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器官捐献协调员，看生命延续生命
口述：高敏 整理：叶小果
器官移植被誉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果之一，是拯救和延续生命的一种特殊方式。
我叫高敏。作为中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我见证了器官捐献从深圳一步一步走向全国。
深圳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
01
1966年，我在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出生。1997年，我来深圳帮妹妹照看孩子。一次上街买菜时，我看到路边一辆无偿献血车，就记起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里面，白求恩大夫献出鲜血挽救八路军伤员生命的故事，心想自己也有机会通过献血去救人了。后来，我渐渐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的常客，也成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1999年，深圳大学向春梅老师不幸患癌，她向深圳红十字会提出身后捐献器官和眼角膜。但因为癌细胞转移，器官不能用，只有眼角膜可以捐献，延续别人的光明。6月13日深夜，向春梅被癌症夺去生命，她的一对眼角膜分别捐献给了一个姑娘和一位老人。她是中国首位无偿捐献眼角膜的人。
以前在老家，我没有听说过遗体捐献和器官捐献。初次听到向春梅老师的事迹，我知道了人去世以后，器官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转接到另一个人身上，而且能让那个人健康地生活，觉得特别神奇。
其实，深圳的三献（献器官、献骨髓、献角膜）工作都走在全国前边。2003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出台，成为中国第一部器官捐献移植相关法例。四年后，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才颁布。
深圳市红会邀请相关部门到香港学习和调研人家的器官捐献工作，回来制作自己的小卡片，跟名片一样大，还有宣传资料的册子，印刷得也很小，放在一些医院里面。我在门诊拿起那些册子和小卡片，翻来覆去地了解。有爱心市民去献血时，我就给他们讲。他们一听，都说这是好事，有的人就填写卡片，然后我收集起来送到红十字会，把资料入档。
我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地理解器官捐献这个事情，是在 2005年8月底。深圳红十字会当时只有五个工作人员，有一天他们出去调研，会长给我打电话说，办公室不能没人，你过来负责接听几天电话吧，市民有什么需求就记下来。比如小额的捐款就记下来，把发票的第一页和第二页保存，第三页交给捐款人。如果是大额捐款就等财务出差回来办理，因为要验钞。
第二天，我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接到一个来自湖北天门的电话。那位女士的语气很着急，她可能憋了很多天的话，还有心里的悲伤和苦闷，一下子就忍不住哭了。
我安慰她慢慢讲。她说女儿叫金省，十八岁，高中生，多才多艺，学习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下晚自习后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颅脑重度损伤。医生说无论怎么努力都救不回来了，在医院靠呼吸机维持着。她说了解到外国，器官可以救人。医生说她女儿所有的器官都是完好的，只有头部受了重伤。她实在不忍心让聪明乖巧的女儿白白地走了，就想把女儿的器官捐出来救别人，也好留个念想，这样她心里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由于当时器官捐献体制不健全，她打了很多地方红十字会的电话，都被拒绝了。她说在深圳打过工，偶然看到过街头相关的公益广告，知道深圳可以。她对我说：“求求你，帮帮我。”
深圳市虽然在2003年就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但两年过去了，只做过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并没有器官捐献的案例。
