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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看生命延续生命

2019-07-01 14:1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口述:高敏    整理:叶小果
器官移植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果之一,是拯救和延续生命的一种特殊方式。
我叫高敏。作为中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我见证了器官捐献从深圳一步一步走向全国。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

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

01
1966年,我在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出生。1997年,我来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一次上街买菜时,我看到路边一辆无偿献血车,就记起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里面,白求恩大夫献出鲜血挽救八路军伤员生命的故事,心想自己也有机会通过献血去救人了。后来,我渐渐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的常客,也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1999年,深圳大学向春梅老师不幸患癌,她向深圳红十字会提出身后捐献器官和眼角膜。但因为癌细胞转移,器官不能用,只有眼角膜可以捐献,延续别人的光明。6月13日深夜,向春梅被癌症夺去生命,她的一对眼角膜分别捐献给了一个姑娘和一位老人。她是中国首位无偿捐献眼角膜的人。
以前在老家,我没有听说过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初次听到向春梅老师的事迹,我知道了人去世以后,器官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转接到另一个人身上,而且能让那个人健康地生活,觉得特别神奇。
其实,深圳的三献(献器官、献骨髓、献角膜)工作都走在全国前边。2003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出台,成为中国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相关法例。四年后,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才颁布。
深圳市红会邀请相关部门到香港学习和调研人家的器官捐献工作,回来制作自己的小卡片,跟名片一样大,还有宣传资料的册子,印刷得也很小,放在一些医院里面。我在门诊拿起那些册子和小卡片,翻来覆去地了解。有爱心市民去献血时,我就给他们讲。他们一听,都说这是好事,有的人就填写卡片,然后我收集起来送到红十字会,把资料入档。
我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理解器官捐献这个事情,是在 2005年8月底。深圳红十字会当时只有五个工作人员,有一天他们出去调研,会长给我打电话说,办公室不能没人,你过来负责接听几天电话吧,市民有什么需求就记下来。比如小额的捐款就记下来,把发票的第一页和第二页保存,第三页交给捐款人。如果是大额捐款就等财务出差回来办理,因为要验钞。
第二天,我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接到一个来自湖北天门的电话。那位女士的语气很着急,她可能憋了很多天的话,还有心里的悲伤和苦闷,一下子就忍不住哭了。
我安慰她慢慢讲。她说女儿叫金省,十八岁,高中生,多才多艺,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下晚自习后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颅脑重度损伤。医生说无论怎么努力都救不回来了,在医院靠呼吸机维持着。她说了解到外国,器官可以救人。医生说她女儿所有的器官都是完好的,只有头部受了重伤。她实在不忍心让聪明乖巧的女儿白白地走了,就想把女儿的器官捐出来救别人,也好留个念想,这样她心里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当时器官捐献体制不健全,她打了很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都被拒绝了。她说在深圳打过工,偶然看到过街头相关的公益广告,知道深圳可以。她对我说:“求求你,帮帮我。”
深圳市虽然在2003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但两年过去了,只做过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并没有器官捐献的案例。
我就找自己认识的医生,再通过医生找医生,最后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把资料传真给金省的妈妈,她填好再传真给我,我整理以后反馈给陈教授。他就带领团队赶到金省所在的医院,全面评估。当金省没有了呼吸,按照器官捐献的标准流程,完成了捐献的全过程。
金省的肾脏救了上海两个小男孩,肝脏救了武汉的一个男孩,眼角膜让四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信息反馈回来,我完全没想到,自己无意间促成了我国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我知道,在自然界,一朵花凋谢了,就结一个果子。但一个生命结束了,不仅救了三个人的生命,还帮助四个人重见光明,相当于救了七个人。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值得宣传,见了人就说。
02
我做事的习惯,好听点叫执著,不好听点叫固执。在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工作方面,我一直倾尽全力地做。会长说,深圳在这方面已经是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市民不用你说,都知道怎么做了。你能不能把器官捐献工作做出特色来?
