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丨《庐山恋》：一座山，一部电影，一个时代

编者按：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策划了“光影记忆，时代经典”特别展映单元，用14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优秀中国影片，感恩伟大的祖国，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走向美好明天。其中一部就是《庐山恋》。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电影院，电影院里只放一部电影……” 每个中国人应该都知道这座山和电影的名字：《庐山恋》。

这部拍摄于1979年，1980年公映的电影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至今它保持着全球电影放映场次最多、持续时间最久的世界纪录。时隔40年，重看《庐山恋》，还是为她的明媚所打动，那股土味中透着的单纯，肤浅和傻气，质朴亲切，生气淋漓。

侯孝贤曾说：“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我想，《庐山恋》大概可以算是这样一部电影，横看成岭侧成峰，历来对其社会学价值，美学意义的讨论，超过了电影本身。所谓爱里见山水，恋中有家国，小到两性关系，大到两岸关系，皆是序章。庐山日出的薄雾中，人们看到了令人眩目的晨光：爱的苏醒、美的启蒙和性的解放。

《庐山恋》代表了凝固的时光，不会随时代潮起潮落而沉浮，越往前走越显其独特，毕竟，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乃至文化的苏醒时分，那一刻遗留在胶片里，在需要时给我们以慰藉。

一座山：IP和文旅融合

很少有一部电影，能重新定义一座山。《庐山恋》做到了。2018年年底，牯岭街上的那座“天堂”电影院已经放映了2万场《庐山恋》，对于每一位游客而言，上山看电影已是必选项目。无论是新婚情侣、单身人士，抑或替父母还愿的小辈，庐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爱情圣山。

庐山在中国名山中最为独特。人文景观的奇崛一直超过自然景观的秀美，近千年的岁月中，它牵动了中国人最多的历史文化情愫，它的隐世哲学、理学传统和宗教渊源，一直和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它和近现代中国政治的瓜葛，更是欲语还休。在中国游客心中，这座文化名山一直寄情于田园山水的诗歌画卷中，或笼罩在肃杀历史的政治风云中，直到1980年。《庐山恋》重新诠释了庐山。从此，庐山云雾中增添了几多浪漫色彩，这部“文革”后的第一部爱情电影不仅成为庐山旅游永恒的招牌，更寄托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怀。

用当下的流行概念来看，这恐怕是改革开放后风景名胜区中“诗和远方”最为成功的结合。从文旅融合的角度，电影的成功对景区的IP价值开发和故事营造，都具有现实意义。

1、山水是主体，不是陪衬。IP价值链最重要的环节是故事，《庐山恋》既注重爱情叙事和对人物内心情怀的刻画，也成功地运用了当时最新的电影技巧和艺术手段充分展现了庐山的秀丽风光，两者的有机融合使影片的美学风格独具特色。山水不是陪衬，而是情节铺陈的推手，风光是人物情感的重要依托，庐山的各种美丽景观不仅很好地烘托了周筠与耿桦之间纯真的爱情，而且也成为吸引广大观众观赏这部影片的核心元素。

2、以“恋”为核的主题演绎。《庐山恋》披着风光爱情的外衣，内核依然是家国叙事的传统。一个“恋”字是多义的复调结构，表面上是男女之恋，打开是山河之恋，再深入是家国之恋。全片一个经典桥段是“林间晨读”。周筠教耿桦练英语口语：“我爱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这句台词是剧情的升华和主题的隐喻，不仅仅局限于爱情，非常切合官方推广口号“庐山恋天下，天下恋庐山”的传播语境。

3、建立感情联结。“爱”的产业天然具有亲和力。在牯岭，以“庐山恋”命名的不仅是主题电影院，还有主题邮局出售纪念邮票，甚至还有打着“庐山爱情学院”的民间婚恋培训机构在品牌化运作，即便是“美庐别墅”充满政治历史的景点，也被重点渲染蒋宋在此爱的缱绻。

电影IP对于景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同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之于桂林山水，电影《少林寺》之于河南登封武术，电影《庐山恋》之于江西庐山，每一种地方文化都有稀缺性，每一款旅游产品都讲差异性，电影的故事能力是景区重要的增值和赋能手段。可遗憾的是，我们更多地看到影视作品到景区取景和拍摄，而像老电影那样，能把故事和山水结合得赏心悦目的作品，却是少之又少。毕竟，文旅融合的实质是灵与肉的结合，不是皮和毛的附焉。

一部电影：偶像和类型叙事

从电影史的角度观察，《庐山恋》值得回味的地方也很多。

一、作为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抒情风光片，导演黄祖模尝试的“爱情+山水”的诗意风格，几乎创造了全新的电影类型。“一男一女一山”的故事框架，极其简单，堪称是最早的“纯爱”类型片。

二、山水和爱情交织外，还有张瑜和郭凯敏辉映。《庐山恋》被誉为新中国“爱情偶像片”的代表作，这对俊男倩女由此又合作了《小街》，成为那个年代最红的“金童玉女”。

当然，《庐山恋》并不完美，“家国”和“爱情”的双线叙事中，“爱情”往往要让位于“政治”，情节的转折也较生硬。女主角除了海外华侨标签之外，也完全没有表现出美国成长背景的气质和谈吐，等等。但正是这些粗糙和稚嫩，在今天看来，却是弥足珍贵，它鲜明地保留了时代印痕。

