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史料、视角与方法：多维角度审视下的唐朝历史

6月15—16日，“唐朝多维角度的审视——唐史专题研讨会暨唐史学会理事会专议”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唐史学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承办。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三十位学者共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尝试从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等多个维度重新审视唐朝的历史。

出土墓志与“诗史互证”

本次会议有多篇论文聚焦于出土墓志。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唐代墓志为唐史研究提供了一批丰富多彩的新资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唐朝历史提供了新的契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杜文玉《唐墓志记载的玄武仗使考》一文以新出土尚未刊布的《刘凝墓志铭》为核心，讨论了记于墓志却不见于史籍记载的“玄武仗使”一职。通过对《通典》《唐六典》《大唐开元礼》《新唐书》等书的记载与墓志所述的比较，杜文玉重新审视了唐朝的仗卫制度。他认为墓志中所称的“玄武仗使”应该就是唐朝皇帝仗卫中玄武队的知队仗官，又依据墓志所记刘凝卒年推断玄武队知队仗官改名为“玄武仗使”的时间应该在唐朝后期。属于六军系统的左右羽林军，其实早在玄宗开元之前就已经充任天子仗卫。从后世诗文多有描述唐朝“玄武仗”的记载看，唐朝制度在后期变化较大，其中有不少变革未见于传世典籍之记载，应当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唐制的变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拜根兴以《一人两志：初唐撰述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为题，揭示出唐代墓志撰述中的一个有趣现象——“一人两志”。初唐著名将领王文度在为其父王赟迁葬过程中，曾请人先后撰述了两方不同的墓志，第一方撰于贞观十四年（640），第二方撰于永徽六年（655）。经过初步检索，唐代墓志中有21人各有两方墓志，可见“一人两志”的情形绝非个案。特别是这方王赟墓志，墓主人王赟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第一方墓志的撰述距墓主去世已有25年，第二方墓志更撰述于墓主逝世后40年，两方墓志之间又有15年间隔。王氏两代皆任隋唐时期的高官，为何两次迁葬仅有时间上的差异，而无葬地的变化？更令人不解的是，两方墓志均非王赟之子王文度所撰，而代笔之人却没有按惯例在志文中留下名字。拜根兴认为，隋唐易代之际，战事频仍，消息不畅，王赟死于远方的消息未为家人得知，或是知晓后仍无暇顾及。随着王文度在官场上的步步高升，他对父辈事迹的了解也越多，欲借重撰墓志之机，追寻先辈荣光，标榜自家的赫赫战功，这或许就是王赟“一人两志”现象出现的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石云涛报告的题目是《唐诗见证的丝绸之路盛衰》。论文以丰富的唐诗文本作为史料，分析了唐前后期陆上丝路的不同情形与中外交流的变化，重点关注唐朝元和中兴与后期衰亡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及其在唐诗中的表现。尽管唐诗作为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夸张想象成分，但总体而言仍能反映出丝绸之路的盛衰以及唐人情感心理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薛平拴的论文《从〈全唐诗〉看唐代文人对酒的消费》，回归史学本位，以《全唐诗》为主要依据，尝试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唐代文人士大夫对酒的消费以及唐代吟酒诗对唐代酿酒业的影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黄楼《唐传奇〈上清传〉笺证》一文试图利用唐传奇所述德宗贞元年间宰相窦参为陆贽倾轧的故事，考证故事的“虚”与“实”，揭示出贞元党争的某些内幕。

归于沉寂的经济史？

与时下学者多关注于新兴的医疗史、性别史、环境史等领域相比，本次会议有不少论文聚焦于近年来相对沉寂的经济史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牛来颖报告的题目是《〈唐郑锴墓志〉所见唐末三川盐政》。该论文利用已刊布于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中的《唐郑锴墓志》，从一个侧面深化了学界对唐末三川盐政的认识。墓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郑锴西入三蜀，出任盐铁出使巡官、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云安都监的任职经历。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行盐法，由国家全面管理控制食盐的产销运营并形成一整套管理体制。郑锴墓志提供的众多细节，使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观察盐铁专卖制度在唐后期的运作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以《隋代社会经济刍议》为题，着眼于为常人较少关注的隋代社会经济。他认为隋朝虽然短命，但在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就，隋朝的强盛与研究上的“冷落”形成了鲜明对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张剑光报告的题目是《宏观干预下的自由生产——唐代农业生产形态分析》，从现实中国家对农业种植的调控入手，分析了唐代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制度性干预，并利用唐人诗文集对唐代农业经济形态进行了论述，指出唐代农业经济存在强制性生产和灵活性生产相结合、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有机结合、种植和养殖业联合发展、生产和交换相结合等特点。他认为，唐代政府对农民生产上制度性的干预并不多，总体的制度性设计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吴树国《论唐前期色役的资课合流》一文在前人基于财税角度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视野，将政治、社会因素考虑其中，试图从多元动态的角度重新审视色役纳资与纳课的内在差异以及资课合流的制度嬗变轨迹。他认为，唐前期的役是存在的，不役纳资正是针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式，而课钱的目的在于免役税。唐朝为维护统治核心、巩固皇权秩序需要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是影响唐前期资课合流与税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旧瓶装新酒”与新议题的探索