我就找自己认识的医生，再通过医生找医生，最后找到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陈忠华教授，把资料传真给金省的妈妈，她填好再传真给我，我整理以后反馈给陈教授。他就带领团队赶到金省所在的医院，全面评估。当金省没有了呼吸，按照器官捐献的标准流程，完成了捐献的全过程。
金省的肾脏救了上海两个小男孩，肝脏救了武汉的一个男孩，眼角膜让四个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信息反馈回来，我完全没想到，自己无意间促成了我国首例无偿多器官捐献案例。我知道，在自然界，一朵花凋谢了，就结一个果子。但一个生命结束了，不仅救了三个人的生命，还帮助四个人重见光明，相当于救了七个人。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值得宣传，见了人就说。
02
我做事的习惯，好听点叫执著，不好听点叫固执。在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工作方面，我一直倾尽全力地做。会长说，深圳在这方面已经是全国的一道风景线，市民不用你说，都知道怎么做了。你能不能把器官捐献工作做出特色来？
2006年下半年，我的工作职责就往这边转移。 2007年，我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志愿协调员，也是我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国际惯例要求，器官捐献遵循“双盲”政策，就是捐献方、受捐方对彼此信息不了解。所以，我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中起着桥梁作用，发现潜在的、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征得捐献者或其家属的捐献知情同意，并协调捐献者、捐献者亲属、医院和相关部门，让器官捐献完成，然后到殡仪馆办理手续，给家属颁发遗体捐献证书，向遗体告别。包括后期对捐献者亲属的关爱、慰问。
2008年5·12地震后，我接到很多电话。有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气，叫黄超环。他在5月13日早上骑摩托遭遇车祸，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但希望渺茫。他的哥哥和姐姐就联系红十字会，提出捐献，我半夜赶去了医院，办理相关手续。
15号凌晨不到五点，他的爱人本来还有二十多天才临产，但因为悲伤和痛苦打击就要早产了。七点零五分，小孩诞生了。他们已经有一个女儿，就盼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而且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叫黄继祖。结果生下的，还是个女孩。亲属都说，这个小孩如果不早产的话，他会有一口气一直在撑着。如果这个小孩生下来，他就撑不住了。
本来他早上的状况还算稳定，等到下午情况就不好了，联系抢救的北京专家已经到机场了，但只好通知说你们回去吧，赶不及了。大家抱着孩子到了他的床前，当父女对视着，他的心跳就一下子下来了。后来，超环捐了眼角膜、肝脏和肾脏，有五个人重获新生或重见光明。
03
来自贵州望谟县布依族的小伙子杨杰，也是二十六岁，为帮补家用， 2008年国庆节期间他骑摩托载客，不幸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头部受伤，医院最终确诊为脑死亡，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杨杰在深圳打拼多年，一直向往能在深圳安家，把家人接来一起生活。他的堂哥给我打电话，说深圳的丛飞和一些爱心人士到过他们的山区支教，教他们学习读书，他们才从大山里来到深圳。他的堂弟很喜欢深圳，就把遗体捐献到深圳，算对深圳爱心人士的回报。
杨杰的爱人叫王丽妹，是个淳朴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她在丈夫出事后赶到深圳，我到医院后一边陪着她，一边向杨杰的其他家属解释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
就在我教丽妹签完字后，一个来自湖北那边烧伤科的医生来电话说很发愁，有两个烧伤病人很严重，要是有皮肤能移植就好了。深圳的医生说杨杰的皮肤还很完好，就问是否同意捐献。这时亲属都沉默了。
