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楸帆：完全脱离现实的科幻不能打动我
写作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提出问题
单读：我们先从你在《单读19》上的文章说起吧。《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冲击在于它的“不科幻”，或者说，它与我们通常阅读到的科幻作品不太一样。它没有架构一个“新世界”，不是始于一场灾难，在描述人类的未来时，它呈现了争议性和当下性，故事中人们对于“男性生育”“代孕”等话题的争论，与当下不远。以科幻的方式讲述如此切近的现实，你觉得是更困难，还是更简单？为什么？
陈楸帆：困难与简单要看从哪个角度去说。首先说更简单，是因为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写这个题材，就只能被局限在当下某一个具体的情境里，所以会变得非常具体，讨论的问题也就不会具有一些超越当下的意味。用科幻的方式就可以把这个议题扩展到不同时空，比如扩展到外太空、到未来，或是到一个平行宇宙，甚至可以到一个外星球或外星人的文明部落里，所以就具有了很多可能性和拓展空间。但难度也会由此而来，就是当你把故事放到另外一个时空或一种异文明语境，就必须构建相应的场景，整个情节以及人物的认知方式，都得跟整体设定保持一致，否则就会显得不真实，从这点来说又是困难的。所以是既简单又困难的，取决于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看。
单读：这个故事实际上融合了时下的诸多争议点，生育问题、婚姻制度、阶级问题、基因问题等等，你如何看待科幻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回应这个社会，是你的创作理念之一吗？
陈楸帆：我不能替所有作家发言，对于我自己来说，写作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提出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一定要跟当下有所契合，比如社会当下的个体情感结构，或者科技带来的冲击等等去呼应这样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不管是写未来还是写外太空，都是要有这样一种呼应关系，完全架空或者完全远离现实的东西没法打动我，并且我觉得这也没有被写出来的必要。即使被写出来，也仅是纯粹的娱乐性作品，这样的作品可能会有很多作者去写，也会有很多读者和市场，但这不是我想要追寻的一个方向。
单读：为什么选择“生育”这个主题？“除非用身体去感受另一种性别，否则不能获得真正的认同”，那么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你是否在创作中感觉到格外的困难？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陈楸帆：其实这个想法来自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她们大多已经成为母亲，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她们会告诉我一些身为母亲的感受，这些感受让我很触动。
其实从古到今，生育作为人类或其他所有生物繁衍后代必不可少的过程，具有生物性的一个先天的出发点，但同时它在文化、社会、技术上，又是被高度后天建构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我来说，生育这个话题可以探讨出很多背后的价值观，包括科技如何改变在人类历史上种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生育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被异化，但这种异化同时又在变成一种常态化，所以它其实一直在演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情感状态、心理结构的改变，其实滞后于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其中会有一种张力关系，包括整个社会的伦理、法律的架构，其实很多时候都被科技在前面带着跑，然后这些东西在后面追赶。这种有趣的张力关系，就是我想要去写这篇东西的原因。
作为一个男性，我肯定没有这种切身的生育体会，所以必须借助一些来自女性视角的记录或描述，包括我朋友的孕期日记，以及一些她们非常私人的感受，这些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此外我自己也查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功课。
单读：对于《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这个故事，你使用了剧本的形式，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陈楸帆：其实我有这个想法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来表达。因为我想要写的是跨越好几个不同时代的切片的故事，所以如果用传统方式就会显得特别冗长，或者没有办法把好几个故事结构在一起。后来某天看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就想到用纪录片脚本的方式去结构故事的不同时空切片，这样就可以把我想要表达的主题以不同声部相互呼应，然后又有点像轮唱，不断去呼应同一个主题但又有所变奏，从现在往前推进到未来。
单读：联系上一个问题，相较于其他的文学类型，你认为科幻文学在体裁上存在哪些新的可能？
陈楸帆：可能性很多，因为整个叙事文学现在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传统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像普罗普总结的民间故事的模式，其实有一定限制。这几年在不同的媒体形态上，大家都在探索一些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去年的《网络迷踪》，就是在不同的软件界面上去展开叙事，这也是一种非常新颖的讲故事的方式，而且它非常符合当下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所以我相信在科幻写作里面，也有这样一些空间存在。包括我们现在玩的很多游戏，本身就包括一些文字创作，比如有个叫《生命线》的游戏，就是以对话的形式让玩家去做出选择，然后决定故事的走向……这其中都存在着一个新的叙事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去尝试。
单读：你曾经在采访中说到过VR可能带来的叙事上的新的可能性，可以具体阐述一下吗？
