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超: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多面的中东?

2019-07-13 09:30
北京

作者简介:郑东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

中东地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资源丰富、生活富足、金融发达、经济繁荣而又矛盾突出、冲突不断、混乱不堪、举步维艰。中东地区既是世界重要战略资源的产出地,又是世界大国角逐纷争的大舞台。中国必须审慎处理中东关系,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强调政治对话化解矛盾,主张平衡协调维护国家利益,在确保地区稳定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东地区位于三洲五海之地,亚非欧三洲在此交汇,红海、里海、黑海、地中海、阿拉伯海在此环绕。石油储备、产量和出口均位列世界第一,是世界能源的主要供应地区。中东地区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世界三大宗教的发祥地,在世界宗教史上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因此该地区兼具地缘、能源和宗教三重战略价值,是全球重要区域板块。中东不少国家是富油国,位居世界高收入国家之列。但也正是因为拥有多重战略价值,中东地区成为世界大国角逐的舞台,加上域内民族、教派、主权等问题交织叠加,呈现出动荡混乱的一面。本文尝试多维度、立体式勾勒中东全景,探究中东问题症结,总结我国中东政策。

中东地区的多面性与多元性

从国际媒体报道看,危机、内战、政变、恐袭,充斥着中东地区。但现实的中东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虽然有些国家混乱无序,但也有些国家繁荣稳定,有的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代表。我们应当站在更高的高度、以更大的视角来观察分析中东,认识了解中东。

政治制度呈现多元化特点。主要分四类:第一类是君主制国家,如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禁止政党存在,家族式统治特征明显。这些国家权力运作模式也不完全相同,比如沙特至今没有宪法,《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是国家执法的依据。第二类是神权国家,神权政治和世俗民主政治结合,如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就是最高实权拥有者,对内政外交拥有最终决策权。第三类是以西方政体为样板的国家,如土耳其,在建国伊始经过凯末尔改革,将宗教从政治中剔除,仿照西方模式,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以色列的政治体制则是完全按照西方样板构建的。第四类是政治转型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这些国家政治体制较为僵化,强人政治色彩浓厚,近年来正在进行体制性改造,僵化的政治体制有望实现新的突破。

经济发展呈两极分化态势。中东的富油国,凭借巨额石油收入,积累雄厚财富,成为世界富裕国家。如沙特,2018年GDP达到7825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2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3418美元。 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等国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丰厚,在中东经济中处于领头雁位置。土耳其是新兴国家代表,连续10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以色列凭借高科技优势,被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2018年以色列经济增速超过3%,人均收入达到4.16万美元。埃及和伊朗处于中东地区经济格局中间位置。阿拉伯之春后,埃及经济遭受重挫,近年来才开始逐渐恢复。塞西总统上台后,经济发展较快,2018年增速在6%以上,是中东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经济制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伊核协议签署后经济稍有起色,但因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制裁而重新陷入困境。处于中东经济末端的有也门、叙利亚等国,主要原因是持续战乱,缺少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成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

民族矛盾尖锐复杂。中东地区主要民族有五个,分别是阿拉伯、波斯、犹太、突厥和库尔德民族。其中,阿拉伯民族人口最多,超过4亿;波斯人和突厥人均超过5000万;库尔德人有3000万左右;犹太人约有600万。五大民族中,库尔德民族较为特殊,是唯一没有建立国家的民族,被称为“无国家民族”,散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一直争取建国,遭到所聚居国家的强烈反对。土耳其自建国始,将库尔德分离主义作为主要威胁予以打压。伊拉克北部建立了库尔德自治区,2018年还曾举行独立公投,但无果而终。中东域内还有两对民族矛盾较尖锐。一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两大民族均曾在中东地区创造过辉煌历史,民族自尊心很强。伊朗是波斯族聚集的国家,而沙特是阿拉伯民族的代表国家,至今两国在中东地区积怨较深,这与两大民族间历史和现实纠葛不无关系。另一对民族矛盾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两大民族长期存在隔阂,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5次战争,至今两大民族间的争端和冲突仍是中东地区难解的结。

宗教内部教派矛盾较深。中东国家除以色列外几乎都是伊斯兰国家,单一宗教信仰并未带来和平安定,教派冲突反倒成为主色调。逊尼派和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两大主要教派,两者虽同属伊斯兰教,但矛盾多分歧大。在中东地区,宗教对政治影响较大,教派矛盾分歧容易溢至政治领域。目前,中东地区以教派为线,形成了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阵营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两大阵营斗争激烈。

域内国家地缘政治博弈激烈。中东地区有沙特、埃及、土耳其、伊朗、以色列五个大国。在阿拉伯之春冲击下,埃及遭受重创,国力大损。在总统塞西领导下,埃及寻求再次复兴,恢复往日荣光,但尚需时日。其他四国相互关系较为复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色列与沙特、土耳其、伊朗存在原则性分歧。沙土伊三国反对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反对美国承认戈兰高地主权归属以色列。以色列与三国矛盾程度差异较大,与伊朗矛盾最深,双方互视对方为主要安全威胁。虽然以色列与沙特嫌隙较深,但近一两年出现融冰缓和迹象。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一波三折,趋向下滑。沙特和伊朗关系十分紧张,双方互视对方为主要威胁。

