在我身后，端放在壁炉上的精美时钟微妙地向我提醒着日程，再过一刻钟，我就要下去迎接我的继任者了。于是我给自己布置了最后一项任务。在经历了苦难的5年以后，我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在法国这个既肩负着世界使命，又受到国内各种狂热支配的国家，总统意味着什么？如何使那些既想要权威又不想出让权利和自由的法国人达成妥协？如何按照职位要求的高度行使权力，同时又一如我心目中总统与公民的关系那样保持人道和质朴的特性？如何与民众建立适度的距离？奇闻八卦和“宫廷”流言带来了政治透明的错觉，人们以为了解权力的一切。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无法分辨重要消息。在事件接踵而至时，人们忘记了其中的利害、挑战和惨痛，而这些才是人民的政府关注的核心。
就在那天，在我离开这个重大决策场所之前所做的最后的独白中，我决定要为这5年任期做个见证。这不是为了给自己辩白，也不是为我的任职总结辩护。假以时日，功过自会昭然。这是做一件具有公民意义的工作。我曾经想做一个“平凡的总统”，以更好地承担一项不平凡的使命：在陷阱密布的危险世界中为法国引领方向，在岌岌可危之时做出决策。如今，我想要传承。我希望公民理解他们选择的、指引他们前行的这个人的成功和缺憾、欢乐和痛苦、抱负和失意。我希望为法国人民总结出“权力的教训”。
我也想为了未来而对左翼讲话。进步阵营不应在令人厌烦的治理挑战面前有所犹豫。除非是要隐遁在幻想中，或是满足于只说不做。毫无疑问，这是唯一不会被解职的差事。左派每次在以大局利益之名承担艰难选择时，应该摒弃颇受指责、反反复复的疑虑。左派不应在指责自己背叛的责问者面前低头。这些责问者借口称左派不应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就把成果归还给金融资本。更有甚者指责左派以就业的名义寻求妥协，并做出退让。左派在其内部并非只有朋友，这是它的问题所在。它受到的指控总来自内部。这些人总以先知先觉的名义攻击左派，而不是与左派一道攀登险峰。这是致命的倾向。难道因为不能全面成功，就什么都不做了吗？倘若缺少“存在”这一首要属性，那么伟大的计划从何谈起？没有纲领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放弃，但缺乏行动的理想则等同于把自己的位置拱手让人。
上午11点，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听到有人宣布马克龙到达，我下楼在台阶上迎接他。他年轻、庄重、步伐缓慢，慢慢地穿过庭院，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一时刻。他快步登上分隔着我们的几步台阶，犹豫着要不要和我拥抱。他习惯于拥抱且做得熟练，但我总是感觉不安。我们热烈地握手，然后他随我来到他将使用5年的办公室。他因担任过我的顾问和部长而对这间办公室很熟悉。我还在我的位置时，他就已经进入他的位置了。我们平等相处，在这一个小时内，法国有两位总统。我相信自己没有弄错，或许可以说他体会到的快乐与感受到的尴尬同样多。他对什么事情有负疚感吗？犹如事物的秩序和人际关系已被颠覆。总之，无论是他还是我，5年前我们不会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共处一室。我尽力为他提供便利。毕竟我是离去者，而不是溃败者。我们没有在任何选举角逐和格斗中对立过，是我自己决定不竞选连任的。从政治角度看，我当时并不得势。但他凭着强大的勇气和更好的运气，势在必得。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老实说，我们在2017年5月7日之后就交谈过，外界无人知晓。权力的交接势必是短暂的，它持续了一个小时：在我们正式会晤之前，必须非正式地把小事处理完毕，以便把共和国传统规定的时间用于处理大事。于是，在第二轮投票后的第三天，我们在爱丽舍宫悄悄会面，以便讨论他当选后产生的政治形势。
那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反思总统竞选，那个时段已成为过去。我们讨论的是下一步。下一项议程是立法选举。在马克龙面前开启了两条道路。他可以像大多数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选择政治结盟，把不同政治力量团结在同一个政治纲领之上。依靠谈判达成的公约来进行联合，结盟的各党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牢固的基础。比如，联邦德国多年来就是这样治理的。长久以来，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德国人民对此从未抱怨过。我觉得这样的选择和马克龙本人在竞选中提出的理念相符合。由此看来，社会党对他而言是一个可能的盟友。随着交谈的深入，我明白他另有打算。共和国前进运动将在全国各地推出候选人参选。新总统指望借助总统选举效应来组建一个为自己效力的多数派，这个多数派将毫无阻力地支持他的改革。他不想同社会党和解，而想取而代之。在2012年进入爱丽舍宫加入我的工作班子之前，他曾是一名并购专家：他准备的行动不是联合，而是吞并。
他告诉我，他打算在马提尼翁府任命一位右派人士，并把一些杰出的反对派成员聚集在他身边：一个没有替代选择的政权。摆脱社会党之后，他想把最接近他的纲领的右派人士从其领导人那儿挖过来，从而解除右派“武装”。我提醒他注意：一个右派总理，即使再忠诚，也会不可避免地试图突出自己的存在，更何况根据体制建设习惯，总理是多数党的领袖。马克龙礼貌地表示，他收到了我友好的提醒。或许将来有一天，他会想起这次谈话。
