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再生|日本垃圾分类缘何而起

尤雾
2019-07-11 10:58
来源:澎湃新闻

当垃圾分类成为一桩具体的日常行为后,公众第一时间把目光转向日本。虽然垃圾分类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专利,不过出于中国游客对日本礼仪秩序的刻板印象,日本的垃圾分类自然成为首先拿来对比的对象。

论及原因,纠葛甚多。一方面,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分类”传统,也就是对仪式、等级的天然重视。另一方面,日本自古对“清洁”或“净化”极其重视。日本很容易给人留下“干净”的印象。从日本人好洗澡的习惯,甚至将泡汤拓展为特有的旅游项目中,就可见一斑,况且一系列文学和绘画的传统作品,都表现了日本人对日常环境的特别关心,也令人联想起垃圾处理和清洁文化之间的一些的联。

不过,就具体的垃圾分类来说,其渊源还是和二战以后的一系列文化转变有关。战败后,日本经历了从美占时代到五五年体制建立,再到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和一系列激进民主运动。正是在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和激进化进程中,环保诉求日益延伸到日常垃圾领域,直到垃圾分类制度形成。

可以说,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产生于其独特的历史进程之中。只有在日本社会的专门土壤中,才诞生出日本式垃圾分类行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对日本的垃圾分类,将其放置于整体的日本现代历史中,才能真正理解。

历史是一连串事件的因果链条,垃圾分类的故事要从日本战后建立的“五五年体制”开始。当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于1952年撤离日本后,日本社会的政党政治迅速建立,并且形成了以自由党和民主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在选举中占据优势一举夺魁。从此,自民党连续主导日本政局长达38年,过程中看似多党派竞争,实际是自民党独大,其余党派难以撼动其龙头之位。这样的政党格局及后来所形成的经济局面,史称“五五年体制”。

“五五年体制”确立后的基本结果,就是日美同盟的牢不可破,同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之相伴的,也包括日本国内抗议之声越来越大,民众的民主诉求日趋激进化。经济腾飞和民主浪潮,是日本社会在1955年后的两个主要声音,也是对当时的市民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两个侧面。

经济腾飞最直接的影响,是日常生活的全面西化。不仅是在风格上模仿西方,而且伴随着日常生活在现代技术层面的全面革新。举例来说,传统的柴炭式厨房逐渐被煤气灶取代,后来又变成了电气灶。这些技术方面的改变,带来的是一个新的“现代主妇阶层”,比她们的先辈们在劳动上更轻松,观念上也更现代,因而有更多时间参与到外界社会的现实中去。

1964年,日本东京奥运会的召开,被视为日本五五年体制的重要成功标志,也被视为日本走出战后阴影,重回国际社会的重要表达。日本人突然意识到,本国不再是国际社会上的丑小鸭,已经脱胎换骨成为天鹅之子(《成长中的日本经济》下村治)。

对一般市民来说,经济的腾飞刺激到了每个人的工作欲望。这个年代成了昭和日本记忆中的黄金年代,半藤一利在《昭和史》中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发端,真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市民找到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日常生活形态,也逐渐具备了不同于往日的现代生活理念。

而五五年体制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民主声浪。严格来说,这场声浪到今天依旧在发出强大的声音。一系列针对五五年体制的抗议运动,进一步激发了一系列民间运动。来自学校的大学生和基层劳工的工会组织,在运动过程中逐渐成熟。同时,1960年代的民间运动在国际上形成了全面的合唱之声,和青年亚文化兴起、反战运动等并行而出。这场越发激进的民间抗议风潮,也影响了各地民众集团化的形成。人们追随各自的诉求,形成了不同的诉求团体,同样以民主运动的方式,参与到整体日本社会政治中,其中也包括民间的环保组织。

可以说,1960年代的日本民众,一方面沉溺在经济腾飞的强大快感中,也以一种积极而激进的态度参与到公众生活里。民间的环保声浪不仅是一种抽象诉求,也成为对日常生活的直接介入方式。更何况,经济的腾飞所付出的代价包括在环境方面的损害,而这些损害直接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

从1950年代开始,一些地方就陆续出现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其中比较严重的包括发端于熊本的水俣病(水银中毒)、发端于富山的痛痛病(镉中毒)、发端于三重的哮喘,由于水俣病发生在水俣市和新潟市两地,所以统称为“四大公害”。

在1960、70年代,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所采用的抗议方式,和民主抗议或反战运动类似,而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市民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日常生活领域,由于主妇阶层已具备了非常现代的介入意识,也开始以日常改善的方式表达对环保的诉求。

这些诉求指向产品的生产方,包括了呼吁消费者运动以及抵制不良商品等方面,同时也含有对垃圾循环利用的倡议。五十岚晓郎在《日本政治论》中提到:“垃圾处理问题更加积极的解决办法是循环利用。为实现循环利用,地方自治体和地区的自治会在承担处理废弃物的同时,主张循环利用的市民运动也必须不断追究制造方的责任。”

大约从这个阶段起,日本的环境保护——或者具体为垃圾的循环利用制度,成为了政府和民间组织互动的过程。1970年实施《废弃物处理法》,开始正式处理垃圾问题,区分了日常垃圾和工业垃圾。表面上看,对民众和政府的良性互动和环境保护本身而言,这些都是推进性的措施。

可也别忘了,尽管日本在1970年后经济发展速度趋于缓和,但环境污染依旧在继续,并没有减缓的趋势。可以说,一边在积极环保,另一边在积极污染,反而构成了某种很现代的“共谋”。

戈登在《日本的起起落落》中这样写道:“当工业毫无节制地扩张,有时甚至不计后果,空气与用水质量自然会急剧恶化。环境受损的代价,又或工人与居民的健康受害,乍看似无关轻重。它对生产者无直接关联,政府亦不需马上付出代价,欣欣向荣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损。事实上,假如环境受损,反而会刺激经济活动,如建造滤水厂或送污染受害者到医院治疗,这些产品与服务又会被看做’不断增长’经济的一部分。”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泡沫经济年代,甚至可以说持续至今。其结果究竟如何,始终在争议之中,是一个远未有答案的问题。

1997年,日本推行《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成为了外国游客对日本“垃圾分类”最直观的表达。不过,对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来说,可以说是环保问题、民主政治问题,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形态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日常美学问题。

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背后是日本半个世纪的社会经济进程。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问题。只有在日本的具体社会变化中,才能看到其具有特色的垃圾分类和环保活动的独特性。

(作者系日本文化研究者,曾访学于大阪大学。)

    责任编辑: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