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什么才是古装剧的魅力
《长安十二时辰》可以说是近期最为火爆的一部网剧。除了类似美剧的紧凑剧情着实抓人眼球之外，剧中可圈可点的服饰、道具更成为这部古装剧的一大亮点，引来一片热议。这不由令人心生感慨，“古装剧”，就是应该这样拍。
并非“历史剧”
之所以要强调“古装剧”，是因为《长安十二时辰》实际上并不能算作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
什么是历史剧，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发表过自己的理解：“在历史剧的创作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历史背景，其次主要历史人物、事件必须符合历史发展，最后次要人物、故事情节可以根据创作需要进行调整。”看起来，在上世纪90年代热播的两部历史电视剧，《三国演义》与《雍正王朝》都遵循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一创作原则。这种“历史剧”，考据相对严谨，譬如《三国演义》连酒的细节都照顾到了：古人喝的酒与今天米酒的汁类似，应当是微浑的状态，并不是今天白酒的透明状态，而该剧采用的道具正与史实相符。
问题在于，就像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指出的那样：“它（电视）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而就娱乐性而言，历史剧恰恰有一个先天不足——剧情没有悬念。而且越是有名的“IP”，这个问题就越突出。任凭《雍正王朝》里“九龙夺嫡”的戏码多么剑拔弩张，观众却早早明了四爷才是最后的赢家。即便《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着神鬼莫测之才，六出祁山却星落五丈原的结局却已早早剧透完毕，为此意兴阑珊的日本人甚至在自己的动画片《三国志》里砍掉了孔明去世后的全部剧情……
因此，基于对作品视觉效应的追求，古装剧创作的重心开始由“史实再现”向“历史想象”偏移。也就是说，从借历史的外壳讲故事变成了跳出历史来讲述故事。堪称上古神剧的《戏说乾隆》大概可以算是开先河者。其实，被“戏说”的又岂止乾隆一人。其剧中人物虽然踩着“花盆底”、拖着大辫子，无非以古人扮相演绎现代小品罢了。
问题在于，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是长出了胡子与喉结，总归不太像话。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观众很容易发现，近来登上屏幕的古装剧，穿越剧也好，宫斗剧也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历史背景模糊化。虽然它们都是以古代中国为历史背景，但大部分都会将历史朝代模糊化处理，何朝何代、何皇何帝都无从确定。
至于《长安十二时辰》，尽管原著小说有时代背景，但改编成电视剧后还是做了“架空”处理。比如剧中的国号叫做“唐”，剧情发生的时间却是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唐朝年号（“天保”，实际上是南北朝和日本的年号），更不要说历史上实际出现过三个“唐”朝（还有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与“南唐”）。对于历史背景的这种处理方式，与前几年热播的《琅琊榜》有相似之处。后者所在的朝代是“梁”，但剧中的皇帝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甚至《长安十二时辰》里“长安”这个地名从技术上讲也无法百分百认定为今天的西安，因为明清时代有一个习惯，把京师（北京）叫做“长安”，甚至有一本关于北京的古代地方志名字就叫做《长安客话》。
“架空”的水平
在“架空历史”中，服装、语言、道具、社会生活、家国天下等古装剧赖以构建的基础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大量古装剧反而越来越重视主角的颜值并极力展示人物的容貌之美。不但历史归于虚无，就连现实也成为可以随意颠倒组合的玩具。比如在《锦绣未央》中，被杀手追逼从高高的悬崖上跳下的未央和拓跋俊，居然可以相拥垂直飘下，脸上不见一丝划痕，头上不少一朵鲜花……
至于如今许多“古装剧”的服装也更多是为剧情、视觉效果所服务。前几年，一部名叫《巴清传》的电视剧在开播前夕被“秦粉”举报该剧以和服“十二单”代替了先秦时期古朴大气的华服，在海报的背景中也放入了天守阁的照片以代替庄严大气的秦建筑群。无独有偶，再早之前的大热剧《武媚娘传奇》中女演员的服装，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网友扒出来自淘宝二手和服，甚至其演员的妆发，也颇具和风，而非还原唐代宫廷造型。
再看《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架空”水平，实在可以用“假作真时真亦假”一句来形容。即使没有看过原著，也不难从剧集透露的信息猜出历史背景。“天保”年号对应“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最后一个年号），剧中的“长安”地方行政当局叫做“京兆府”，下辖“万年县”，缉拿盗贼的“捕快”唤作“不良人”，这都与真实历史别无二致。剧中一副道家装束的靖安司主官李必对照史实里那位“白衣丞相”李泌，工于权谋的右相林九郎对照“口蜜腹剑”的李林甫。
