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巴尔加斯·略萨：“但愿我们在北京相见”
尹承东
巴尔加斯·略萨又背转身来对我补充说：“请转告中国的翻译家和广大读者，我真诚地感谢他们。我一有机会就去中国，亲眼看看东方的这个神秘世界。但愿我们在北京相见。”
“尹先生，您来波哥大后见了那么多哥伦比亚作家，甚至连我们作协的正副主席都接见了您，这几天巴尔加斯·略萨先生正在波哥大，您为什么不去见一见？”
巴尔加斯到波哥大的消息我已在报上看到了，起初也有去见一见他的想法，但后来据他的邀请人国家图书馆馆长路易斯先生告诉我，巴尔加斯除参加他的新作《迈塔的故事》发行仪式外，还安排了到大学演讲、拜会《时代报》负责人、与文学界名人座谈等一系列活动， 非常忙，便打消了这个念头。露丝女士这么一说，我的心又动了起来。 我想，巴尔加斯是同博尔赫斯、 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鲁尔弗、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等人齐名的作家，而且，我同别人合译过他的作品，在进修期间又进一步了解了他在拉美文坛及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同他的会见的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但我还是对露丝女士说：
“他来波哥大只几天，日程一定很紧，还是不去打扰吧！”
露丝听了我的话不以为然，坚持说：
“呵！听说有个中国翻译家在波哥大，说不定他巴尔加斯·略萨很想见见哩！即使再忙，他也会想到在南美见到从数万里之外来的中国翻译家又谈何容易！”
法比奥先生也在一旁打趣说，“露丝是个女强人，她要办的事一定能办到。”
于是我们决定试试看。
下午我们一回到我的寓所，露丝便兴致勃勃地打电话给巴尔加斯的接待人路易斯先生，路易斯先生听了很高兴，不但把巴尔加斯住处的电话告诉给露丝，还向她保证说：“我至少可以让尹先生在一次讲演会上见到他。”
露丝女士往巴尔加斯下榻的德根达玛大饭店打去了电话，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冷冰冰的，“巴尔加斯先生已疲惫不堪，不拟接待任何来访者。”
我主张算了，不必勉强，可露丝和法比奥先生都不甘心，说：“不行，可能话没传好，您写个条子我们送去，看他见到您的亲笔字愿见不愿见。”
巴雷拉夫妇拿上这封简函高高兴兴地去了。我跑了一天已十分疲倦，即回到卧室去休息。但刚躺下不到二十分钟，电话丁零零响了。 我拿起听筒，一个深沉而激动的声音传来：
“您是尹承东先生吗？”
“是的。”
“啊，真高兴，我是巴尔加斯·略萨！”
“啊，巴尔加斯·略萨先生，真想不到您这么快就打来了电话！”
“我拿到您的信才一分钟，刚才秘书没有把话讲清楚，抱歉，抱歉！”
“那么我们能见一见吗？听说您已很累了。”
“哈哈，在这儿能见到我的作品的中译者实在难得！想不到，想不到。看到您的信我的劳累一下子全消失了，无论如何我们得见一见！”
我告诉巴尔加斯·略萨请他安排时间，他说从当时起到第二天中午，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除会议、会见外还有几篇急稿要发，一分钟也难以抽出，希望我第二天中午到饭店去，他将乘下午三点的飞机离开波哥大。
当我把这一消息打电话告诉露丝女士时，她哈哈大笑着诙谐地说："您看，我说对了吧，他懂得在拉丁美洲见到中国的翻译家比见到他巴尔加斯·略萨还难。”
不过，第二天当巴雷拉夫妇开车接我去德根达玛大饭店时，路上我们都估计这次会见很可能是礼节性的，三五分钟而已。
我们到达饭店十五分钟后，巴尔加斯从街上匆匆赶回，没上楼回卧室就径直笑眯眯地向我们走来，并一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一刻钟。”他是那样的平易近人，看不出一点所谓名人的架子。 他跟我一见如故，我们一下子成了大厅里所有人注意的目标，甚至连侍者都凑过来“看热闹”。有些人则“趁火打劫”，拉我们跟他们照相， 或递过笔记本请签字。
他举起手中的可口可乐建议为中国和拉美人民的友谊干杯，并兴奋地表示说：“我希望有机会去中国。我很愿意去。我知道那个世界——尤其现在——十分有意思。我知道，中国目前进行的事业很有意义。我真想有机会去中国实地看看那儿发生的事情。”
我先请他谈一谈他的新作《迈塔的故事》。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问我道：“这部书有可能译成中文吗？”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后，他满意地接下去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以事实为根据的小说。 1962年秘鲁豪乌哈镇发生过一次暴动。参加暴动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两个成年人和一些还是孩子的年青人。那次事件只持续了几个小时，看上去象是一次十分可笑的冒险。我听到这次事件的消息时正住在欧洲。这个事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来覆去，以致发展到想以它为主题写一部小说。这就是这部小说的缘起。后来，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国如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有流血的，也有较为和平一些的。总之，我掌握了这些材料。对于我，这些材料可以说是我小说的素材。”
“这部小说将根据一个叫弗洛拉·特里斯坦的人物的真实而有趣的故事写成。弗洛拉·特里斯坦是波冈的祖母，虽然她出生在法国，但同秘鲁有联系。她的父亲是个秘鲁人，一个秘鲁将军。她很受人尊敬。她是世界妇女运动的先驱，因为她关心妇女的处境，发起了妇女运动，控诉对妇女的压迫。她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她写过有关女工情况的书。她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十分难以理解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情况一直使我着迷。我一向主张自由地写作，将人物放到他所属的时代中去描写。这就是目前我对此书的设想。”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这本书的名字。他说他还没有为这本书起名字，并说给书取名字一向是作者最费脑筋的事，他的书一般总是在最后才确定名字的，他总要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思考，斟酌再三，一开始就确定书名的情况极少，只有一本书是他先有题目后写的，这就是《青楼》。