2006年下半年,我的工作职责就往这边转移。 2007年,我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国际惯例要求,器官捐献遵循“双盲”政策,就是捐献方、受捐方对彼此信息不了解。所以,我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中起着桥梁作用,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征得捐献者或其家属的捐献知情同意,并协调捐献者、捐献者亲属、医院和相关部门,让器官捐献完成,然后到殡仪馆办理手续,给家属颁发遗体捐献证书,向遗体告别。包括后期对捐献者亲属的关爱、慰问。
2008年5·12地震后,我接到很多电话。有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叫黄超环。他在5月13日早上骑摩托遭遇车祸,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但希望渺茫。他的哥哥和姐姐就联系红十字会,提出捐献,我半夜赶去了医院,办理相关手续。
15号凌晨不到五点,他的爱人本来还有二十多天才临产,但因为悲伤和痛苦打击就要早产了。七点零五分,小孩诞生了。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就盼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而且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叫黄继祖。结果生下的,还是个女孩。亲属都说,这个小孩如果不早产的话,他会有一口气一直在撑着。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他就撑不住了。
本来他早上的状况还算稳定,等到下午情况就不好了,联系抢救的北京专家已经到机场了,但只好通知说你们回去吧,赶不及了。大家抱着孩子到了他的床前,当父女对视着,他的心跳就一下子下来了。后来,超环捐了眼角膜、肝脏和肾脏,有五个人重获新生或重见光明。
03
来自贵州望谟县布依族的小伙子杨杰,也是二十六岁,为帮补家用, 2008年国庆节期间他骑摩托载客,不幸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头部受伤,医院最终确诊为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杨杰在深圳打拼多年,一直向往能在深圳安家,把家人接来一起生活。他的堂哥给我打电话,说深圳的丛飞和一些爱心人士到过他们的山区支教,教他们学习读书,他们才从大山里来到深圳。他的堂弟很喜欢深圳,就把遗体捐献到深圳,算对深圳爱心人士的回报。
杨杰的爱人叫王丽妹,是个淳朴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在丈夫出事后赶到深圳,我到医院后一边陪着她,一边向杨杰的其他家属解释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
就在我教丽妹签完字后,一个来自湖北那边烧伤科的医生来电话说很发愁,有两个烧伤病人很严重,要是有皮肤能移植就好了。深圳的医生说杨杰的皮肤还很完好,就问是否同意捐献。这时亲属都沉默了。
一边是逝去的杨杰,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病人,我内心十分挣扎,只得硬着头皮询问丽妹,是否同意再捐出杨杰的部分皮肤。
没等我话说完,她就崩溃了。我也十分难受,抱着她哭了出来。本以为我的这个请求已经无望,这时杨杰的堂哥哭着劝弟媳,说捐吧,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情。他要是活着的话,动他一下我们都会心疼,他现在呢,已经离开我们了。如果能多救一个人,我们在世界上就多一个亲人,别的家庭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失去自己的亲人了。
丽妹很艰难地拿起笔,我教她在表格上打个√,然后按了指纹。放下笔,她就趴在我的怀里又哭起来。我胸前的衣服都被她的眼泪湿透了。
最终,杨杰捐献了心脏、肝脏、两个肾脏、皮肤还有眼角膜,一共救了九个人。
作为多器官捐献者,杨杰在深圳是第二十五位,在全国是第九十三位。他是国内第一位捐献人体器官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是我国第一个无偿捐献皮肤的人。
04
不久以后,一个询问器官捐献的电话,让我和一位阿姨成了莫逆之交。
阿姨叫刘幼雪,是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侄外孙女。她和丈夫程芸平都是新中国第一代文艺家。刘阿姨是个特别自立的人,不想给儿孙们添麻烦,就和程叔叔联系了深圳的养老院去住。
2011年7月,程叔叔因为肾癌,病情急转直下,入住重症监护室,七十一天后,在深圳辞世,他捐献出了一对眼角膜和遗体。程叔叔弥留之际,刘阿姨一遍遍亲吻着他的额头。他们相扶相伴近七十年,刘阿姨受到的打击特别大。侄子请她去云南休养,但去了那边发生高原反应,回来以后身体状况就不好了,所以回北京做手术。
到北京以后,她时时想着深圳,总是问我深圳现在怎么样。我说深圳的花开了,漫山遍野都是鲜花。她说,我好想回深圳。她还跟我说,小高,自古三皇五帝都避不开死这个字,我们凡夫俗子就更不能避开。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忌讳谈死这个事情。我承诺过要把遗体捐回深圳,我爱深圳。
我说阿姨,这是我们共同的承诺,我一定接你回深圳。
2017年9月14日,距离程叔叔去世整整六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的相约,她突然病危,留下最后两句话是:高敏来了吗?深圳的车到了吗?
