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器物①｜虽借鉴正仓院等，亦可见穿越之物
《长安十二时辰》最近热播，剧中服化道形制细节的用心得到不少专业人士的肯定，比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叉手礼在剧中动态再现；水盆羊肉、火晶柿子等饮食文化也在现实中的得到追捧。
然而，在文物研究者眼中，《长安十二时辰》中所出现的器物、场景几乎处处有戏，但是否完全忠于唐代天宝年间？澎湃新闻刊发的此文从剧首出现的水墨“十二时盘”开始讲述，并对剧中出现的玉冠、执壶、鹦鹉螺杯、铜镜等器物，以及细犬等对照博物馆收藏文物原型进行评述。
据宋《清异录》记：“唐内库有一盘，色正黄，圜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觉逐时物象变更，且如辰时花草间皆戏龙，转巳则为蛇，转午则成马矣。因号‘十二时盘’。流传及朱梁犹在。”
大意是唐代大内库房中有一台神奇的十二时盘，正黄色，四周刻画动物形象可以随时间变化而幻化成生肖，辰时成龙，巳时变蛇，午时转马，十分神奇。这台钟表一直到五代时还在流传。可惜宋人已经见不到，只能记录下这则传说。
此后，男主李泌所戴青玉芙蓉冠也引起了不少话题，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唐代芙蓉或莲花玉冠传世及明确的墓葬出土信息，图像材料可参考四川绵阳西山观1914年谢兰阁所摄唐代石刻中的道士形象。
剧中所用玉冠造型接近莲瓣，与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藏宋代玉冠相似，或是原型之一。
此外，台北故宫《宋人無款人物》图中推测为王羲之的高士儒者即戴此种冠，无簪。乾隆皇帝也是这类汉装扮相的忠实拥趸。
除了人物造型外，剧中陈列的各类器物也可渊源也可以与博物馆藏品对比辨析：
执壶
靖安司内使用的胡人铜钟漏在历史上并无发现。唯其胡人造型在三彩器物中常见，手中所捧瓜棱式长流执壶原型则取自北宋，唐代壶式多为短流，晚唐以后才逐渐加长。
剧中香铺场景中出现的唐代白瓷短流执壶则是标准的唐代样式，但人物后方陈设的茶叶末釉、紫金釉长瓶却不是唐代流行品。
香炉
剧中各个场景中的“铜炉”样式则有穿越之嫌：比如剧情中李林甫身后陈设的金香炉造型取自12世纪高丽青瓷的三兔莲座透雕镂空熏炉。
主角李泌使用狻猊出香原型则取自南宋时期，余姚地区烧制贡御性质的青釉狻猊出香。更早北宋汝窑亦有，但汝窑狻猊造型巨硕，与此品不类。
其样式在《营造法式》与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亦有呈现。而唐代所用熏炉造型可用法门寺出土鎏金银器作为参考。
茶器饮具
饮具部分，剧中李泌与贺监使用的茶碗则是取自唐代越窑，如法门寺出土品。
不过煮茶细节失实，使用日式茶釜，完整的唐代饮茶器具除法门寺外，尚可以参考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藏的唐代石制茶具一套。
鹦鹉螺杯
狼卫手捧的鹦鹉螺杯，情况则比较复杂。南北朝以后虽有发现，但后世命名多有分歧，易与鹦鹉形杯混一而谈。如唐《嶺表錄異》记：
“鹦鹉螺，旋尖处屈而朱，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斑文，大者可受三升，壳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
可知是时岭南常将这类形如鹦鹉贝壳制成的酒杯。但《文选》李善注又引《南析异物志》说法：
“鹦鹉螺状似覆杯，形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为名。”
后者说法也常能在出土器物中印证，如1988年河北内丘县西关北遗址出土定为隋代的鹦鹉白瓷杯，鹦鹉作仰身状，头内勾，尾下留孔，通向杯内，杯身系对翅合拢聚成，壁体轻薄，造型别致。与《文选》引文更为契合，似正鹦鹉杯皿。
由此可知，隋唐时已存在两种以鹦鹉命名的杯形。或因鹦鹉螺难得一见，工匠见识有限，杯之不足，遂衍鹦鹉鸟形瓷杯以追其意。