一边是逝去的杨杰，一边是命悬一线的病人，我内心十分挣扎，只得硬着头皮询问丽妹，是否同意再捐出杨杰的部分皮肤。
没等我话说完，她就崩溃了。我也十分难受，抱着她哭了出来。本以为我的这个请求已经无望，这时杨杰的堂哥哭着劝弟媳，说捐吧，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情。他要是活着的话，动他一下我们都会心疼，他现在呢，已经离开我们了。如果能多救一个人，我们在世界上就多一个亲人，别的家庭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失去自己的亲人了。
丽妹很艰难地拿起笔，我教她在表格上打个√，然后按了指纹。放下笔，她就趴在我的怀里又哭起来。我胸前的衣服都被她的眼泪湿透了。
最终，杨杰捐献了心脏、肝脏、两个肾脏、皮肤还有眼角膜，一共救了九个人。
作为多器官捐献者，杨杰在深圳是第二十五位，在全国是第九十三位。他是国内第一位捐献人体器官的少数民族人士，也是我国第一个无偿捐献皮肤的人。
04
不久以后，一个询问器官捐献的电话，让我和一位阿姨成了莫逆之交。
阿姨叫刘幼雪，是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侄外孙女。她和丈夫程芸平都是新中国第一代文艺家。刘阿姨是个特别自立的人，不想给儿孙们添麻烦，就和程叔叔联系了深圳的养老院去住。
2011年7月，程叔叔因为肾癌，病情急转直下，入住重症监护室，七十一天后，在深圳辞世，他捐献出了一对眼角膜和遗体。程叔叔弥留之际，刘阿姨一遍遍亲吻着他的额头。他们相扶相伴近七十年，刘阿姨受到的打击特别大。侄子请她去云南休养，但去了那边发生高原反应，回来以后身体状况就不好了，所以回北京做手术。
到北京以后，她时时想着深圳，总是问我深圳现在怎么样。我说深圳的花开了，漫山遍野都是鲜花。她说，我好想回深圳。她还跟我说，小高，自古三皇五帝都避不开死这个字，我们凡夫俗子就更不能避开。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不忌讳谈死这个事情。我承诺过要把遗体捐回深圳，我爱深圳。
我说阿姨，这是我们共同的承诺，我一定接你回深圳。
2017年9月14日，距离程叔叔去世整整六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的相约，她突然病危，留下最后两句话是：高敏来了吗？深圳的车到了吗？
我赶到北京，在病房里吻别她的时候，她的皮肤还很柔软，有弹性。我说，阿姨，我来接你回深圳。你安息吧。
刘阿姨和程叔叔一生都在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那个给我鼓励、和我分享快乐、真正懂我的人走了，对我真的是挺大的打击。那一次，当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了，我就嚎啕大哭了一场。
跨越两千八百二十六公里，刘阿姨捐献了遗体，最终与丈夫在深圳“团聚”。
早在当年刘阿姨和程叔叔登记捐献资料时，记者采访后发表了一个豆腐块文章。
那个小豆腐块，被从美国归来的八十八岁“黑孩子”黄赞老两口看到了。他们在 1979年从广州钢铁厂退休以后，因为儿女和所有亲友都在美国，就移民美国。十多年后，他们又回到深圳居住。看到那个报道时，他们已经回国十多年，他们的中国护照、美国居住证（绿卡）、回美证明等身份证明文件，都已失效。
2010年9月初，我收到两位老人的一封信，说我们是从国外回来的，想留在中国。看到刘幼雪老人的事迹，我们终于找到了永远留在祖国的方法。他的电话也写在信上，同时附了一张信纸、一个信封、一张邮票。我去见到老人，媒体进行了报道，还找了侨办等各个方面给老人争取办理户口。
有一天，老爷子给我打电话，说小高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黄赞，奶奶住院了，查出来有肿瘤。我问要手术吗？他说，是恶性的，那么大年纪，不做手术不遭罪了。
黎彩娴奶奶在医院住了一百八十天。2011年11月17日夜里十点四十五分，老人的心脏停跳，生命止于八十七岁，捐献了遗体、眼角膜。
这样，老爷子就更不同意回美国了，身份证也不办了。后来我跟深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定下了规矩，逢年过节或一个月一次，去陪陪老人。老人写了一个卡片，说高敏啊，我把你的名片和电话放大了，写在这儿。你就是我在祖国的亲人。我在祖国发生了任何事情，他们要第一时间通知你。我所有的身后事都交由你来办理。我跟儿子女儿都说了，他们都同意了，你同意吗？你要是不同意，这个就不作数。你要是同意，我就在家里的茶几这里放一张，我在身上随手装一张。
