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人口忧虑与养育焦虑；萨尔瓦多移民父女之死

【国内】法定婚龄、人口忧虑与养育焦虑

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一些委员建议适当下调法定婚龄，由现行男22周岁、女20周岁调整为男18周岁、女18周岁，以应对当前的人口形势。尽管近两年全国“两会”都有委员提出类似建议，然而这一消息发布后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媒体和社交网络热议的话题。

委员所说的“人口形势”，指的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上升的趋势。提出建议的委员认为，我国法定婚龄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尽管下调法定婚龄并不能直接扭转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但这是一个正调节的方向。

近年来，这种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忧虑贯穿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中。今年春天，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结婚率“五连降”的消息，也曾引发类似的忧虑。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认为：“即便下调法定结婚年龄，恐怕也无法明显提高婚姻登记人数。”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或生育，并不是因为法定结婚年龄限制过高。但是，下调法定结婚年龄，仍有其“赋权”的积极意义，这为少数年轻人行使权利提供社会机制的保障，也有利于推动个别农村偏远地区低龄事实婚姻的合法化。

光明网评论员也认为：“从尊重个体权利的角度看，让成年人更早拥有人生选择权，降低结婚年龄并无问题。”同时，该评论表示，降低结婚年龄未必就能很快与“人口形势”的宏大叙事迅速挂钩。若要对老龄化上升作出干预，降低年龄恐怕不是最主要的，关键还是降低“成本”。

然而，互联网舆论对这一政策建议的反应却颇为消极。6月28日8时，《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你支持适当下调法定结婚年龄吗？”的投票，截至29日14时有31.9万票反对，占比87.5%，而赞同仅有4.5万票。《新京报》在28日9时许发起类似的微博投票，截至29日14时有43.1万票不赞同，占比64.7%，14.3万票赞同，9.1万票暂不表态。网友在评论中表达了政策建议脱离群众、下调法定婚龄不利于女性保护、托幼资源稀缺和养育成本过高等批评意见。

对这一投票结果，《新京报》发表署名“于平”的评论分析道：“这里面，不排除很多人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误解为‘到了18岁就该结婚’——其实这只是增加选择权而非发出‘催婚令’。”但下调法定婚龄问题是攸关每个人权利、影响每个人生活的重大事宜，“这需要立法机关认真把关、充分讨论，也需打开大门、虚心听取民意，将民意风向作为立法的参照系。”

随着经济发展和观念转变，初婚年龄的推迟和结婚率的降低是全球性现象。根据腾讯谷雨提供的数据：“德国独身人口达54%；日本30多岁男青年未婚率为47.1%；16岁以上美国人50.2%是单身；中国20到39岁适婚青年中也有48.6%没脱单。‘单身社会’已经成为全球化现象，相信婚姻、愿意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生育率的降低及随之而来的老龄化问题也是普遍问题，欧洲和日韩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5之下，尤其是前者，不得不引入“外劳”保持足够的劳动人口，由此引发搅扰全社会的移民问题。

而中国特殊的“人口忧虑”是“未富先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2018年9月在《人民日报》撰文道：“我们国家人均GDP还不到9000美元，60岁以上人口就达到了17%以上，而且未来一二十年内老年人口还要大幅度增长。老年人退休前创造财富，退休后消耗财富，而财富主要是年轻人创造的，这就会造成代际之间的矛盾。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也都出现了国家财力不足的问题。”

与社会政策制定者的“人口忧虑”相对照的是弥漫于社会——尤其是大都市中的“养育焦虑”。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在接受《人民论坛》杂志采访时，总结了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的四个主要原因，即结婚成本透支家庭收入、女性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养老资源需求增大。而要提高社会生育意愿，要从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育龄妇女劳动保护、家政行业规范化、幼儿公共教育建设、义务教育均等化、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

套用去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热门评论的标题，就是“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提高生育意愿是一个整全性的社会建设问题，社会有责任提供友好的生育环境，而非采取简单的“刺激”手段。

