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丨《家》：逃离了“家”，是否就能获得自由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因为它的价值不在于一时一地，总能给人常看常新之感。6月21日晚，由孙道临、王丹凤、张瑞芳、黄宗英主演的《家》2K修复版亮相上海影城。恰逢巴金诞辰115年，这部经典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标杆之作，来得正是时候。

多年来，教科书将《家》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深深烙印在万千学子的脑海之中。时光飞逝，“封建礼教”早已不复存在。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家》？难道说，它只是用来忆苦思甜的工具，是地地道道的“出土文物”？

修复版《家》的一大优势，无疑是更清晰的画质。感谢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让所有观众感受到了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老戏骨”令人赞叹的演技。或许，这也是文学改编电影的一大优势所在。

如果说巴金原作更偏重于对思想、对观念的阐释，那么电影《家》则让我们近距离观察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高觉新，一个心地善良却又胆小懦弱、优柔寡断的青年，被孙道临赋予了崭新的艺术生命力。这一角色如此生动，以至于让我一时想不起，这位老艺术家也曾塑造过刚正不阿、坚强不屈的形象——永不消逝的李侠。

尽管老电影特有的拿腔拿调多少会让观众感到有些不适应，但孙道临光凭表情和眼神的细微变化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挣扎，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赞叹。由此也不难理解，电影《家》为何砍掉了小说中的大量枝蔓，而将焦点集中于大少爷觉新的悲剧人生上。

和三弟觉慧一样，觉新也是一位受过启蒙教育的新青年。然而，他为何没能反抗家庭、反抗命运，像他的兄弟一样勇敢出走？“标准”答案大概是觉新的“作揖主义”与“无抵抗主义”。不过，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二弟和三弟商量如何对抗专制家族时，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了大实话——“离开家后，没有钱，该怎么办呢？”这实在是一个“娜拉出走”式的经典命题。所谓家族专制压迫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衡。梅小姐、瑞钰、鸣凤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无不因此难逃厄运。

今天，家族专制自然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然而，如果说当年觉新和瑞钰的结合是为了巩固家族关系的无奈之举，那么眼下为了防止阶层滑落而流行的“中国式相亲”，则是主动为之。沧海桑田之后，“门当户对”重新成为被认可的婚姻前提，这实在是颇为值得玩味的。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巴金的人生观上。他反对专制家族对人性的压迫，但又依恋中国传统家庭带来的温暖。所以，觉慧出走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是模糊的。表面上看，他的勇敢是振奋人心的。但是，他应该走向何方、他走得到底对不对，对于这些问题，巴金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进而言之，走出了一个“家”，又该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家”？如今的国人，能否自信地回答？

《家》的诞生，是中国社会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产物。现代生活的重要标志，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自由和责任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觉新比觉慧更有人物魅力和角色深度的原因。

鸣凤之死，看似是一场悲剧化的误会，实质却是作者有意为觉慧开脱，让其保持道德层面上的纯洁性。别忘了，觉慧会与在文化水平、社会见识等诸方面差距较大的鸣凤相爱，本就是巴金一手创设的空中楼阁。所以，比起平面化、理想化的进步青年，进退两难、不知所措的觉新才是国人在社会转型期中的真实写照。

明知高老太爷死后的点主仪式是迷信活动，却不愿得罪其他家族成员，与其说这是觉新个人性格的懦弱，不如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个人自由和家族亲情之间，如何取舍？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之间，孰轻孰重？千百年过去了，这些关系在今天真的被理顺了吗？

在电影结尾，伴随着慷慨激昂的背景音乐，觉慧终于正式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但与之相比，更让我久久难忘的，是孙道临，也是觉新那张充满纠结、痛苦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