我说爷爷你这么信任我，谢谢。他把那张卡片装在塑料袋里面，贴身装着。
黄爷爷的生活至今完全自理。每次见到他，跟他坐在一起，看见他这么健康，我会觉得心里特别安详。
05
丁思成，是中国首位未成年人捐献亲属器官的少年。
2011年7月26日早上，思成要去上学，妈妈突然不舒服，处于昏迷状态。他赶紧打120，医生全力抢救，没有救回。
丁思成生活在单亲家庭，很乖巧懂事。他给我打电话时，妈妈还有一丝自主呼吸，没达到捐献的要求。但是他始终记得妈妈说过，如果我们有那么一天，活不了了，就把有用的器官都捐出去救人。
8月2日晚上，我去办理手续，他站在旁边。思成长得很高，我问你多大了？他说十三岁。我说你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啊。他说委托舅舅做法定监护人。舅舅签了字，他也签了字，小姨也签了字。8月3日九点多，他的妈妈心脏停跳。
如果心跳无法恢复，将无法完成捐赠意愿。所有人都盯着我，我请医生继续抢救。
丁思成坐在病房外，很着急，抓着自己的短头发，说妈妈一定要坚持啊，你要去救人。大家都在ICU门口等着。我进入ICU，手抓着一个台子，医生说你坐一下，我们轮班上做心肺复苏已经竭尽全力了，你看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突然，护士长说心跳恢复了。我马上开门对他们说了。思成跳起来，抱着舅舅，说妈妈挺过来了。妈妈真棒。这时专家组到了楼下。
下午四点多进手术室，五点钟医生出来说，因为高血压，她的心脏不能救人，但半月板（两个膝盖，一共四个）可以帮到四个人，问是否同意捐献。
我去问了舅舅和小姨，他们让我问思成。他说，愿意，妈妈还可以多帮四个人，我同意捐。当时他自己懵懵的，过了一会儿，他说眼睛怎么看不见了。其实孩子是急火攻心，几天没睡觉，太累了。
特别难得的是，才十三岁的孩子，没有了妈妈，但是他特别阳光，很乐观。他妈妈的器官救活了十一个人的生命。他说以后要考医学外科，要治愈和妈妈得一样病的患者。孩子后来真的考上了医学院。
丁思成后来告诉我：“妈妈从小就鼓励我要乐于助人，我只是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妈妈的器官开始了新的生命，会让我感觉妈妈她没有离开我。”
06
2012年2月15日，黄圆圆的父亲黄宏林到献血站找到我，我刚好献完血。
黄圆圆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到深圳毕业实习。春节买不到火车票，没有回家，洗澡的时候煤气中毒。她的父母是湖北公安县的农民，一家人生活艰难，为培养她读大学，几乎倾尽了所有。面对突然而来的打击，家里人连到深圳的路费都拿不出来，多亏村民和圆圆同学的募捐，他们才赶到深圳。
一家五口人睡在医院ICU的小走廊里，苦苦守候了十几天。但是最后医生告诉他们，钱花了八九万了，没有救助的希望了。当他们在医院走廊里看到器官捐献的宣传册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那对农村夫妻，朴实得不能再朴实，难过到了极点，说话都不太流利。黄宏林喝了一小瓶烧酒，借着酒劲，也算是酒后吐真言，说村里乡里乡亲帮我，医生尽力了，我尽心了，实在是叫不回她了，那就把她捐出来，帮助需要的人，也算回报帮助她、关心我们的人。
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捐献者必须已经脑死亡，只能依靠人工设备维持生命体征，经家属同意后，遵循无偿自愿的原则才能进行捐献。经过两次会诊，专家认定，黄圆圆符合捐献要求，只要家属签订停止治疗的同意书，就可以进行手术。但我突然找不到黄宏林了。我楼上楼下找，结果发现他在围着那个楼转圈呢。当家属犹豫不决时，我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候。毕竟签完字，便是永别。
经过反复的痛苦纠结，黄宏林最终还是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同意捐献女儿的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和遗体。
签订完停止治疗同意书，黄圆圆的父母走进病房，和女儿进行最后的告别。黄宏林说，圆圆，你还说孝敬爸爸妈妈呢，你咋不孝敬呢？你说还要读书呢，我让你读啊，我的圆圆。
2月17日凌晨一点，黄圆圆的呼吸机被摘下，然后她被推进了手术室。根据规定家属不能进入，手术室里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我，见证手术全程，并拍照记录被取走的器官。
