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林匹克日 | 1932年，中国运动员靠这个走向世界
没有什么能比现代体育更能拉近世界各国的距离。像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这样的体育组织的成员比联合国更多（2006年世界杯打响时，国际足联有207个成员，奥运大家庭则有203个成员加入，而联合国只有191个成员）。这些体育组织将自己看作是国际主义的象征，奥林匹克旗帜上互扣的圆环是由顾拜旦在1913年设计的，以象征让五大洲的人们走到一起，而奥林匹克会歌的歌词也提倡国际合作。
虽然奥林匹克似乎是国际性的，它却牢牢掌握在欧洲人的手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第一届任期于2009年结束，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115年历史中，有95年是由欧洲人担任其主席的，因为罗格是比利时人。欧洲还在国际奥委会享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和决策权，在国际奥委会约占了45%的席位，权力颇大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中三分之二的委员是欧洲人。
体育在描画“一个世界”理念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因为它让每个人不管种族、宗教和财富都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和标准。现代体育在理论上要求每个国家的队伍都要受到平等对待，并且没有一个国家会被排除在赛场之外。
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体育已成为现代国际化最明显的标志。沃尔特·拉菲伯（Walter LaFeber）在关于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的书中，清晰展现了体育推动国际化的力量。
格兰特·贾尔维（Grant Jarvie）和约瑟夫·马古尔（Joseph Maguire）提出“主导的、新出现的和残余的体育形态及休闲活动与全球化进程紧紧纠缠在一起”。
约翰·苏格顿（John Sugden）和阿兰·汤姆林逊（Alan Tomlinson）在他们对世界足球的研究中写道：“国际足联可以被同时看作是推进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的跨国组织和反抗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统治以及新兴国际和资本势力的场所。”
体育在国际化中的作用正是最让中国人着迷的地方。毕竟，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众多中国精英就一直对中国融入外部世界并与之打交道的方式孜孜以求。于是，在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社会、智力、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的流动，以及中国人新产生的对外交事务的兴趣的驱动下，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现代体育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另外一番天地，也为其在自身的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
中国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大大促进了这一进程。这次参赛与其说是出于对这项赛事的热爱，不如说是他们决心进行国际化。而这个国家在奥运舞台上的首次现身几乎流产。到了1932年5月，中国的官方体育机构因为缺乏资金决定不参加奥运会，计划只派沈嗣良作为观察员出席，就像1928年派出宋如海一样。根据沈嗣良的回忆，新成立的南京政府甚至拒绝为他的行程给予资助。
但就在1932年6月12日，上海的知名报纸《申报》报道伪满洲国将派出运动员刘长春和于希渭参加奥运比赛，以达到日本人在国际上将其合法化的目的。刘长春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短跑名将，日本甚至声称洛杉矶组委会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
上述报道后来证明为误报。在史汀生主义的指导下，联合国不会承认伪满洲国，而洛杉矶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拒绝让傀儡政府派代表团。然而日本政府显然计划通过派出两名中国运动员来实现伪满洲国参赛。
中国人得知这一计划之后，对日本人企图将其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合法化而大为震怒。面对由此引起的骚动，中国体育组织终于决定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名义派刘长春和于希渭出赛。刘长春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就移居到北平，他发表声明宣称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绝不会代表傀儡政权参赛。
最后，只有他能够成行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于希渭很快就被日本人软禁在家以防他代表中国出席比赛。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委员一听到中国准备参加奥运会的消息，就立刻行动，因为向洛杉矶组委会报名的最后限期6月18日已经过了。6月26日，组委会接受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申请。
中国社会精英在完成参赛的书面工作之后，开展了一场向大众募捐的活动，并取得极大的成功。东北军事长官张学良捐出八千元，北平市长周达文给刘长春一套新制服。实际上，中国1932年参加奥运会的过程中，几位重要人物发挥了关键作用，当中较为显要的有天津市前市长张学铭、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和郝更生。
7月8日，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一起离开上海奔赴美国。在启程前的送别仪式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席王正廷把中国国旗和几面中华体协的旗帜交给刘长春，提醒他因为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到他身上，期待他能为中国赢得荣誉。王正廷还告诉刘长春，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让中华民国的旗帜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这就是本次参赛最具象征意味的地方。
刘长春在7月29日抵达洛杉矶，正好是开幕式的前一天。
即使是美国人也明白中国一人代表团的重要性。奥运会官方报道描绘刘长春是“代表四亿人民的孤单代表”。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来自中国和哥伦比亚的一人代表团获得了众多掌声。中国运动员有四位官员随同，而哥伦比亚的乔治·佩里（Jorge Perry）则是孤身一人。”
一位观察员评论道：“中国！有一位男孩得到我的欢呼，就只有他自己和几位教练。”
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短跑比赛，但连前六名也没能进去。9月16日他回到中国时，表达了没有赢得奖牌、没能为国争光的失望心情。
1932年奥运会常常会被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所掩盖，因为当时世界正面临经济大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许是由于意识到美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也许本身就不太重视奥运会，一反惯例拒绝出席奥运会，而只派了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Charles Curtis）去洛杉矶迎接各国运动员并“热情祝愿大会取得全方位成功”。
即便如此，刘长春的参赛对奥运会和对中国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正如郝更生在刘赴洛杉矶前的声明中所讲解的，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有四个宗旨：（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3）促进世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4）让中国从世界运动大赛中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再者，刘长春可以在大会上向人们讲述日本在他的家乡东北的侵略行为，为中国在世界赢得公众的支持。
刘长春在洛杉矶期间频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他参赛的重要之处也在于将奥运会的经验带回中国，他在奥运会期间坚持写下的日记后来刊登在中国一份报纸上。
在刘长春看来，他似乎也为自己在中国国际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自豪。他后来写道，虽然他没有赢得任何奖牌，但他的“
初衷是要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而他此行“达到了这个目的”。
沈嗣良因为本人更多地投入到1932年奥运会中，也许能更好地表述这次参与的重要性，他写道：“当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在碌衫矶（洛杉矶）举行的时候，会场里破天荒第一遭的忽然发现了大中华民国的国旗和代表，这是何等足以使全世界注意而称道的一件事！这是何等足以使国人欣慰自豪而兴奋的一件事！……我国的参加，使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会场中占着一个地位，确乎鼓起大会无限的精神，同时也使全世界注意到老大的中国，还保存着少年的精神，要在运动界里与列强角逐，绝没有自弃的观念和任人宰割的可能。”
中国参加1932年奥运会成为它努力进入国际舞台的转折点，再也没人能将时间转回到早前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但还是有一些中国人为刘长春的表现感到失望，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参加西方的运动会。例如，天津报纸《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提议中国人与其去参加奥运会，不如在“土体育”上多下功夫。作者还指西方体育运动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穷国，中国人无法在世界比赛中胜出。
然而这种失败主义反而比国民对西方体育的真实态度更映照出中国人快速取胜的热望，此类社评的写法实际上表明中国人总体上有多认真对待这个赛事和现代体育。通过1932年奥运会，大部分关心体育的中国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水平有了现实的认识，不再期待他们占一席之地。取而代之，他们把眼光放在外交收获上——表达他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得到世界社会的认可的机会。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期待与奥林匹克目标相吻合，正如顾拜旦所说言：“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获胜，而是奋力拼搏。”
文章摘自《奥林匹克之梦》，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