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滩美术馆看 “歌剧”，“百物曲”呈现交织的世界百态
继成为“肉铺”和“酒吧”之后，上海外滩美术馆又变身为“歌剧院”。近日，展览“百物曲”在外滩美术馆开幕。展览呈现了五十余位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透过观察世界舞台上不同的文化和知识系统，讨论一幕幕保护文化异质性的抗争如何仍在上演。展览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展开，神话、原始文化、现代技术等等交织在一起，从美术馆各楼层纵向延伸，带领观众对一系列主题展开探索。
伊利亚与埃米莉亚·卡巴科夫（Ilya and Emilia Kabakov）的作品《纵向歌剧》位于美术馆二层。这件作品最初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展出，卡巴科夫夫妇构想了一出“假歌剧”，由纵向五层组成，每一层都有木制的模型舞台和人物，结合音乐，对应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主题，也恰好呼应博物馆的螺旋形大厅。而在外滩美术馆，新展“百物曲”同样可以被视为一部“纵向歌剧”，展览试图将美术馆空间打造成一种歌剧环境，在不同的楼层分别“上演”不同的主题。
走过一段特意营造的黑暗通道，哥伦比亚艺术家比阿特丽斯·冈萨雷斯的《室内装饰》如同一块幕布一样，邀请观众走向内部。冈萨雷斯用这片印花织物表现了一位前哥伦比亚总统与人谈笑风生的画面，以一种类似印象派的方式描绘了真实的历史片段。作品隐喻这种公共形象的“幕布”之下潜藏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揭开了展览的第一部分：文明或野蛮、西方或东方，世界经由一系列二分法而被简单地划分，展览的第一部分试图呈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不同文化的个体如何对各种遭遇进行转化和改变。
杨圆圆与卡罗· 那瑟斯的作品《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照片墙》讲述了第二代华裔美国女性柯比的故事。92岁的柯比曾经是一名舞者，而她的丈夫、74岁的美国人史蒂芬则是二次大战后成长于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是一个从未实现电影梦的导演。两人晚年在舞池相爱。艺术家通过影像和照片墙回顾了柯比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和史蒂芬如何互相影响。“在好莱坞电影中，华裔女性的形象通常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但我们很少去深入研究她们个人的生命历史，这也是这件作品的意义所在。”展览的策展人之一谢丰嵘在展览现场说道。
在三楼的展厅外，悬挂着几幅已故加拿大因纽特艺术家肯胡克·阿什瓦克（Kenojuak Ashevak）的版画作品。画作结合了因纽特文化系统中常见的鸟类形象以及人脸，一时难以辨认是原始绘画还是现代艺术。这件作品所呈现出的“混杂”的状态也指出了三楼展厅的主题，即人与自然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同样是因纽特人的蒂姆·皮特修拉克（Tim Pitsiulak）的大型画作《歌声交流》表现了一种半人半鱼的神话生灵漂浮在黑色空间中引吭高歌的画面。在因纽特人的眼中，人、动物和野生生灵构成了完整的环境。柬埔寨艺术家克韦· 桑南（Khvay Samnang）深入柬埔寨冲族群体的生活环境，他在当地了解了冲族人如何对待大地和自己的历史，把冲族人与动物、水和土地的关系融入作品中。
如果说三楼的作品探讨了人与自然的联系，那么四楼的作品更像是将人放回到自然，通过人在想象中的“变形”，重新审视自我本身。比如，居住并生活在纽约的印度艺术家奇特拉· 加内什（Chitra Ganesh）用漫画电影中的女英雄、神话中的女神等形象拼贴出一幅与现实中的印度相平行的场景，以此来隐喻女性主义。
“歌剧”一词可以描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表演、社会活动、娱乐、信仰等传统。这些传统大多历史悠久且迥然不同，然而它们仍被笼统地称为“歌剧”这一西方模板的地方形式。展览以影像等形式呈现了不同地方的“歌剧”，透过对这种简单的分类法的反思，展览探讨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欧洲殖民历史，以及西方现代主义与原始文化在历史中的相互渗透。
位于五层的展厅以音乐作为切入点，将音乐视为审视历史上与当下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流动的棱镜，以及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在作品《优雅的印第安人》中，艺术家克莱蒙· 科吉多赫（Clément Cogitore）邀请了一群狂派舞舞者在巴黎歌剧院进行表演。狂派舞诞生于二十一世纪初洛杉矶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以一种有力但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强烈的情感。
有趣的是，《优雅的印第安人》原是18世纪法国作曲家让-菲利普·拉莫创作的芭蕾舞剧，当时，一位印第安部落首领被带到巴黎进行表演，拉莫正是从他们表演的部落舞蹈中获得灵感。科吉多赫改编了其中的一小段，作为作品的背景音乐。“1725年，拉莫在意大利歌剧舞台上看到的其实是一种狂派斗舞，这是来自世界另一端和另一段历史时期的斗舞形式。”科吉多赫这样写道，非洲裔舞者们的动作所具有的紧张感，也折射了当代世界诸如非洲裔美国人这样的“少数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并不是要表现现代主义和万物有灵论之间的对立，事实上，这两者在今天是一个混杂的状态，”谢丰嵘说道。展览“百物曲”所欲呈现的观点，在于检视与动物、自然等紧密相连的原始文化何以在现代性机构中再次显现，同时梳理不同的文化与知识系统在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如何出现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