她的小表哥跟我说，阿姨，能不能把妹妹的头发，让我们带回家去。我剪圆圆头发的时候，看到她有两条小辫子，心里就跟针扎一样痛。
歌手姚贝娜
07
2015年1月16日，三十三岁的歌手姚贝娜结束了生命。她实现了生前愿望——捐赠眼角膜，让三位患者重见光明。
姚贝娜的病情，我没想到那么重。当医生打电话来的时候，因为一些阴差阳错，我和姚贝娜没有面对面交流。一是因为她在ICU，我不能随便进去；二是我也希望她能好起来。姚贝娜的父亲姚峰和我接洽，办理了捐献手续，完成了女儿的心愿。
本来她的意愿是把遗体也捐献出来，但爸爸妈妈不舍得，最后就把眼角膜捐出去救人。那天已是凌晨三点钟，一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电话不断地打给我。每次回想起姚贝娜，我都会想起在电视上看过的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像两汪湖水。
罗一笑是深圳大学医学院2016年第五十三位无语体师（“无语体师”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
12月24日那天下着雨，凌晨五点钟，我接到儿童医院医生的电话。六点五十分，我赶到医院办理笑笑遗体相关手续，医生告诉我说那是罗一笑。那几天，给她捐款的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罗先生回家给女儿拿衣服去了。他爱人在那里，一直哭。
罗一笑从生病到离开，病情来势汹汹，走的时候很安详。我进入病房，护士正在给孩子轻轻地擦拭身体。我看到整个身体都是乌紫色，因为后期孩子的凝血功能坏了，每个汗毛孔都是出血点。还因为打激素，才五岁的孩子，全身肿得变形。擦洗好以后，给她把衣服穿上，然后把她喜欢的一个小娃娃放在身边。她的爸爸打电话过来，说为了救治这个可爱的女儿，筋疲力尽了，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她的遗体捐出去，让医学专家们好好研究这种病，看能不能找出救治的办法。
八点二十分，办结整个捐献手续，所有医生护士、罗尔夫妇一起向孩子遗体三鞠躬。在这过程中，罗尔眼泪一直往下流，他妻子没法控制，站起来摇摇晃晃。急性淋巴系统白血病患者，除了遗体，器官都捐不了，不能用于移植，笑笑最后就捐了遗体。其实可以说，罗尔夫妇的愿望也实现了，因为无语体师可以培养无数满怀感恩之心的、医术精湛的医学生。他们在以后的从医生涯里会救助多少人呢？所以遗体捐献，一样功德无量，一样大爱无疆。
我非常感谢罗尔夫妇。有人跟我说，你不要替他讲话。我说，我喜欢用心感受，也用眼睛去看，相信他们夫妻是一对善良的人。人们都在指手画脚说他们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假如自己身处其中，能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08
2012年9月7日，二十二岁的湖南女孩赵湘生命垂危。我马上组织了专家赶往那家医院，想不到的意外却发生了——
医院负责人拒绝在他的医院做器官摘除手术。我无论怎样劝说那位负责人，对方就是不同意。眼看时间流逝，我和几位医生决定立刻转院，就在即将到达联系好的那家医院前几分钟，赵湘停止了呼吸，不能再迎接其他生命的重生了。我协调奔波了五天，所有的希望突然一下破灭，差点一头栽在地上。赵湘的器官如果保住了，至少可以救三个人……
另一次遭遇类似的情况，是在转院的路上，捐献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很多器官迅速衰竭，无法捐献。那一刻，他的儿女情绪崩溃了，救护车就停在路边，儿女们都跪在地上痛哭，因为没有完成亲人生前的遗愿而自责不已。不过好在最后死者的眼角膜还是完成了捐献，实现了一部分遗愿。
2008年，杭州电视台的马记者打电话给我，一个女孩高空坠落，家属有捐献意向。我用电话不停地跟家属沟通，通知专家团队先赶去杭州，然后办手续，要盖章。有关部门说你们的章不行，别人随便刻个萝卜章就能顶上。这个捐献最后失败了，因为医院和医疗职能等各个部门都不配合。后来，那个记者跟我说，没想到，做一件好事这么不容易。
一个妻子煤气中毒被送到医院，因为她生前说过死后要捐献器官，老公为完成她的愿望，联系了我，就在我赶往当地途中，电话再度打来，那位妻子心脏停跳了。她所在的是基层医院，没有很好的器官维护条件，器官不能再捐献。她的老公伤心地说：“我不光把她弄丢了，连她的遗愿也没能帮她实现。”
一个想要捐赠女儿器官的母亲说有一个条件：女儿的心脏要捐给年轻的女孩；移植之后，她要见这个女孩，让女孩叫一声妈妈。她的要求没有被答应，最终捐献失败。
那些失败的器官移植案例，使我多日的努力白费，但是我依然感激器官捐献者和他们的亲属。