而宋《清异录》与《觥记注》中则记录了鹦鹉螺杯的另一个名字——“九曲杯”：
“九曲杯，以螺为杯，亦无甚奇。惟薮穴极弯曲，则可以藏酒。有一螺能贮三盏许者，号‘九曲螺杯’。”
“九曲杯，以螺为之，薮穴极湾曲，可以藏酒。”
谁抄谁这里我无瑕考证，不过光凭文字可以看出鹦鹉螺杯拥有藏酒的一大特色。
铜镜
美人化妆镜用的是素背铜镜，过于朴素，并非唐代贵妇的菜。高配版的唐代圆镜可以借鉴日本正仓院藏的唐代平螺钿背花鸟兽纹铜镜。
唐代胡瓶
唐代最为时髦的进口酒具——“胡瓶”在剧中也没有缺席。早如北朝已有此类瓶式，文献如《太平御览》引《前凉录》：
“张轨时（255年－314年），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今考古所见宁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出土萨珊银鎏金带把银壶则与上文胡瓶相仿，可为一证。
唐代，使用这类进口样式的酒瓶蔚然成风。连唐太宗也不能免俗，《旧唐书》中载，他曾赐给大臣李大亮胡瓶。
祆教场景
祆教源自西亚今伊朗，中国多称为“祆教”“拜火教”。传为古波斯米底王国人琐罗亚斯德(又名查拉图斯特，？－前583年)创立，又名“琐罗亚斯德教”，波斯曾立为国教，影响深远。中亚粟特地区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已接受此教教义，广为流传。粟特人极善经商，汉唐时期便往来中国，从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写于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左右，带有祆神名的一组粟特文信札可知，早在公元4世纪初叶的西晋末年，中亚的粟特人就将祆教带入中国。
但是，中亚粟特地区流行信仰的“火祆教”与西亚本土原旨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有区别的，背景所刻画的羽翼法拉瓦哈形象在唐代是否有引入，很成问题。
另一个则是祆教举行的祭祀仪式，并非所有教徒都必须佩戴口罩，口罩只是少数专门负责祀火之神职人员的佩品。如日本美秀美术馆藏北朝粟特人石屏上祆教仪式与撒马尔罕壁画中祆教祭司专用口罩的场景可作为参考。反观剧中离火最近的祭司没有佩戴口罩，普通教徒纷纷佩戴口罩显然不符合史实。
念珠
念珠唐宋多为僧侣使用。早期素珠为主，制式相对简单，像剧中徐宾念算使用的这串黑白疑似玛瑙珠，有用记数器等分珠粒，是明清以来的常见搭配。可参考的早期念珠如正仓院藏天平胜宝4年（752）供奉琥珀念珠，仅悬一水晶记捻，水晶勾玉则是日本特色。
唐代装饰用的水晶珠串可参考2002年西安南郊米氏墓出土的水晶琉璃等宝石项链。
细犬
细犬入镜，频频立功。这类形体修长苗条，行动矫健且嗅觉灵敏的猎犬在唐代贵族壁画中常能见到。如咸阳景云元年薛氏墓的侍者牵犬图、懿德太子墓中的架鹞戏犬图，都有它们的身影。
近年基因学揭示，现代家犬可能源自新石器时期的东南亚。不过，唐代这类细犬并不能确定就是中国本土原生犬种，更可能是西亚灵缇的后代。
宿白先生曾在《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中指出：“懿德与万泉县主墓绘出的长喙细腿的波斯犬，都来源于中亚乃至西亚”。
而早期如汉代，常见的犬类釉陶均是壮硕宽脸，与长喙细腿细犬差异较大。在汉画像石中虽偶见有细犬形象，却也无法判断其原生几何。如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犬类篇写到：
“灵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犬，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就已经出现了灵缇的形象，灵缇肯定是在那漫长久远、已被人们遗忘的年代里从埃及传来的。”（下注“劳费尔（1909），第267~277页”）
汉代细犬是否为进口，尚缺乏证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其形象在汉代不算主流，釉陶中多见的汉犬几乎没有细犬。北朝以后，史料屡见西域进贡猎犬，最著名者莫过于“波斯犬”。如北齐南阳王养波斯犬而噬幼儿，又北齐后主高纬为波斯犬加官进爵等。
