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大哉问①｜从匿名到当面：垃圾分类为何需要社区工作

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讨论上海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台北的垃圾分类，主要是市政人员向居民宣传教育就可以，而在大陆，却需要社区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这是个好问题！

在垃圾议题耗了10年、做过8年社区工作的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们先来看台北居民的垃圾投放和垃圾收运方式。台北采用的是“垃圾不落地”，垃圾车在固定时间来到一个固定地点（定时定点），附近居民提着垃圾，当着市政工人的面，分类投放到市政的垃圾车上。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点是：居民投放-市政人员监督-清运，是同时进行的；本质上，“居民提着垃圾当面扔”的方式，实现了每一袋垃圾的“当面化”。而“当面化”意味着，可追溯，可监督，可追责。

而大陆城市，如上海，则完全不同。

在小区没有开展垃圾分类的时候，垃圾点位全天开放，垃圾随时可扔，无人监管，扔垃圾过程完全“匿名化”。市政人员来小区收垃圾，只跟小区保洁员见面，不会跟居民打交道。

如果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但没有定时，大多数时候，垃圾投放点是没有志愿者或保洁员督促的，该小区扔垃圾也是“匿名化”的。“匿名化”意味着，不可追溯，不可监督，不可追责。

这种投放垃圾和收运垃圾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台北和上海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方式的本质不同。

在台北，小区规模很小，居民把垃圾直接交到市政人员手里，更多宣传教育工作是发生在他们二者之间，是“当面化“的，指导和督促也可以当面完成。

在上海，居民把垃圾扔到小区的一个桶内，保洁员人员把桶转交给市政人员。市政人员接触不到居民，所以，所有的教育宣传工作无法在市政人员-居民之间实现，而需要发生在“小区”里，发生在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物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居民之间。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居民在指定时间来到投放点，在志愿者或保洁员面前，准确地把某类垃圾投放到对应的垃圾桶内。这个过程中，居民投放-志愿者监督是同时发生的，保证了投放的准确率，以及精准化的指导，相当于实现了垃圾投放的“当面化”。

这就回答了上述朋友的问题。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最重要的两个步骤：一是前期宣传教育，让居民在家准确分类；一是投放时的指导，让居民现场准确投放。

在台北，第一步主要由NGO、媒体来做，第二步主要由市政人员来做。

在上海，第一步，在社会层面主要由政府、媒体来做，在小区则主要由居委会和ngo来做；第二步全部由社区来做，社区工作人员有限，所以需要动员大量志愿者来做。

这两个步骤可以分步走，也可以同时做。在台北，小区规模小，平均只有63户，这两个步骤放在一起做是可行的。在上海，小区规模普遍很大（500户以下的都是小社区），无法在同一个时间实现两个步骤的工作，所以都是分步走的。

经过数年努力，上海的小区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步骤的工作。当下小区面临的是第二个步骤的工作：做巨大的社会动员，召集志愿者在某个时间段站在垃圾投放点，指导2400万上海人民的分类工作。

所以，在上海，数十万计的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取代了市政人员，负责对居民的投放行为，进行“当面的“指导和督促。所以，巨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志愿者和保洁员”值班“的意义就在于此：让垃圾投放的”匿名化“转化为”“当面化“，让人的行为不可监督和不可追溯转化为可监督和可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