我赶到北京,在病房里吻别她的时候,她的皮肤还很柔软,有弹性。我说,阿姨,我来接你回深圳。你安息吧。
刘阿姨和程叔叔一生都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那个给我鼓励、和我分享快乐、真正懂我的人走了,对我真的是挺大的打击。那一次,当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了,我就嚎啕大哭了一场。
跨越两千八百二十六公里,刘阿姨捐献了遗体,最终与丈夫在深圳“团聚”。
早在当年刘阿姨和程叔叔登记捐献资料时,记者采访后发表了一个豆腐块文章。
那个小豆腐块,被从美国归来的八十八岁“黑孩子”黄赞老两口看到了。他们在 1979年从广州钢铁厂退休以后,因为儿女和所有亲友都在美国,就移民美国。十多年后,他们又回到深圳居住。看到那个报道时,他们已经回国十多年,他们的中国护照、美国居住证(绿卡)、回美证明等身份证明文件,都已失效。
2010年9月初,我收到两位老人的一封信,说我们是从国外回来的,想留在中国。看到刘幼雪老人的事迹,我们终于找到了永远留在祖国的方法。他的电话也写在信上,同时附了一张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我去见到老人,媒体进行了报道,还找了侨办等各个方面给老人争取办理户口。
有一天,老爷子给我打电话,说小高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黄赞,奶奶住院了,查出来有肿瘤。我问要手术吗?他说,是恶性的,那么大年纪,不做手术不遭罪了。
黎彩娴奶奶在医院住了一百八十天。2011年11月17日夜里十点四十五分,老人的心脏停跳,生命止于八十七岁,捐献了遗体、眼角膜。
这样,老爷子就更不同意回美国了,身份证也不办了。后来我跟深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定下了规矩,逢年过节或一个月一次,去陪陪老人。老人写了一个卡片,说高敏啊,我把你的名片和电话放大了,写在这儿。你就是我在祖国的亲人。我在祖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要第一时间通知你。我所有的身后事都交由你来办理。我跟儿子女儿都说了,他们都同意了,你同意吗?你要是不同意,这个就不作数。你要是同意,我就在家里的茶几这里放一张,我在身上随手装一张。
我说爷爷你这么信任我,谢谢。他把那张卡片装在塑料袋里面,贴身装着。
黄爷爷的生活至今完全自理。每次见到他,跟他坐在一起,看见他这么健康,我会觉得心里特别安详。
05
丁思成,是中国首位未成年人捐献亲属器官的少年。
2011年7月26日早上,思成要去上学,妈妈突然不舒服,处于昏迷状态。他赶紧打120,医生全力抢救,没有救回。
丁思成生活在单亲家庭,很乖巧懂事。他给我打电话时,妈妈还有一丝自主呼吸,没达到捐献的要求。但是他始终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我们有那么一天,活不了了,就把有用的器官都捐出去救人。
8月2日晚上,我去办理手续,他站在旁边。思成长得很高,我问你多大了?他说十三岁。我说你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他说委托舅舅做法定监护人。舅舅签了字,他也签了字,小姨也签了字。8月3日九点多,他的妈妈心脏停跳。
如果心跳无法恢复,将无法完成捐赠意愿。所有人都盯着我,我请医生继续抢救。
丁思成坐在病房外,很着急,抓着自己的短头发,说妈妈一定要坚持啊,你要去救人。大家都在ICU门口等着。我进入ICU,手抓着一个台子,医生说你坐一下,我们轮班上做心肺复苏已经竭尽全力了,你看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突然,护士长说心跳恢复了。我马上开门对他们说了。思成跳起来,抱着舅舅,说妈妈挺过来了。妈妈真棒。这时专家组到了楼下。
下午四点多进手术室,五点钟医生出来说,因为高血压,她的心脏不能救人,但半月板(两个膝盖,一共四个)可以帮到四个人,问是否同意捐献。
我去问了舅舅和小姨,他们让我问思成。他说,愿意,妈妈还可以多帮四个人,我同意捐。当时他自己懵懵的,过了一会儿,他说眼睛怎么看不见了。其实孩子是急火攻心,几天没睡觉,太累了。