从考据的角度讲，剧中最大的“穿帮”之处在于台词中提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罪魁祸首 “安禄山”。这几乎可以立即令观众判定，《长安十二时辰》的时代背景，正是玄宗天宝年间，大唐帝国的鼎盛时期了。顺便提一句，唐玄宗年间的大唐帝国军队的确如同《长安十二时辰》剧中所说实行募兵制度，只不过剧中相关台词却是来自《荀子·议兵篇》中的“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在这里所讲的是战国时期魏“武卒”的入选标准，一不小心居然“穿越”到了一千年后了……
既然《长安十二时辰》的“架空”背景只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本剧中是不是能够领略到盛唐时期的景象呢？
首先，剧中人物的服装，从“圆领袍”到“半臂齐胸裙”都能在古画和史册中找到原型。甚至男主角头顶佩戴簪子的方法都在网上引发了热议。道教背景的李泌垂直佩戴簪子的方式叫做“子午簪”，恰恰正是自两晋南北朝至唐宋年间常见的样式，可以从唐代张万福撰写的《三洞法服科戒文》找到依据。
在精准复原唐代衣冠的同时，《长安十二时辰》中还令人欣喜地找回了唐代的“插手礼”。按说这并不是什么生僻物事。宋代的《事林广记》描述了这种双手手指交叉在胸部而示敬的“叉手之法”的细节。后来的小说评书里也多有“插手施礼”的记载，《水浒传》里的杨志见梁中书，就是“叉手向前禀道”。颇令人不解的是，在很长时间里，古装剧里的“插手礼”却踪迹难寻，差不多都被“握拳”代替了，对此实在不能不为《长安十二时辰》点赞。
甚至《长安十二时辰》的台词也带有几分复古意味。“早饭”叫做“朝食”，称父为“阿爷”，乃至其他半文不白的台词都令观众看到了编剧的苦心——毕竟“讲着与今天无异的台词”正是当今许多古装剧为人诟病之处。当然，作为一部电视剧，台词还是要考虑到观众的理解程度，许多细节其实也不能深究。比如剧中台词出现了当代司空见惯的“他”与“喝”，其实唐代的“他”只指“其他”，尚无第三人称的用法，同样“喝”作“饮”的用法也要晚至元代以后才出现（所以《水浒传》里只有“吃酒”）。
如果说这只是白玉微瑕的话，本剧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对盛唐长安城场景的复原上了。《长安十二时辰》的开场就是热闹的上元节（元宵节）灯会，唐代的长安城有宵禁制度，日落以后城市居民必须返回里坊。此时“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如果谁敢于夜里出门，叫“犯夜”，往往要受极严的处分。只有上元节的确是个例外，长安一般正月十四、十五、十六3天开坊市门，点灯庆贺，所有市民都可出门看灯。唐玄宗上台之初，上元节在长安安福门外布设彩灯五万盏，最高的灯轮达二十丈，少女千余人在灯下踏歌三昼夜。对于《长安十二时辰》中准备搞出大新闻的恐怖分子而言，这的确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长安十二时辰》中恐怖分子（“狼卫”）的真实身份其实很模糊。一方面，“狼”是突厥人的图腾，剧中“狼卫”也是一副漠北游牧民族的传统装束。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剧中台词，观众又可以知道，这些“狼卫”的故国是被“大食”占领，为此他们曾经乞求大唐出兵。这让观众对“狼卫”生出同情的同时，又可以将其与历史上被阿拉伯人（即“大食”）消灭的波斯萨珊王朝联系起来了，他们的王子卑路斯的确在亡国前逃到了唐朝，向唐高宗乞援未果。再者，剧中恐怖分子的行动暗号又被通过月氏人使用的语言破译，而这是个生活在今天中亚（如撒马尔罕）的一个民族……
无论“狼卫”的真实原型究竟是谁，他们作为“国际恐怖分子”在剧中的出现，以及知名度很低的祆教（拜火教，唐朝也叫“寻寻法”）、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寺庙在《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闪亮登场，乃至长安黑社会头子“葛老”的“昆仑奴（黑人）”身份，都还原出盛唐时期八方齐聚的国际化都市长安的独特面貌。
当时的长安，充斥粟特商人、质子及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加上前来传播佛教、景教、摩尼教的境外僧徒信士，无疑是胡人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长安十二时辰》中张小敬所戴过的毡帽，其实就是“胡帽”，早在贞观年间长安汉人就习惯戴各种胡帽，仅凭戴帽已经无法确定是汉人还是胡人了。
无独有偶，剧中同样多次出现的大饼，其实也叫做“胡饼”。它类似于现在的烧饼，在炉中烤制而成，上着胡麻，中间还可以着馅。当时长安街头就有不少专门卖胡饼的商铺，比如据《资治通鉴·玄宗纪》里的记载，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西逃至咸阳时，当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
以此看来，尽管只是一部“架空剧”，《长安十二时辰》并没有选择回避真实历史，没有只注重营造一个古装版的反恐24小时故事而忽略了剧中服装、化妆、道具、语言是否符合年代背景——而这正是“古装剧”的魅力乃至存在的意义。当然，过分追求考据而忽略电视剧的叙事技巧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2012年日本的“大河剧”《平清盛》就被揶揄为故事情节照搬“维基百科”，观之味如嚼蜡而惨遭收视率滑铁卢。但是起码对于《长安十二时辰》而言，这只是杞人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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