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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厅

垃圾分类大哉问①|从匿名到当面:垃圾分类为何需要社区工作

郝利琼/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

2019-07-01 17:54  来源:澎湃新闻

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讨论上海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台北的垃圾分类,主要是市政人员向居民宣传教育就可以,而在大陆,却需要社区付出那么大的努力?
这是个好问题!
在垃圾议题耗了10年、做过8年社区工作的我,试图在这篇文章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我们先来看台北居民的垃圾投放和垃圾收运方式。台北采用的是“垃圾不落地”,垃圾车在固定时间来到一个固定地点(定时定点),附近居民提着垃圾,当着市政工人的面,分类投放到市政的垃圾车上。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点是:居民投放-市政人员监督-清运,是同时进行的;本质上,“居民提着垃圾当面扔”的方式,实现了每一袋垃圾的“当面化”。而“当面化”意味着,可追溯,可监督,可追责。
而大陆城市,如上海,则完全不同。

在小区没有开展垃圾分类的时候,垃圾点位全天开放,垃圾随时可扔,无人监管,扔垃圾过程完全“匿名化”。市政人员来小区收垃圾,只跟小区保洁员见面,不会跟居民打交道。
如果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但没有定时,大多数时候,垃圾投放点是没有志愿者或保洁员督促的,该小区扔垃圾也是“匿名化”的。“匿名化”意味着,不可追溯,不可监督,不可追责。
这种投放垃圾和收运垃圾的不同方式,决定了台北和上海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方式的本质不同。
在台北,小区规模很小,居民把垃圾直接交到市政人员手里,更多宣传教育工作是发生在他们二者之间,是“当面化“的,指导和督促也可以当面完成。
在上海,居民把垃圾扔到小区的一个桶内,保洁员人员把桶转交给市政人员。市政人员接触不到居民,所以,所有的教育宣传工作无法在市政人员-居民之间实现,而需要发生在“小区”里,发生在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物业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居民之间。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一个居民在指定时间来到投放点,在志愿者或保洁员面前,准确地把某类垃圾投放到对应的垃圾桶内。这个过程中,居民投放-志愿者监督是同时发生的,保证了投放的准确率,以及精准化的指导,相当于实现了垃圾投放的“当面化”。
这就回答了上述朋友的问题。
居民做好垃圾分类最重要的两个步骤:一是前期宣传教育,让居民在家准确分类;一是投放时的指导,让居民现场准确投放。
在台北,第一步主要由NGO、媒体来做,第二步主要由市政人员来做。
在上海,第一步,在社会层面主要由政府、媒体来做,在小区则主要由居委会和ngo来做;第二步全部由社区来做,社区工作人员有限,所以需要动员大量志愿者来做。
这两个步骤可以分步走,也可以同时做。在台北,小区规模小,平均只有63户,这两个步骤放在一起做是可行的。在上海,小区规模普遍很大(500户以下的都是小社区),无法在同一个时间实现两个步骤的工作,所以都是分步走的。
经过数年努力,上海的小区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步骤的工作。当下小区面临的是第二个步骤的工作:做巨大的社会动员,召集志愿者在某个时间段站在垃圾投放点,指导2400万上海人民的分类工作。
所以,在上海,数十万计的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取代了市政人员,负责对居民的投放行为,进行“当面的“指导和督促。所以,巨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志愿者和保洁员”值班“的意义就在于此:让垃圾投放的”匿名化“转化为”“当面化“,让人的行为不可监督和不可追溯转化为可监督和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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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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