特别难得的是,才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妈妈,但是他特别阳光,很乐观。他妈妈的器官救活了十一个人的生命。他说以后要考医学外科,要治愈和妈妈得一样病的患者。孩子后来真的考上了医学院。
丁思成后来告诉我:“妈妈从小就鼓励我要乐于助人,我只是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妈妈的器官开始了新的生命,会让我感觉妈妈她没有离开我。”
06
2012年2月15日,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到献血站找到我,我刚好献完血。
黄圆圆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到深圳毕业实习。春节买不到火车票,没有回家,洗澡的时候煤气中毒。她的父母是湖北公安县的农民,一家人生活艰难,为培养她读大学,几乎倾尽了所有。面对突然而来的打击,家里人连到深圳的路费都拿不出来,多亏村民和圆圆同学的募捐,他们才赶到深圳。
一家五口人睡在医院ICU的小走廊里,苦苦守候了十几天。但是最后医生告诉他们,钱花了八九万了,没有救助的希望了。当他们在医院走廊里看到器官捐献的宣传册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那对农村夫妻,朴实得不能再朴实,难过到了极点,说话都不太流利。黄宏林喝了一小瓶烧酒,借着酒劲,也算是酒后吐真言,说村里乡里乡亲帮我,医生尽力了,我尽心了,实在是叫不回她了,那就把她捐出来,帮助需要的人,也算回报帮助她、关心我们的人。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捐献者必须已经脑死亡,只能依靠人工设备维持生命体征,经家属同意后,遵循无偿自愿的原则才能进行捐献。经过两次会诊,专家认定,黄圆圆符合捐献要求,只要家属签订停止治疗的同意书,就可以进行手术。但我突然找不到黄宏林了。我楼上楼下找,结果发现他在围着那个楼转圈呢。当家属犹豫不决时,我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候。毕竟签完字,便是永别。
经过反复的痛苦纠结,黄宏林最终还是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意捐献女儿的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和遗体。
签订完停止治疗同意书,黄圆圆的父母走进病房,和女儿进行最后的告别。黄宏林说,圆圆,你还说孝敬爸爸妈妈呢,你咋不孝敬呢?你说还要读书呢,我让你读啊,我的圆圆。
2月17日凌晨一点,黄圆圆的呼吸机被摘下,然后她被推进了手术室。根据规定家属不能进入,手术室里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我,见证手术全程,并拍照记录被取走的器官。
她的小表哥跟我说,阿姨,能不能把妹妹的头发,让我们带回家去。我剪圆圆头发的时候,看到她有两条小辫子,心里就跟针扎一样痛。歌手姚贝娜

歌手姚贝娜

07
2015年1月16日,三十三岁的歌手姚贝娜结束了生命。她实现了生前愿望——捐赠眼角膜,让三位患者重见光明。
姚贝娜的病情,我没想到那么重。当医生打电话来的时候,因为一些阴差阳错,我和姚贝娜没有面对面交流。一是因为她在ICU,我不能随便进去;二是我也希望她能好起来。姚贝娜的父亲姚峰和我接洽,办理了捐献手续,完成了女儿的心愿。
本来她的意愿是把遗体也捐献出来,但爸爸妈妈不舍得,最后就把眼角膜捐出去救人。那天已是凌晨三点钟,一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电话不断地打给我。每次回想起姚贝娜,我都会想起在电视上看过的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像两汪湖水。
罗一笑是深圳大学医学院2016年第五十三位无语体师(“无语体师”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