本次会议亦有部分论文关注的是久为学界讨论的“旧问题”。诚然，“旧问题”虽屡经前辈学者讨论分析，但倘若变换视角，追本溯源，辅以新史料、新方法，仍能发现前人未尝措意或论述偏颇之处，甚或能够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供新的线索。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以《唐陵藩酋像、藩酋殿所处位置的考察》为题，讨论久为学界所关注的唐陵“藩酋”问题。他利用大量的图片资料，详细梳理了唐代自太宗昭陵起至懿宗简陵蕃酋像、蕃酋殿位置的演变，并依据文献材料指出唐陵的空间布局是对现实皇帝大丧礼规定的一种反映。而唐陵蕃酋像、蕃酋殿所处位置的变动，还反映出唐朝开元礼制的变革。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贾志刚《甘肃庄浪县出土隋铜虎符再考察》一文聚焦于1974年发现于甘肃庄浪的14枚隋代铜虎符。该文先是对现有虎符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其次又对虎符的左右、内外进行考察，推断隋代虎符之制应是左符在内、右符在外。然而，本应留在京师的左符（内）为何却在远离京师的天水郡出现？贾志刚认为，这或许与李渊改隋为唐、攻入大兴城的历史鼎革有关。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革，致使本应有的军事行动濒于流产，最终本应留在京师的左符却流落在了天水郡。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刘安志《“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与唐贞观年间死刑减免问题》一文对《唐六典》所记“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一语发出疑问，指出点校者对《通典》卷一七〇“减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所作的增补并不确切，反而误导了读者。实际上贞观年间的死刑减免总数为163条，其中减入流92条，减入徒71条（而非“减流入徒”71条），而唐人所谓的“古”，是以之与汉代相比而作的结论，163条死刑减免的数量，大致接近汉武帝大辟409 条的一半，因此《唐六典》“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的论述十分恰当。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贾发义《李泌对唐德宗朝政局的贡献及影响》一文重点关注李泌于德宗朝任相后在整顿官制、改革财政、调整民族关系等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分析了李泌倡导的民族政策及措施所产生的影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唐大中三年宣宗收复三州七关事发微》一文以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长期陷藩的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事件为核心，详细考证了此事件中的种种疑团，指出欲借对外经略以破解内部统治难题或许才是宣宗收复三州七关的真实意图。

与上述论文相映成趣的是，本次会议还有部分论文关注近年来新兴的史学领域。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维慎《情志与疾病——以出土唐代墓志为主的考察》一文对唐代墓志中所反映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进行考察，结合中医对情志控制与引导论述，认为官宦子弟因情志不节而亡的教训值得警醒和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唐长安佛寺书法文化寻绎》一文关注的两大议题——佛寺与书法尽管为学界所熟知，但将二者结合予以申述的作品尚不多见。论文认为佛寺的匾额、寺壁、经卷、碑铭是书法艺术的承载者，唐代佛寺中汇聚了大量书法创作者，二者共同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王义康《佛教汉文文献所见唐代疆域变迁》一文利用广为人知的佛教汉文资料，比较详细地梳理了唐朝疆域的变迁情况，对如何认识唐朝疆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隋唐长安城安仁坊探古》一文结合历史文献及碑刻资料，总结了迄今为止隋唐长安城安仁坊的考古发掘情况，并从四周道路、坊墙和坊门等方面对未来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初步设想。