09
别人说一手托两家，我是一手托几家。截至2019年3月，我协调成功的遗体捐献有四百零五例，器官捐献三百多例，眼角膜捐献近千例。器官捐献者年纪最大的是一百零四岁，最小的刚出生三小时。其中全家都是知识分子的进行捐献的情况比较少，反而越是文化程度低的捐献者越多，大部分是初高中文化，还有的压根没读过书。
深圳大学医学院的遗体接送车没有到位之前，王军教授那辆车，载过很多捐献遗体的小朋友。每次我坐在后面抱着小宝宝，跟他们悄悄地讲几句话，我觉得那么可爱的孩子，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可能他们都太累了，好不容易能好好地休息一下，能长长地睡一个好觉，也许他们只是睡得比较香一些，比较沉一些而已。
目前器官捐献协调员们还没有一个法定的职业身份，我们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也缺少晋升机制和工资发放标准。有人把我们叫“劝捐员”，其实很多病人越到生命的后期，越有强烈的求生欲。他时刻想着怎么活下去，如果劝他死了以后捐献，这就很忌讳。
何况，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内心是恐惧的，这时去劝他捐献器官，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不仅不“劝”，甚至不主动联系捐献人。有一位捐献女儿遗体的父亲，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捐献器官的时机，事后埋怨我为什么不多劝劝他。我告诉他，你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得尊重你的想法。
也有人称我们是“生命摆渡人”。我觉得，生活不易，活着更难。如果能坚强地活下去，生命才是完美的。作为一名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我的使命就是在逝者和生者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让逝者生命延续，让患者重现生机。
刚开始做这个工作，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就尽可能地在不给大家添麻烦的前提下，一步一步的，自己边琢磨边总结。以前我在无偿献血到骨髓捐献的志愿者工作过程中，一直给大家讲，要尊重本人或家属意愿，这样就容易让爱心人士接受，从而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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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除非被捐献者主动提出或者同意，两方是不能见面的。我了解到，有一个小朋友的受益者，获得了那个男孩的肝脏，还有胰腺和小肠。可以说男孩相当于给予了受益者三次生的机会，所以他很感激，想找到那个男孩的两个肾脏的受益者，还有眼角膜的受益者，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但是别人没有他那样的想法，他的心愿就没有实现。
我的印象里，从来没有被捐赠者主动提出见面。我曾想象各种双方见面的情景，其中一幕是，一个女孩贴着一位陌生老人的胸口，听她爸爸的心跳。那画面，该多美啊。
深圳郊区的吉田墓园里，最高处的山坡上有一株大榕树，叫“光明树”，树下是那些眼角膜和器官捐献者长眠的地方。
一位大连的女大学生，患不治之症后，一遍遍地打电话来要捐献。妈妈遵照她的心愿，在她生命垂危时及时地联系我们。当她心脏停跳，医生过去获取了她的眼角膜。遗体火化以后，骨灰葬在光明树下。获得她的眼角膜移植的那位小伙子只要时间空闲，都会买一束鲜花，到光明树下，给那个素不相识的姐姐献上一束花。
我喜欢集邮，喜欢收集小石子，上面有奇怪的花纹，也喜欢奇怪的树种子，就是能长出很特别的样子来。要是能在家里听经典的音乐，比如《梁祝》《蓝色多瑙河》《英雄交响曲》《春之声圆舞曲》《野蜂飞舞》等，我也觉得特别享受。这种机会对我来说特别少，偶尔坐下来就电话不断。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在 2018年统计，捐献案例只有三百多万份，太少了。我的心愿，是希望国人这方面要解放思想，如果生命不能继续，就让生命延续生命。
（本文选自《读库1903》，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