“养育焦虑”有其现实基础，也被大众媒介持续放大，成为“中层焦虑”的重要组成。就像近期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楼主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答：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掌握着大众媒介议程设置权的都市中层与“预备中层”炮制和传导着群体性的 “养育焦虑”，生产着诸如“月薪五万，养不起一个孩子”之类的话语，从托儿所到学区房，从幼龄教育到小升初和兴趣班，养育成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竞赛。“养育焦虑”将中层父母和孩子们折腾得精疲力尽，也杀鸡儆猴般地“教育”了还未生娃的年轻人。在现实成本与大众媒介的双重作用下，婚恋和生育意愿的下降在大都市中已成普遍趋势，对于“刺激”生育的社会政策的抵触态度，也成为当下网络舆论中难以忽视的现象。

【国际】萨尔瓦多移民父女之死

2015年9月2日，一个名叫艾兰·库尔迪（Alan Kurdi）的三岁叙利亚库尔德小男孩，在随家人试图逃离饱受战火的家乡时，不幸遇难溺亡，他的尸体在地中海沿岸被发现。倒在海滩上的库尔迪尸体的抓拍照片顿时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多国政要也对此发声，表达愤慨，其中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更是呼吁国际各界承担起对于中东难民应当承担的责任。库尔迪倒在海滩上的照片不断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引发议题，甚至波及加拿大当时的大选，因为库尔迪的家人曾申请加拿大的难民庇护未果。

转眼将近四年之后，在欧洲因为中东难民相关议题而引发社会舆论争议之后，远在美洲大陆的美墨边境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特朗普当局不断加紧对美墨边境的管控，严防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入境美国，甚至为了修筑边境墙的议案和国会展开舆论攻防。就在当地时间6月24日，一起与库尔迪之死类似的事件再度引发各界对中北美移民问题和美墨边境人权危机的关注。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名叫马丁内斯（Oscar Alberto Martínez Ramírez）的萨尔瓦多籍移民，在试图跨过美墨边境的格兰河（Rio Grande）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毙，一同遇难的还有他2岁的女儿。父女俩的尸体在河边被发现，而在墨西哥当地的记者Julia Le Duc拍到了这一幕，并刊登在当地媒体，随后引发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热议。

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一位名叫马丁内斯（Oscar Alberto Martínez Ramírez）的萨尔瓦多籍移民，在试图跨过美墨边境的格兰河（Rio Grande）进入美国时，不幸溺毙，一同遇难的还有他2岁的女儿。父女俩的尸体在河边被发现，而在墨西哥当地的记者Julia Le Duc拍到了这一幕。  东方IC 图

据报道，马丁内斯一家原本住在萨尔瓦多首都的郊区，出于经济原因，一家人决定跟随涌向美墨边境的大篷车队，试图到美国寻找更好的生活。此前马丁内斯和妻女一起在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庇护所，在23日试图在墨西哥边境向美国当局申请入境但遭拒绝，最终马丁内斯带着女儿铤而走险，却最终丧生于格兰河水中，他的妻子则眼看着丈夫和年幼的女儿遇难，如今身心均受到重创。

特朗普对待尝试入境美国的海外移民的强硬态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从严苛的法案，以及投注大量人力物力的边境管控，再到并非只是在嘴上或推特上说说的边境墙，这位不走寻常路的美国总统在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上屡次引发争议。如今马丁内斯父女俩的溺亡再一次让特朗普当局的移民政策成为众矢之的。美联社在报道这起事件时也提到，对于试图入境美国移民或难民来说，在合法途径难寻，回家又面临恶劣的治安及经济环境的情况下，穿越危险地带强行入境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项，尤其是还要避开美国的边境巡逻队，湍急的格兰河，以及荒无人烟又极度危险的边境沙漠就屡屡让入境者饱尝苦头，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美联社还提到，不仅入境美国并被边境巡逻人员抓获的非法移民要面临非人的待遇，滞留在墨西哥的难民，往往也会被当地的毒贩团伙盯上并遭到绑架。墨西哥总统就把矛头指向了特朗普当局，表示正是因为美国总统的移民政策使得越来越多人在美墨边境的沙漠和河流里丧生。