恐怖组织猖獗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中东地区是全球恐怖组织活跃的地区之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是中东地区主要恐怖组织,前者是中东地区老牌恐怖组织,后者是后起之秀,都曾经在中东地区掀起过血雨腥风,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对中东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两大恐怖组织先后式微,有的多年杳无踪影,有的从地上转入地下,但恐怖组织并未彻底湮灭,仍然是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重大威胁。

把脉中东问题症结

中东地区具有历史悠久、石油丰富、宗教文明的一面,也有恐袭频发、危机不断、治理无序的一面。了解中东问题的来龙去脉,把握中东问题产生的根源,对准确了解中东具有重要意义。

政教未能完全剥离。从世界历史维度看,政治和宗教是人类政治发展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欧洲的神权与王权斗争激烈,经过宗教改革后,宗教退出政治舞台,在教权和俗权的博弈中,世俗权力获得胜利,欧洲实现政教分离。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与政治相互融合,杂糅在一起。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中东地区开启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教成为中东地区重要政治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延续至今。无论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朗等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是土耳其、埃及等实行世俗化政治的国家,伊斯兰教对政治影响都很大,政治发展进程中带有浓厚宗教色彩,教派纷争和政治斗争掺杂交织。有分析认为,中东地区部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教派认同高于共同宗教认同,这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千百年来的痼疾,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

殖民影响仍未消失。在中东这块土地上,曾创造了人类伟大文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产生。中东地区还出现过庞大帝国。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作为中东地区势力代表开始衰落,在与欧洲国家博弈中频频失利,沦为所谓的“西亚病夫”,成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为瓜分中东势力范围,英法国家不顾中东国家民族、宗教、历史等因素,秘密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随意切分中东地区,人为制造国家,现在中东地区一些争端都可以从此找到源头。

外部势力加剧中东混乱。美国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几乎每届美国总统都要在中东地区挑起事端,从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到克林顿的沙漠之狐,再到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美国始终将维护本国利益置于首位,将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作为主要目标。目前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第一、利益优先,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单边退出伊核协议;组织中东盟国,组成反伊朗联盟;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主权归属以色列;筑牢中东盟国体系,保持中东地区可控混乱,向中东地区兜售更多武器。在处理地区问题上,美国不是劝和促谈,而是火上浇油。以零和博弈运筹中东“棋局”,拉一派,打一派,加剧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伊朗和沙特的矛盾,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使得中东地区陷入争斗的恶性循环。

发展滞后是中东混乱无序的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中东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财力雄厚,但仅是富裕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它们的军事、科技、政治实力相对有限,尚不具备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些国家过度依赖能源收入,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大,单一经济结构不具长期可持续性。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或屡受制裁,或内战不停,或危机不断,发展更为滞后。中东地区发展面临不少挑战。从内部看,中东国家普遍缺乏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如稳定的安全环境、良好的商业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开放包容的价值观。从宏观环境看,世界经济总体仍未从经济衰退中完全走出来,存在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还有如何对中东国家定位问题,中东不少国家未将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甚至以牺牲发展在开展地区博弈。发展路径不清晰,由于与西方国家发展存在代际差,中东国家从西方获取发展经验有限,自身发展也无成功之法,寻找正确发展路径成为中东国家亟须突破的瓶颈。困惑日积月累,发展赤字突显。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速度慢;民众生活水平低,就业率低;通货膨胀高,购买力弱,等等。社会混乱无序的状况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

中东地区在中国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东地区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地区,是我国能源重要来源地区,中国与中东国家间存在巨大利益互动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必须正确处理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间的关系,维护各自发展利益,促进中东安全稳定。 

坚持以政治对话解决地区争端,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不干涉内政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在中东地区同样如此。主张中东的问题由中东国家自己解决,域外国家要发挥劝和促谈作用,不要过度介入地区事务,增加争端复杂性。但不干涉内政并不等于放任不管,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上不推诿、不逃避,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在叙利亚、也门、伊朗核问题等方面,主张相关各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平衡照顾各方利益。

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基础,实行全方位平衡外交。不因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而有亲近远疏,也不因为教派、民族的不同,而分敌论友。中东国家矛盾纷繁复杂,尖锐激烈,中国在各方之间不选边站队,不靠近一方而疏远另一方,不拉帮结派也不划分势力范围,反对中东地区阵营化、同盟化,发展好与域内所有国家友好关系。主张在中东地区建立汇聚域内所有国家的综合、共同、包容的地区安全机制,而不是缺少任何一个国家的部分安全机制。反对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中东问题。在全方位平衡外交推动下,中国成为唯一与域内大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世界大国。

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深化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利益融合。发展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治标良方。中东地区囿于动荡不安,经济结构单一,发展潜力巨大,恐怖主义肆虐与发展赤字有直接联系。中国和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引领,激活中东地区亚非欧三大洲交汇的区位潜力,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缓解中东地区发展赤字。中东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截至今年4月,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黎巴嫩、沙特、巴林、伊朗、伊拉克、突尼斯、埃及等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与中东国家政策深入对接,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的“2030愿景”,与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约旦的“2025愿景”、阿尔及利亚的“2035愿景”、摩洛哥的“科技城建设计划”以及伊拉克的“157个重建重点计划”等对接成果逐渐显现。中国和中东国家逐渐形成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的合作格局。

以包容融合的理念,推进中国与中东文明互学互鉴。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地,有着色彩斑斓的文明和文化,中国拥有5000年的悠久文明史。中华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阿拉伯文明等各成体系、各具特色,同时都包含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中国支持中东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教的歧视和偏见,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倡导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

 

文章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id:qianxian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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