波斯犬流行于中国，与中亚粟特人进入中国不无关系。见《唐会要》记：
“（波斯国）又多俊犬，今所谓波斯犬也。”
“开元初，（康国）屡遣使献鏁子甲、水晶珠、越诺、及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
又见《册府元龟》：“（天宝）十载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
可知北朝至隋唐以来，粟特人贸易胡犬或直接进贡，并非罕事。粟特人重视胡犬，除狩猎因素外，不得不提及祆教信仰中的犬神文化，
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遗书P.4518纸本画粟特神像的白画祆神图。其中一女手持蛇蝎，身后一细犬伸舌回首，另一女奉杯与盘，盘中有小细犬。二女据姜伯勤先生考订是祆教之神主，右边执日月者应为娜娜（Nana）女神，此纸本或是当年敦煌地区悬挂在沙洲祆祠中的素画。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高昌文书亦有多处寺院供养犬之记录。
细犬对祆教的意义，不言而喻。
而祆教葬俗的核心，又有“犬视”仪式，死者需由犬来看护、引导，完成葬礼，据说当今祆教徒仍有此礼。
中亚粟特地区甚至流行有“犬葬”，如隋出使西域的韦节《西番记》云：
“康国人……每有人死，好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骇人听闻。据《旧唐书》记李暠曾在太原取缔过类似的葬俗：
“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此风中原不曾有，应与粟特人的中亚祆教葬俗东渐有关。
犬视葬俗随粟特人的东进，在中国颇有发现。今如日本美秀博物馆藏北朝粟特人石棺屏风、山东青州北齐石屏、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等，多处葬仪图像中均有细犬之出现，可为参证。
据此，以图像对照文献，粟特石刻画像中常见的细犬形象，应是北朝至隋唐以来流行的西域胡犬，亦是北朝以来，中原地区王公贵族们喜闻乐见且十分珍贵的犬类品种。至于要断论隋唐时期细犬乃至当今中国细犬的品种，还有待来自基因学方面的证据。
琉璃器皿
元载与封大伦把酒言欢，座上器具最亮眼着当属琉璃器，即今天常说的玻璃制品。二者中间置有一透明琉璃胡瓶，其原型为日本正仓院藏的白琉璃瓶，注口，接直柄，细颈圆弧腹犹如后世胆瓶，是唐代进口中国的波斯萨珊玻璃器皿。
唐代的玻璃器多数极轻薄且易碎，唯高等级墓葬、佛教遗迹多见出土。
与之对应的，还有中国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中出土伊斯兰琉璃胡瓶。造像相仿，淡绿色料，轻盈且透明，口上设有金盖，瓶内还只有一绿色琉璃的小瓶。应是辽代从丝路北道进口中国的西亚玻璃器，辽墓中也见有零星出土。不过彼时辽人未必将其都用作酒具，也可能当作舍利供养瓶使用。
二者举杯，用琉璃高足杯，当是仿制日本正仓院藏的伊斯兰蓝色琉璃杯。虽然正仓院藏杯底部高足为后期组装，不过高足样式在琉璃器中的确存在。
如新疆库车森木塞石窟附件出土北朝~隋萨珊玻璃高足杯，淡绿色半透明料，吹制成型，杯身熔融状态下接柄足。外壁上贴塑圆形装饰，是典型的西亚琉璃风格。类似样式的琉璃器除了上述正仓院品外，在西安何家村窖藏与法门寺地宫中均可以见到。
其高足样式，乃是受金银器影响下的常见器皿造型。如山西博物院藏1970年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北魏鎏金银高足杯，同样是来自萨珊王朝的珍贵饮具，与上述新疆库车森木塞石窟出土的琉璃杯造型如出一辙。
中国本地造琉璃杯，见1977年广西钦州久隆隋唐一号墓中出土的琉璃高足杯。同样是中古时期的常见款式，只是素面无工。经检测，其成份为本土的铅钡琉璃，可见高足造型在隋唐人中广受欢迎。
更早的，广西合浦东汉墓出土琉璃高足杯，则是罗马-地中海地区产品。这又是另一个故事。
盆景、漆盘等陈设