我问巴尔加斯先生他认为哪一部是他最好的作品，他沉吟了片刻说：“这很难回答。就像有人要求一个做父亲的在自己的儿女中挑选最喜欢哪一个，最满意哪一个一样。很难挑出哪一个是最好的。一向如此。不过，要是从我耗费的时间、所作的努力、所伤的脑筋这些方面来判断，那么我说要数《世界末日之战》了。这部小说用去我四年的光阴和劳动。这是我觉得最难写的一部书，因为它不仅涉及秘鲁， 还涉及其他国家，其他人，其他时代。我得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付出巨大心血。但与此同时，这一主题本身使我入迷，因而也可以说它是我所写的小说中最有激情的一部了。”
巴尔加斯先生问我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我告诉他，他的作品我都喜欢，但喜欢的角度不同。说到我为什么喜欢《城市与狗》时，露丝女士插了进来，她拿出一本已经很旧了的《城市与狗》让作者签字留念，她说这本书她已读了十年，不知读了多少遍。同时她还问作家这部小说中是否有萨特的影响。作家回答说，就他本人觉察到的而言， 给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最深的恐怕要算十九世纪的小说了。十九世纪许多作家的作品他一读再读，而且尽量汲取。他确认那些作家对他是有影响的。还有现代作家对他也有影响，像福克纳对他影响就很大。有一段时间，萨特及其思想对他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还是学生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城市与狗》中确实存在这一影响。
我请巴尔加斯先生谈谈秘鲁文学。他说：
“秘鲁文学是十分丰富的文学，有它十分重要的小说家和诗人。我们秘鲁有许多伟大的诗人，其中一个我认为是我们西班牙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这就是塞萨尔·巴列霍。我不知他的诗是否有中译本。他是个伟大的诗人，对我们的现代诗歌有很大影响。我国还有许多优秀短篇小说家，像何塞·玛丽娅·阿格达斯。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还有幸熟悉秘鲁的两种文化世界，一是印第安—克丘亚文化世界，一是西班牙也即西方文化世界。在他的著作中，整个世界、世界上各种纷杂的关系都有体现。我十分尊敬这位作家。当然，秘鲁还有其他许多作家，譬如，还有不少青年作家。特别是现在，像阿隆索·奎多、吉列尔莫·莫内拉·古斯曼等人，这些作家都十分年轻，但他们却已写出风格十分新颖，内容又十分丰富的作品。”
当我提起1983年在西班牙因飞机失事逝世的著名秘鲁作家曼努埃尔·斯科萨时，巴尔加斯先生皱了皱眉头十分痛惜地说：
“真是一场灾难。飞机失事葬送了我们这位天才。他正处在创作的极盛时期。他以写诗开始写作生涯，最初写随笔，但主要写诗歌。后来到了成熟阶段，即弃诗从事短篇小说创作。他创作了在文学史上有很大反响的四部曲，有许多颇具想像的讽刺作品，反映秘鲁中部地区生活。”
当我告诉他有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在考虑把《秘鲁传说》一书全部译成中文时，他立即又从痛惜转向兴奋，说：
“这是个非常好的设想。里卡多·帕尔玛是个伟人。他创立了一种文学体裁，这就是传说。这是一种介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体裁。这本书中的故事都不长，都有历史缘由，都有事实根据，而且总的都富有抒情格调。诙谐而有见地，与真实有联系，还有许多幻想。我认为传说就像壁画艺术，就像巨幅壁画，展现出殖民时代及殖民时代以前的生活画面；然而又不是一幅一般的历史画卷，而是一幅文学性的历史画卷。其中，对历史场面的描绘充满了传奇、幻想的情调；有幻想，有想像。这就使得作品本身色彩斑斓，妙趣横生。我认为阅读传说是了解秘鲁过去的极好方式。通过里卡多·帕尔玛的传说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还谈了拉美文学的主要创作倾向问题，魔幻现实主义问题，暴力文学问题，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哪位拉美作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问题，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问题。这位博学的、头脑机敏的小说家，对我提出的问题都从容不迫地一一作了回答，兴致高极了。当他想到看表时，时针已指到一点一刻。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地说：“噢，对不起，我真想再谈几个小时，可我还未吃午饭，箱子也没有收拾，两点钟我就要赶往机场了。抱歉，抱歉！”
巴尔加斯起身同我告别。最后他恋恋不舍地说：“希望您到秘鲁来，希望中国有许多拉美翻译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到秘鲁来。我愿意通过您告诉中国读者，能在中国出我的书，并有众多读者，我感到是一种殊荣。我热切地希望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书，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秘鲁，了解拉丁美洲。我认为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可以使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增加友谊。我认为这是我们文学应该很好履行的职责。这对文学的前景也是有好处的。”
巴尔加斯已经走出了几步，然而又背转身来补充道：“请转告中国的翻译家和广大读者，我真诚地感谢他们。我一有机会就去中国，亲眼看看东方的这个神秘世界。但愿我们在北京相见。”
本文获作者独家授权转载，原载《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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