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代的声音来自屏幕，这支北爱尔兰乐队就是了
由红黄蓝三原色组成的鲜艳封面上，三位成员梳油头，纯色高领衫紧贴身体，装模作样的姿态颇似一度流行的拼贴艺术画。
2010年乐队凭处女作《Tourist History》一炮而红后，2012年的二专《Beacon》继续发力，不仅登上英国专辑排行榜第二的位置，而且竟然卖出了10万张，眨眼间成为能撑起体育馆演唱会的新秀。
很多人觉得他们红得莫名其妙。他们又不是“蠢朋克”（Daft Punk），身为一支indie乐队，三位成员个个毫无辨识度。直到2016年他们红到英国巡演的票在一个上午内便售罄（请不要和中国演唱会的“售罄”相比），加场加到体量巨大的伦敦亚历山德拉宫，大部分人依然认不出三人的脸。
虽然也曾疯狂巡演（最多的时候一年两百多场，演到几乎解散），但TDCC其实更像一支存在于电波中的虚拟乐队。他们完全没有突破前人音乐类别的野心，玩的流行朋克、跳舞朋克与合成器流行已经在欧美乐坛风行了十多年。但也不能说他们红得毫无道理。TDCC有明显的优势，与这个时代的传播和聆听习惯拥有超高匹配度。
他们的歌总是短而简明，写出抓耳hook的天赋确保这些轻快明亮的短歌能第一时间钻进路人的耳朵。关于流行歌曲迎合电台长度的利弊讨论已持续了太长时间，幸而如今传播渠道比从前更多，像TDCC这样的电台宠儿，就让它作为“类型片”继续为快速传播而存在吧。
TDCC在影视剧、游戏及商业广告中的成绩亦不输电台。他们的歌随着《实习医生格蕾》《吸血鬼日记》《中间人》等多部影视剧变得家喻户晓，在电视广告和游戏方面也出镜率超高。如果这个时代的声音是来自屏幕，他们就是了。
观点没错，但发出这样声音的艺术家实在太多。多便很难作为独特的声音反哺乐队形象，反而随着他们无处不在的歌加深消费主义和社交媒体所鼓励的思维习惯——即时，快消，注重形象多过内在，满足欲望胜过创造。
2013年时，他们到达名声的高峰和工作的最饱和处。三个人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一起，巡演、创作、录制、拍摄MV、上节目，突然发现“这样根本不值得”。
最终，这样的爆炸程度到了连乐队成员自己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三个学生时代的朋友本来没有鲜明的个性（或者说能为个性包上一层无害的膜），高强度的相处后三人的个性渐显。Kevin Baird是焦虑的享乐主义者，Sam Halliday是乖乖的宅男，Alex Trimble是最具天分的艺术家。
从大学休学决定全职做音乐后，TDCC红得太快，严重缺乏所谓的“社会经验”。相当于登上火箭的同时掉进无底的兔子洞，牺牲掉几乎所有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以及很年轻的人应得的探索及自我提升的机会（除了音乐方面）。
2013年，压力在他们巡演到终点伦敦O2体育馆时到达顶峰，“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除了身为乐队成员之外还是什么”。2014年，乐队被迫取消Latitude音乐节的领衔演出，原因是主唱“经历了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崩溃”。
这次之后乐队的一切工作停止，直到2016年才带来《Gameshow》。制作这张专辑时，他们一改从前的做法，通过Skype和电子邮件集体创作，小心翼翼保持与彼此的距离。成果是一张被Trimble称为“TDCC最小公分母”的专辑。其中明显可见德国泡菜摇滚、大卫·鲍伊（David Bowie）“柏林三部曲”时期等多股影响。
满血归来后的《False Alarm》变成什么样了呢？如封面，复了1980年代迪斯科浪潮的古。本来三人乐队是一主唱/节奏吉他，一主音吉他/和声，一贝司/合成器/和声，如今合成器的声音已经盖掉吉他成为绝对主角。
在最出挑的《Dirty Air》《Satellite》《Satisfaction Guaranteed》中，主唱的声音在漂亮又童稚的鼓机与合成器衬托下自由地变形，就像《Satellite》致敬星战、星际迷航等太空电影的那支MV，洋溢着“哇我怎么在太空飞船里，啊我怎么变成船长”的惊讶和雀跃。
他们依然拥有高度浓缩的配方，循环洗脑的hook，一听难忘的旋律，和某种恰到好处的紧张与生涩感。罕见的六分多钟长曲《Nice to See You》中，他们请来津巴布韦乐队Mokoomba担任和声，饶舌歌手Open Mike Eagle献声。异域风，又一条成功摇滚乐队爱走的路。
可以想见，TDCC的新一轮巡演依然能不可思议地填满大型体育馆，也依然能卖出数量庞大的专辑（目前的专辑全球销售量已超过两百万张）。不管你怎么看他们，流行的风就吹这一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