12月24日那天下着雨,凌晨五点钟,我接到儿童医院医生的电话。六点五十分,我赶到医院办理笑笑遗体相关手续,医生告诉我说那是罗一笑。那几天,给她捐款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罗先生回家给女儿拿衣服去了。他爱人在那里,一直哭。
罗一笑从生病到离开,病情来势汹汹,走的时候很安详。我进入病房,护士正在给孩子轻轻地擦拭身体。我看到整个身体都是乌紫色,因为后期孩子的凝血功能坏了,每个汗毛孔都是出血点。还因为打激素,才五岁的孩子,全身肿得变形。擦洗好以后,给她把衣服穿上,然后把她喜欢的一个小娃娃放在身边。她的爸爸打电话过来,说为了救治这个可爱的女儿,筋疲力尽了,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她的遗体捐出去,让医学专家们好好研究这种病,看能不能找出救治的办法。
八点二十分,办结整个捐献手续,所有医生护士、罗尔夫妇一起向孩子遗体三鞠躬。在这过程中,罗尔眼泪一直往下流,他妻子没法控制,站起来摇摇晃晃。急性淋巴系统白血病患者,除了遗体,器官都捐不了,不能用于移植,笑笑最后就捐了遗体。其实可以说,罗尔夫妇的愿望也实现了,因为无语体师可以培养无数满怀感恩之心的、医术精湛的医学生。他们在以后的从医生涯里会救助多少人呢?所以遗体捐献,一样功德无量,一样大爱无疆。
我非常感谢罗尔夫妇。有人跟我说,你不要替他讲话。我说,我喜欢用心感受,也用眼睛去看,相信他们夫妻是一对善良的人。人们都在指手画脚说他们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假如自己身处其中,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08
2012年9月7日,二十二岁的湖南女孩赵湘生命垂危。我马上组织了专家赶往那家医院,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
医院负责人拒绝在他的医院做器官摘除手术。我无论怎样劝说那位负责人,对方就是不同意。眼看时间流逝,我和几位医生决定立刻转院,就在即将到达联系好的那家医院前几分钟,赵湘停止了呼吸,不能再迎接其他生命的重生了。我协调奔波了五天,所有的希望突然一下破灭,差点一头栽在地上。赵湘的器官如果保住了,至少可以救三个人……
另一次遭遇类似的情况,是在转院的路上,捐献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很多器官迅速衰竭,无法捐献。那一刻,他的儿女情绪崩溃了,救护车就停在路边,儿女们都跪在地上痛哭,因为没有完成亲人生前的遗愿而自责不已。不过好在最后死者的眼角膜还是完成了捐献,实现了一部分遗愿。
2008年,杭州电视台的马记者打电话给我,一个女孩高空坠落,家属有捐献意向。我用电话不停地跟家属沟通,通知专家团队先赶去杭州,然后办手续,要盖章。有关部门说你们的章不行,别人随便刻个萝卜章就能顶上。这个捐献最后失败了,因为医院和医疗职能等各个部门都不配合。后来,那个记者跟我说,没想到,做一件好事这么不容易。
一个妻子煤气中毒被送到医院,因为她生前说过死后要捐献器官,老公为完成她的愿望,联系了我,就在我赶往当地途中,电话再度打来,那位妻子心脏停跳了。她所在的是基层医院,没有很好的器官维护条件,器官不能再捐献。她的老公伤心地说:“我不光把她弄丢了,连她的遗愿也没能帮她实现。”
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说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她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那些失败的器官移植案例,使我多日的努力白费,但是我依然感激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亲属。
09
别人说一手托两家,我是一手托几家。截至2019年3月,我协调成功的遗体捐献有四百零五例,器官捐献三百多例,眼角膜捐献近千例。器官捐献者年纪最大的是一百零四岁,最小的刚出生三小时。其中全家都是知识分子的进行捐献的情况比较少,反而越是文化程度低的捐献者越多,大部分是初高中文化,还有的压根没读过书。