《洛杉矶时报》和纽约媒体The Cut则都提到了这张令人感到非常悲伤的照片与库尔迪之死的联系，并都刊载了美国政界人士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发言。其中，民主党初选辩论邻近，这张照片的传播也让各参选人有了攻击特朗普的话题，奥鲁克和哈里斯就针对特朗普当局采取的定时定量式的边境移民资格审查方式进行抨击。无论如何，美墨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的确存在，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墨两国各自的难民处置方式都在有意无意加剧这次危机。《国会山报》（The Hill）则在相关报道中提到，称那些试图入境美国的难民儿童，可能有三种死亡方式可供“选择”：一，在沙漠中饥渴而死；二，在格兰河里淹死；三，成功入境美国，但在当地糟糕的移民庇护所中遭遇非人待遇而死。该报不仅抨击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还连带指责了奥巴马政府为目前边境人道危机所埋下的祸根。福斯新闻（Fox）在报道里提到，教皇方济各也为死难者致哀与祈祷，但也援引相关研究机构官员的说法，称虽然马丁内斯父女之死的照片令人悲痛，但还是希望各界能把注意力放到“如何减少边境难民人数”之上。

而就在此次事件发生之前，CNN也曾专门讨论过墨西哥方面对于边境难民的管控。不少移民是从墨西哥南部的危地马拉等国涌入该国境内，并试图再进一步北上申请入境美国的。CNN试图澄清这样几个对于美墨边境移民人道主义危机的误区，其一是墨西哥在消极对待这些难民，但事实上墨西哥近来一直在增派人力应对涌入境内的中北美诸国移民；第二个误区则是外界以为很多非法入境美国的都是墨西哥人，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移民都来自中美洲加勒比海诸国，他们在本国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社会问题，不得不举家搬迁，或投靠人在美国的亲友，或尝试为家族开辟新的生计；第三个误区在于，一些人可能认为墨西哥人都是支持这批移民的，但事实上在墨西哥境内，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民众的立场并非是一致的，事实上这个议题在墨西哥也有着争议和不同立场的讨论乃至争辩。而就像CNN另一则对美墨边境移民问题的报道里说的一样，或许当下不应对这些难民施加更多的暴力了，因为他们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关怀，他们不希望作为数字被报道，每个人都是在本国政局动荡或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不得不背井离乡，真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国际各界除了在边境修墙与否、加派人力管控与否等议题上撕扯之外，还需更多关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等国的政治现实。

《卫报》、《金融时报》、半岛电视台以及BBC等媒体也都对此次事件进行了报道。而除了对事件及其背后的人道主义危机的相关讨论之外，有关这张死难者相片的传播也成了一个话题。《卫报》的一位专栏作者彼得·博蒙特在他的评论文章中援引了苏珊·桑塔格的观点，称马丁内斯父女的死难照片某种情况下为以欧美为中心视角的观众们提供了一种异国来的新鲜感，许多观看这张照片的人更多是在观看一个外部的事件，这个事件会引发他们的悲悯，但对这些观众来说却不是切身实际的，他提醒人们要更多地去关怀这张照片背后真正发生的现实，而非单纯对着图像抒发情感。今日美国也就为何要发布这张图片进行了说明，在他们的声明中，该媒体的编辑部表示这张照片的发布是为了激发他们的读者真正地去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张照片呈现的惨剧；PRI则承认了这张照片会在最初的传播阶段带来足够的震撼，但如果就此沦为库尔迪之死那样的符号被反复挪用，那可能这张照片带来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如今更多的媒体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美墨边境、投向墨西哥南部，乃至投向中美洲多国，美墨人道主义危机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在多个难民出发地国家都面临结构性弊端的情况下，危机的解决似乎还是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