但是其他问题才是重点，我们把这些重点列入权力转交的例行共和式会议中。重点当然是指法国的形势。马克龙最后一次坐在访客的扶手椅上，采取了克制姿态，甚至接近于谦逊。像所有前任一样，即将降临于其身的责任一定令他印象深刻。他认真倾听着我的分析。他了解这些，他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2012年，挑战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虚弱的法国必须恢复活力，以分阶段降低失业率，并重新引起欧洲的关注。2017年，这项任务即将完成，只需继续跟进并扩大战果。再分配也是如此。我想表达的是，要向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拥有特权的人进行再分配。新的挑战是国际性的。世界因恐怖主义之恶持续存在而剧变，即使“伊斯兰国”组织在特定的领地上不复存在，世界也同样因唐纳德·特朗普执政而受到摆布和支配，特朗普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与言语的挑衅性“相辅相成”。世界因英国脱欧而剧变，即使它首先给英国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世界因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取得的地位而剧变，俄罗斯闯入被美国的无常和西方的衰弱所打开的裂口中。世界因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及其背后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恶化而剧变，这个冲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开战争。世界因威权民主体制的强力崛起而剧变，这些体制为焦虑的人民提供了威权和民族主义荣耀的虚假保障。世界也因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民粹主义在东方和西方取得的成果而剧变，它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动荡和分裂。
但与之相悖的是，法国重新处在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在欧洲，德国也遇到了极端主义的冲击，它需要和法国一道重振欧盟，因为欧盟历来依赖于巴黎和柏林的良好协作。在世界上，人们期待着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法国继续坚持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继续同恐怖主义做斗争，继续实现非洲发展目标，维护非洲安全。这不仅仅依靠法国军队的勇气，法国重新找到了一边改革一边继续拓展的空间。在将它们置于保护和正义的特征之下的同时，法国也可以自我和解，击退民粹主义幽灵，重新开启进步征程，把各阶层人民再次联合起来。
新总统怎么会反驳这些分析呢？在法国重振的背景下问鼎总统宝座，这是莫大的责任，更是一次新的机遇。我感觉他相信自己的运气。他对自身能力充满信心，自信历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勇气是珍贵的法宝，但它从来都不应脱离理性。我记得在希腊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是法国经济部部长，他的同事米歇尔·萨潘在欧元集团会议中代表法国。马克龙给我打电话，自荐做调解人。他自认为能在德国和希腊之间达成协议，理由是他具备金融专业能力，并与希腊财政部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有良好的关系。我提醒他，即使私人关系在某些谈判中可以发挥作用，但如果涉及人民做出牺牲或者对债权人提出要求的议题，友情也只能让步。今天付诸实施的解决办法也是经过长达数月的努力才达成的。法国毫不松懈地为希腊辩护，这个友好但评价较差的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苛求下，在欧盟委员提出的强硬条件的压力下，差点儿牺牲。同样，长时间和特朗普握手也不足以说服特朗普批准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的第二天，我就意识到美国不会为保护地球而做出努力。特朗普曾用其一向不假思索的话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这一点。马克龙随后也会自认为能让美国改变立场。对他来说，只要有明确的意愿和足够的魅力，就可以成就一切。这是他的做事方式。他曾是我的顾问，可我不是他的顾问。
现在，他是总统，而我不是总统了。我只有一个愿望：看着他为国家建功立业。他想对特朗普、普京和我们的欧洲伙伴了解更多。我回答说，我很乐意告诉他，但不能再延长会见时间了：有人会猜测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或是猜测我们正在进行可疑的谋划。于是我们终止了谈话。我下楼走到庭院里准备离开，我希望这是一个简朴、友好的离别。我挥手向聚集在一起的助手打招呼，我害怕被他们的激动情绪淹没。我亲热地向他们致意，就像向法国人民致意一样。
紧接着我前往索尔费里诺大街，带着密特朗在其任期结束后造访的记忆，去接受社会党人的道别。随后我接受了还将继续担任几天总理的贝尔纳·卡泽纳夫的邀请，一起去巴黎九区一家名叫“红球”的餐馆吃饭。他之前跟我说他已经包下了餐厅，但餐馆老板走漏了消息。此老板以调料放得重的“古斯古斯”饭以及热情洋溢的待客态度而闻名。一切顺利，我非常满意。正在邻桌吃午餐的恩里科·马西亚斯 —— 这里的常客 —— 也走过来热情地向我们致意。2007年他在协和广场庆贺尼古拉·萨科齐当选总统。这次他又偶然地带着同样的微笑见证了我的离职。