深圳大学医学院的遗体接送车没有到位之前,王军教授那辆车,载过很多捐献遗体的小朋友。每次我坐在后面抱着小宝宝,跟他们悄悄地讲几句话,我觉得那么可爱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可能他们都太累了,好不容易能好好地休息一下,能长长地睡一个好觉,也许他们只是睡得比较香一些,比较沉一些而已。
目前器官捐献协调员们还没有一个法定的职业身份,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也缺少晋升机制和工资发放标准。有人把我们叫“劝捐员”,其实很多病人越到生命的后期,越有强烈的求生欲。他时刻想着怎么活下去,如果劝他死了以后捐献,这就很忌讳。
何况,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内心是恐惧的,这时去劝他捐献器官,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不仅不“劝”,甚至不主动联系捐献人。有一位捐献女儿遗体的父亲,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捐献器官的时机,事后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劝劝他。我告诉他,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得尊重你的想法。
也有人称我们是“生命摆渡人”。我觉得,生活不易,活着更难。如果能坚强地活下去,生命才是完美的。作为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我的使命就是在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让逝者生命延续,让患者重现生机。
刚开始做这个工作,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尽可能地在不给大家添麻烦的前提下,一步一步的,自己边琢磨边总结。以前我在无偿献血到骨髓捐献的志愿者工作过程中,一直给大家讲,要尊重本人或家属意愿,这样就容易让爱心人士接受,从而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0
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我了解到,有一个小朋友的受益者,获得了那个男孩的肝脏,还有胰腺和小肠。可以说男孩相当于给予了受益者三次生的机会,所以他很感激,想找到那个男孩的两个肾脏的受益者,还有眼角膜的受益者,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别人没有他那样的想法,他的心愿就没有实现。
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我曾想象各种双方见面的情景,其中一幕是,一个女孩贴着一位陌生老人的胸口,听她爸爸的心跳。那画面,该多美啊。
深圳郊区的吉田墓园里,最高处的山坡上有一株大榕树,叫“光明树”,树下是那些眼角膜和器官捐献者长眠的地方。
一位大连的女大学生,患不治之症后,一遍遍地打电话来要捐献。妈妈遵照她的心愿,在她生命垂危时及时地联系我们。当她心脏停跳,医生过去获取了她的眼角膜。遗体火化以后,骨灰葬在光明树下。获得她的眼角膜移植的那位小伙子只要时间空闲,都会买一束鲜花,到光明树下,给那个素不相识的姐姐献上一束花。
我喜欢集邮,喜欢收集小石子,上面有奇怪的花纹,也喜欢奇怪的树种子,就是能长出很特别的样子来。要是能在家里听经典的音乐,比如《梁祝》《蓝色多瑙河》《英雄交响曲》《春之声圆舞曲》《野蜂飞舞》等,我也觉得特别享受。这种机会对我来说特别少,偶尔坐下来就电话不断。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在 2018年统计,捐献案例只有三百多万份,太少了。我的心愿,是希望国人这方面要解放思想,如果生命不能继续,就让生命延续生命。
(本文选自《读库1903》,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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