另有一组论文关注的是唐朝的乡村与地方。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谷更有《场景视阈下唐代村民的生活世界》一文，转换研究视角，试图从村民自身的角度审视唐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他将唐朝村民社会划分为三种类型：边疆型、豪杰主导型、杂居型，认为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制的日益普遍，唐朝乡村社会中出现暴民地主的因素加大，国家治理的难度随之增大。在精神层面上，唐朝村民受各种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影响极大，未进入官方祀典的“淫祀”较为普遍，村落地缘化、血缘化、家乡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深。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耿元骊《知水人、渠长、堰头：唐代西州乡村基层管理体系的构造与运行》一文通过探讨唐朝西州的水利灌溉系统与水利管理机制，借此观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延展与管控。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冯金忠《唐后期五代孔庙与河北藩镇变迁》一文仔细爬梳了唐后期至五代河北地区孔庙的情况，对唐人韦稔《涿州范阳县文宣王庙之碑》“天下郡县悉有文宣王庙（按：即孔庙）”的论述提出质疑。由于唐代修造孔庙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筹，地方官的法定俸禄与实际收入差别很大，故而修建孔庙的积极性并不高。结合这样的历史背景，再观察定州、涿州范阳等地孔庙的修建与重修及孔庙的建筑格局等问题，即可发现唐朝河北地区的孔庙修建有着前后的延续性，后期孔庙的修建开始成为地方藩镇的自觉行为，反映出河北地区由崇武向尚文的转变。

质疑与辩难：学术研究需要深度对话

颇具深度而又不失诚恳的质疑与交锋，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看点。会议伊始，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勇院长在致辞中倡导让学术会议回归纯粹的学术，拜根兴教授则提议在评议环节开展深度对话。此后会场频频出现“针锋相对”的辩难和讨论，极大地活跃了现场氛围。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宾《礼典规约下多重视角的互动——王贞平教授〈唐代宾礼研究〉书后》是一篇书评论文。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一书用了很大篇幅论述“宾礼”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得出宾礼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展现，亦是调整唐朝与周边政权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石。但王书的论述并不满足于此，王氏进一步发问：这真的是唐朝宾礼的本质吗？通过“去政治化”的审视，王氏发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政治关系的调节才是唐朝宾礼的实质所在。这样的论述对以往的“册封/朝贡体制论”形成了解构与冲击。刘安志就论文题目中“多重视角的互动”的提法提出疑问：究竟看问题的“视角”如何“互动”？而“去政治化”又应该怎么解释？用“去政治化”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意味的词汇，能否恰当描述唐朝的历史实际？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永平《王纲〈猩猩传〉成书年代蠡测》一文对已失传的《猩猩传》重新加以考证，指出李剑国先生《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一书的考订有失公允。《猩猩传》早在唐人杜佑《通典》中即有征引，不可能是李剑国所说为宋人王纲的作品。经过查考，该书有可能是与杜佑同时期的大理司直兼昆山县令太原王纲所撰。《猩猩传》也不是讲述豢养猩猩的著作，而是记载猩猩能言、解人语、嗜酒、好穿木屐等传闻的故事集。黄楼在评议中认为，前辈学者虽然在某一领域的考订非常精密，但仍可能存在疏漏。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德政背后的焦虑：唐代地方官祈雨的史实重建》一文试图重新思考传统的祈雨论题。他提出，在面对生硬的制度条文与颇具文学色彩的石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认识不同历史文本背后的历史面相？通过对德政碑等石刻文献材料的考察，夏炎尝试从格式化、同质化的文本叙事中发现“人”的存在，并借此走进地方官的内心世界。耿元骊在评议中指出该文能从千篇一律的文辞中勾勒古人的心灵世界，颇具学术价值。但他也提出疑问，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求之过深”的嫌疑？在记录地方官政绩的德政碑中，究竟有几分是地方官的“真心话”？格式化、同质化的文本叙述，真的能代表地方官的内心吗？

承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张铭心教授鼎力支持，会议期间专门介绍展示馆藏吐鲁番出土唐代官文书，江西抚州出土宋元墓志、买地券拓片以及云南大理契约文书等实物资料。现场学者得以近距离观察文书、墓志实物，将会议气氛推向了高潮。

研讨会开始前，还举行了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会议，就学会任期、筹办唐史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会议等事项进行了商议和讨论。原副会长马驰教授因病于5月14日在西安去世，会议现场播放了马驰教授生前影像，表达了学界同仁对马驰先生的深切缅怀与追思之情。

（本文经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