右相府邸中左右陈设盆景，在唐代生活中的确存在。如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章怀太子墓中的托盆景侍者壁画，可为原型。
侍者手中圆与花式盆内栽有花树与玩石，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盆景图像。但剧中使用的方盆却是宋代以后的方盆样式。
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唐三彩花式盘，三足。剧中器用的四花足，借鉴了正仓院的另一件苏芳地金银絵花形方几中的足腿样式。
食器
十曲花瓣造型，十分典雅，是北宋时期配合执壶使用，温酒、防烫使用的经典器物。最著名者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汝窑花式温碗。
除汝窑外，尚有蓝田吕氏家族墓中的耀州执壶与温碗。在唐代，虽然饮温酒之风渐盛，却未曾见有此类莲花温碗。而且，剧中的执壶也没有放在温碗之中。
从食器细节，看右边琉璃器不再深入，左下角的花口造型比较接近法门寺地宫中的越窑秘色，酱碟用了唐代不存在景德镇五彩。
左上方莲瓣盘可参考五代邢窑花口盘，增加了花口。
中间使用的菊瓣瓷盘也非唐代瓷器，是宋以后流行的瓷器造型，如台北故宫藏南宋官窑菊瓣盘。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北京故宫藏的清代雍正十二色“网红”菊瓣盘。
造纸工艺
按剧中说法，唐代的某XX发明了以竹子茎秆纤维为原材料的竹纸。
竹纸的出现，的确在唐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就有发现现存最早的竹纸书（P.3810）。传说晋代竹纸，并无发现，文献也只是宋人《洞天清录》中的传说：
“南纸用竖帘，纹必竖。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葢［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
唐代关于竹纸的记录，见李肇（791年~830年）《国史补》：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
由此可知，唐代南方地区制作的竹纸已流行于世，其中以韶州地区的竹笺最为有名。
并且如剧中演示之场景，唐代的抄纸技术已十分成熟。1996年，国家图书馆杜伟生老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发现馆藏的敦煌抄纸竹帘实物，与现代造纸中使用的竹帘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正是唐代发达的造纸技术，为雕版印刷的兴起打了下坚实基。也正因书籍更易获取，“赵宋之世”才能在文化上，取得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般“登峰造极”。
此外，剧中绘有羊木图的木盒也来自于正仓院藏臈纈羊木屏风：
所谓臈纈，即蜡染工艺，先用蜡于布上描绘纹样，再浸入染料中，蜡脱而留其纹样，最后蒸而精制乃成。如上图的臈纈羊木屏風，羊与树及草部分用白色，叶用绿更添猿猴，别致精巧。元载所奉木盒虽不知是仿泥金效果还是想做平脱漆器，不过图样还算还原。
综上，此剧中的器物场景几乎都有根据和源流，日本正仓院藏品、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何家村金器、唐代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墓葬壁画等应是其场景道具的借鉴。虽部分场景中所用日式茶釜、或有并非唐代天宝年间规制之物，但依旧瑕不掩瑜。让千年之后，生活在21世界的我们如同“遣唐使”般回到盛唐时期的长安，看天宝年间上元之夜的长安之灯，并遥想那个大唐风华。此文仅为1至16集剧中场景与器物解析，此后将陆续更新。
（作者系文物修复师，微博ID：松松發文物资料君，原载于“泓古代艺术学社”，澎湃新闻授权转载，编者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