陈楸帆：现有的影视、影像作品会给定一个视角，规定你进入一个时空或去往一个方向，给你一个唯一的故事，但是在VR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开放的，包括你的视角、你的情节，你可以有无穷多的探索的可能性。但是，过分的开放也会给叙事带来很大障碍，怎么样去传递、怎么样引导读者或受众去看你想要给他呈现的东西、怎么让他去经历有一定叙事结构的体验……这其实需要很多技巧，需要用很多场景、感官系统上的引导线索去完成叙事。
我之前也写了一些VR脚本，其实有点像写游戏脚本，需要把交互以及场景的巨细靡遗、把道具都考虑进去。而不像传统的影视剧本，不需要考虑场景，场景是美术或概念设计或导演需要考虑的事情，但在VR里，这都是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已经有这样一些作品出来了，比如去年得了星云奖的《欢迎来到“真实的印第安体验”》，其实就是一个VR脚本。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已经存在，并且再往后可能所有东西都会特别像游戏或者游戏化，比如《黑镜》在Netflix播的《黑镜：潘达斯奈基》，就包含了一些互动形态的东西。
单读：《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不能说是一个欢欣的故事，但是在最后，爱与人性再一次焕发光辉，当人类面对科技和伦理的挑战时，你是否真的认为可以寄希望于它们？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寄托，是你科幻写作的某种特性吗？如果总结一下的话，你认为你的科幻写作具有哪些有别于他人的特点？
陈楸帆：现在我们能找到的解决方案都过于理性，有可能这种理性的决策并不能带来一个非常理性的结局，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非线性的、混沌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到最后需要借助感性的或者爱的力量去解决一些问题。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让自己信服或让读者信服的终极解决方案，所以最后只能寄望于爱，就像《星际穿越》一样，最后也是归结到爱的力量。其实两者可能都有，有具体操作的困难，也确实希望给人性一点温暖，不希望完全是一种冰冷残酷的未来图景。
每个人的写作面向应该都不太一样。首先我比较问题导向，然后比较注重它的形式，不管是文字还是结构的形式感，我希望它能够跟内容、跟主题相匹配。再有就是我更关注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变化，多过于描写一些比如说外在的、大的、宏观的社会变化，我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体的冲突，去展现整个大的图景。
单读：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科幻的兴趣，并希望通过写作进行回应？以及中文和艺术的学习背景，为你在科幻上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陈楸帆：十岁左右吧，当时我读了很多科幻小说，比如说凡尔纳、威尔斯、克拉克等这种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
学中文需要读很多文学史上的经典，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对文学会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因为科幻小说经常被视为边缘文学类型或者可能非常通俗，所以很多人觉得文学性在其中并不重要，但其实最经典、顶尖的科幻作品，它们的文学性非常强，而且放到文学史里也会有一定地位，所以科幻创作其实不能成为我们不去追逐文学性的一个借口。
并且读得越多就会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包括我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整体的文学创作已经做过哪些尝试、世界文学有哪些不同的面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视野基础，只有看得足够多，你才能够给自己一个清晰的定位和方向，才会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否则可能看了几本科幻小说，就会觉得自己写得已经很好，或者觉得已经写出来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点子。其实如果看得足够多，你就会觉得写每一篇东西都非常困难，因为基本上每个点子都会有人涉足过，除非写出新意来，否则就是在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但这也就会让写作变得更加艰难。
单读：对于绝大多数受众而言，很多科幻作品不仅能激发想象，也存在一种科普的功能。从创作者角度来说，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强迫）自己不断地了解科技前沿信息吗？你认为科普这件事，对于科幻写作而言，有多大的重要性？
陈楸帆：首先我觉得科幻并不一定需要具备科普的功能。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争论，科幻到底应不应该传递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我觉得这并不是必须的。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追求科学的严谨性，就肯定希望作品尽量逻辑自洽，然后尽量保持科学的真实感，因为这会是你的作品打动读者、让读者能够相信并且代入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会与很多科研工作者或者科学家去交流，想写什么东西也会请他们把关。
单读：2019年因为《流浪地球》的引爆，被许多人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你是否赞同这个说法？为什么？
陈楸帆：我觉得它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并且这个起点也非常高，这应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原创科幻商业电影。从形式、票房和评论上，它都真正开启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很多从业者或科幻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