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元年，更是文艺复兴的起点，在伤痕文学推动下，电影创作呈现喷薄之势，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对“左倾”的历史反思，对人性问题的探索。这些意念彼此呼应，新意纷呈，在银幕中开始渗透，大量作品闯入昔日禁区，突破以往。《生活的颤音》改变了重大题材影片中，光明与黑暗的比例关系，用悲剧色调刻画小人物的心理磨难；《归心似箭》用爱情的炼狱考验一个抗联战士的忠诚，《小花》对换了战争和感情的位置，在战斗故事中大胆融入“妹妹找哥”的情节。在人性回归和爱情复萌的大潮下，转折中的中国电影开始从“浮泛转向深邃，从狭窄走向宽舒”（钟惦棐语），即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庐山恋》应运而生，它在一片“伤痕”的反思中，让人眼前一亮。这是一部具备“小时代”特征的电影。首先，表达了时代的欢愉。全片只有两个人，却也有一种狂欢的味道。这是时代带来的狂欢感。当时百废待兴，才走出黑暗的人们觉得世界光明而美好。当时的影片有个固定套路：表现男女之爱，一语不和就奔跑。

每一个鲜花盛开的画面，每一个精心的构图，每一次的奔跑，都在传达着一种欣喜的心情。更重要的是，营造了爱情的明媚。人们的物质生活虽很贫乏，但内心世界如此丰盈，祖国山河如此多娇，对爱情的渴望如此迫切，精神领域的简单、美好和纯粹，令人神往。

《庐山恋》创造的“郭瑜”组合，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银幕里是不朽的瞬间，这对金童玉女的表演腼腆、青涩、稚嫩，甚至有些做作，但那股清朗和本色，至今令人难忘。如同《罗马假日》中的格利高里·派克和凯瑟琳·赫本，《十字街头》中的赵丹和白杨，《绝唱》中的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这些经典爱情片中的“黄金组合”的唯一密码即是：不可复制。尽管人们期待，“王子公主”能永续搭档，甚至按东方观念，应共结连理。可是，“演而优则成家”需要比表演演技复杂一百倍的东西。“郭瑜”搭档的《小街》也万人空巷。后者更凭这两片和《巴山夜雨》、《知音》一年内拿下金鸡百花“四连冠”，达到个人事业顶峰。那个年代，没有偶像概念，没有类型认知，更无产业运作，演员不是明星，不引领消费，张瑜即便四度上《大众电影》的封面，坐拥数亿影迷，也只是专业扎实、勤奋好学、谦虚朴素的劳动楷模。

一个时代：初吻和文化启蒙

时隔40年，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个“初吻”。尽管有人论证，新中国电影中最早出现“吻戏”镜头，不是始于《庐山恋》，而是向霖导演的《不是为了爱情》。更何况，张瑜的嘴只是轻轻扫过了郭凯敏的额头，关键在于这个“吻”是女方主动献上的，这开了建国后中国银幕之先河。

这个“初吻”真是不简单。它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留下了样本。

这是男女之间的初吻。1979年《大众电影》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的一幅亲吻剧照，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庐山恋》讲述了一见钟情式的自由恋爱，打破了长久的人性压抑和道德刻板，女方主动追求男方的婚姻观颠覆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情感模式。

这是东西之间的初吻。影片展示了大量时髦元素的西方舶来品，宝丽来一次成像的相机、柠檬黄的硬壳旅行箱、高脚杯、便携录音机、度假宾馆的套房 …… 扑面而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打破了人们心中的固化概念。

这是两岸之间的初吻。影片展示了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历史恩怨，父辈们最后为了子女幸福，化干戈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团圆结局，再现了当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祖国大陆首次向台湾发出的善意。

性别的复苏，在《庐山恋》里得到最大释放。“十七年”的新中国电影话语体系中，女性身体一直是作为“去欲望化”和“去性别化”的对象，受到视觉遮蔽和控制的。1958年《英雄虎胆》中王晓棠演的“特务阿兰”一角之所以成为中国影史的经典形象，就在于那段海市蜃楼般表现了“反动的美”的伦巴舞。《护士日记》中王丹凤扮演的女护士干脆起了名字叫“简素华”，等等。革命年代电影中的女主角是淡化性别的，而《庐山恋》中，除了惊世骇俗的“初吻”外，首次出现了女主角身穿比基尼和男主角共泳的戏，其呈现的“新女性”形象的强势姿态，是对长期男性主导的视觉叙事之修正。

女性形象的建构离不开衣裙。《庐山恋》中，张瑜走马灯式地换了43套洋装，引起巨大轰动。女明星的衣饰不仅用来标明人物身份和塑造人物性格，更重要的是和大众审美趣味共鸣。环顾中外影史，“发型”变迁一直是叙事维度，和《罗马假日》中的“赫本头”异曲同工，杨春霞在《杜鹃山》中的“柯湘头”、李秀明在《春苗》中的“春苗头”、张瑜在《庐山恋》中长发飘飘的归侨造型，及后来在《小街》中的“张瑜式”短发，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女性自我审美的文化突围。《庐山恋》中的“洋装秀”为一种爆发式的呈现，表达的是对女性气质的复归，对物质文化的渴望和对美的追求，在那个年代，无论服装、衣饰和发型，穿戴的是观念，不是道具。

时代催生电影，电影记录时代。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光影记忆”单元，一直保留着向老电影致敬的传统，来笔者看来，《三毛流浪记》和《庐山恋》无疑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两部。如果说，前者的拍摄制作穿越旧新上海，具有“跨时代”的特征，那么，后者的制作放映恰逢改革开放初期，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老电影都从各自特殊角度记录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历史文化变迁，包括那个万物复苏的祖国早晨，那个情窦初开的初吻，需要洗尽铅华、褪去妆容、静下心来，才能品得经典之真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