这个巧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5年前，即2012年。当时我和萨科齐就像我刚刚和马克龙那样进行了交流，当然角色与现在相反。离任总统在我当选的当晚打电话道贺，说的都是在那番情景下轻易说不出口的话。但他找到了得体的说辞，提醒我说等待着我的任务艰巨而伟大，并立即表态，他可随时向我提供我需要的信息。接着，他同样邀请我参加2012年5月8日的庆典。他向我透露了想要中止政治生涯的想法。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更晚些时候，我认真听取了他为抚慰朋友的失望之情而在他们面前发表的得体讲话。但是我明白，对他而言，告别政治不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他忘记了他应说的台词。
2012年5月15日，我坐在他的面前。萨科齐一般在长沙发上接待访客，为对话者准备的是一张扶手椅。很快，在说了些客套话之后，离任总统提醒我注意无处不在的媒体，这些媒体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可能会威胁到总统履职。他抱怨媒体对待他的一些细节，对他私人生活无休止的侵犯，对他家庭的攻击以及在他任期内表现出的无端的恶意。“这是一个可怕的、无休止的过程，”他说道，“有损共和国形象。”现在来看，我必须承认，尽管他粗暴的言语令我惊讶，但他说的没错。后来我也经历了许多不快。然后他向我谈及欧元区的情况。“尽管风暴最猛烈的阶段已经过去，”他说道，“但是我们还远未到安全的时候。市场仍然躁动，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大国都陷入了困境。希腊已经无法达到要求。爱尔兰和葡萄牙也找不到新的融资。”我正在走入一片汹涌的大海。
5年后的今天，没有人再质疑欧元的坚挺，汇率一直在上涨，也没有一个国家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又开始增长。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如今它使我们继续前行。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萨科齐的敏捷反应在经济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得益于2012年尤其是欧洲银行业联盟做出的决定，也得益于确定建立公共账户的大方向，还有欧洲中央银行发挥的作用，今天才有可能深化欧元区改革。
与舆论想象的截然不同，卸任总统和其继任者之间的交谈几乎不涉及重大机密、核密码或敏感事务。我们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会向总统做汇报，无须通过最高层秘密会议来获知他们的行动。至于核武器，它的使用需要遵从总统和军队负责人之间的一套规定流程。这个流程在新总统当选几天后就会被告知。萨科齐在这次交谈中，坚持向我说明被关押在萨赫勒地区法国人质的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我回答他：我的主张是竭尽全力挽救生命，但对于那些绑架者提出的会损害我们利益的要求，我们不能屈服。我坚持了这一点。在我离开总统府时，还有一名法国女性被囚禁，她的家庭对此难以承受。但我们还是向被解救的同胞展现了政府机构的效率。
我们这次交流为双方“比武”画上了句号，我们在“比武”中都有损伤。总统竞选过程艰难，我想我和他的对话也令人痛苦。40分钟后，我再次陪着卸任总统走到爱丽舍宫门前的台阶上，而瓦莱丽·特里耶韦莱则引导着身旁的卡拉·布吕尼走到那里。她俩在我们会面期间也进行了友好交谈。同样，出于缩短权力交接时间的考虑，在萨科齐和他的妻子坐进车子驶上另一条命运之路的同时，我转身返回楼里。人们错误地把这种克制解读为有失高雅，其实，这只是一种谨小慎微。如果我表现得过于兴奋，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漫长的一天还在等待着我：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的就职仪式，赶赴香榭丽舍大街，与左翼历任总理共进午餐，出席巴黎市政厅招待会，开启此后法国总统5年任期的柏林之行。本届政府首任总理
让-马克·艾罗就我们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警示过我：平衡预算以及兑现对欧洲的承诺还有几十亿欧元的缺口。在这个分裂和不安的法国社会中，我接过了总统的职责。在总统竞选期间，穆罕默德·梅拉赫对无辜者的屠杀，使盘旋在我们头上的恐怖主义危险更加尖锐。我们的国家遭到打击，而这种打击还会再次发生。我们必须重建法国的地位，拯救欧元，恢复我们经济的活力，维护社会团结，坚持不懈地同失业这个毒瘤做斗争。在我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时，我对于等待着我、迫使我竭尽一切智慧和人格源泉的各种考验已经了然于心。淋着下个不停、迎接我任期第一天的雨，我明白：面对暴风雨，我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本文摘选自《权力的教训：法国前总统奥朗德自述》，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