但要说它是元年，就意味着后面我们得建立起来这样一个工业体系，我们需要能够源源不断地去创作出这样一些作品，哪怕没有《流浪地球》这么成功，但是在影片本身的质量上，它需要是一个合格的作品。所以接下来也期待今年会上的其他几部科幻电影，它们能否把这个热潮延续下去。
但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把这样一个工业以及人才梯队建立起来，这可能是决定我们能够走多远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好莱坞也并不是靠一部片子来奠定一个行业的，它是靠很多人、很多片子持续不断地影响整个市场，甚至走出美国去影响全球的文化版图，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业。
单读：在你眼中，好的科幻作品（文学、电影）是什么样的，可能具备哪些特征？能给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陈楸帆：好的科幻作品要能够提出重要的问题，比如电影，不光是在影片120分钟里，同时在观众离开电影院后，这个问题能够被带到真实生活并且持续发问、引发更多思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然后第二是在美学上，应该有一种创造力，它需要去带来一些新的奇观，带来一些新的审美体验，这种体验跟我们的日常经验完全不一样，它需要是有距离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第三个是它应该能带来一些情感上的触动，能够打动人心，尽管可能是外星球或机器人的故事，但它归根结底要跟每个个体的人类产生共鸣；它需要感同身受，否则观众可能只是看了一个视觉上的爆米花，但在心灵层面上没有任何触动……这三点是我评判科幻片是否优秀的标准。
单读：你认为科幻写作的未来会是怎样的？人类的写作真的可能被AI所替代吗，或者说，两者会产生怎样的互动效应？
陈楸帆：目前看暂时还代替不了，但是我觉得随着算法的演进、计算能力的提升，可能会有那么一天。但是到最后，可能人与机器会协作，共同去创作一个东西，并且可能会横跨不同的媒介形态，会把很多不同的艺术种类都带入进来，最终会是一个整体的、多感官的体验。
单读：请为我们的读者推荐一些科幻文学的书籍吧，谢谢！
陈楸帆：我推荐特德·姜的短篇集《你一生的故事》，他今年还会出版一本新的中短篇集《呼吸》；此外我比较喜欢《2001太空漫游》，还有《海伯利安》《黑暗的左手》；新浪潮的我比较喜欢《美丽新世界》。
Q：《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与《美丽新世界》是否存在关联性？
陈楸帆：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受《美丽新世界》的影响挺大，所以其中关于未来人造子宫的那部分内容，其实在向《美丽新世界》致敬。我觉得赫胥黎描写的那种未来，比起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说，其实更贴近我们当下世界发展的轨迹。
Q：新人类在抛弃血缘、家庭、族群等意识的情况下，依然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寄托在无法被衡量的爱之上，相信爱的力量似乎成了全时代对抗负面情绪的唯一解药。文章结尾说唯一不能改变的是爱，这里的爱是什么？你对人类的非理性，比如情感和爱在未来社会中占据的位置，有怎样的看法呢？
陈楸帆：这种爱肯定不是我们日常说的男女之爱、亲子之爱这种特别具体的、某一种关系里的爱，而是一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连结，就是每个个体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的一部分，会觉得自己跟另一个个体或跟整个人类整体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联系，这种联系我称之为爱。这是能够让我们一起形成一些共识，然后改变一些事情或去克服一些事情最重要的基础，其中会有一种世界主义在里面，就是人们能够跨越所有界限，放下所有分歧与纷争，然后做为一个整体去努力，我觉得这是爱的一个定义。
Q：“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又都要为全人类而活”，前者在强调个体决策的独立性，后者又不得不借助社群以构成联系。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你如何理解人类的个体与整体的关系？
陈楸帆：其实这句话前后需要放在不同的语境去理解。比如前半句“为自己而活”是针对当下的这种社会结构，我们有非常强烈的农耕社会的特点，比如关于家庭的价值观的维系，包括父母辈会把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和期望强加在子女的身上，我们其实一直活在一个关系网里面，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为了去符合、去追赶别人给你施加的一些外部期望。你不是真正从自己出发去思考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要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需要为自己而活。
但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就是你应该为全人类而活，你需要负起这个责任，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影响我们整个世界，比如说制造多少垃圾、消耗了多少能源，包括你对动物或对文化上一些理念的传递，都会改变所在的整个社会文明的生态。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责任，我觉得需要每个人去承担。
Q：人类会一直遵从自然规律地生活下去，还是不断地创造规律，并打破自然规律？打破自然规律到底是好还坏？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陈楸帆：我们的自然一直在变化，从远古到现在其实已经变得非常多了，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自然，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人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直发生变化。所以人类肯定需要不断去创造规律、去改变自然，但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平衡的过程，你不能走太快，也不能把自己的意愿或利益凌驾于整个自然之上。自然有自己的一个生态系统，这需要有非常高的智慧去实现平衡，其实跟中国一些传统思想非常接近，比如所谓的和谐、天人合一、阴阳这样一些概念。
编辑丨是鸭
图片来自电影《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