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广场舞调研：单位与家乡的延续广场

我和“广场舞大妈”的渊源，得从2013年我有了孩子说起。爸妈从湖北黄冈农村老家过来帮忙带孩子，我和他们朝夕共处了一年。坦白说，在此之前，这样的机会寥寥。我初中开始住校，高中去了县城，此后大学、研究生和工作则分别在武汉和广州。换言之，因为并不深度卷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很难说我真正了解自己的父母。

一年下来，我和妈妈在价值观、认知层面的巨大差异，使得我们相处不甚愉快；爸爸则因生性内敛，不喜外出社交，宁愿终日呆在家里玩IPAD“斗地主”消磨时光，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身体不适。我只能尊重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次年回乡。

我很愧疚，囿于自己的交流能力有限，始终无法帮助二老适应广州，不能像别的家庭一样，三代同堂和睦相处。这也让我开始思考，那些进城帮子女带娃的“老漂族”是如何适应都市生活的？

2016年，我有了二孩，不得不成为名副其实的“奶爸”：我踩着一辆电瓶车，小的坐前面，大的坐后面，去公园，去广场，四处遛娃。我经常路过一些广场舞场地，孩子们喜欢驻足观看奶奶们跳舞，我也因此和阿姨们交流一番。她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开朗、热情和大方。慢慢地，我结交了一些朋友，同她们一起聊天、喝茶和爬山。同时我也在思考：广场舞对她们的意义何在，可以带给她们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展了一年的调研访谈。我发现，广场舞大妈里有两类人：一类是本地退休市民，另一类是外地过来带娃的“老漂族”。跳舞对她们的作用与意义不尽相同。

本地人：作为“单位社区”的广场

伴随市场经济改革、产业重组、企业改制和单位瓦解，城市集体性的组织化生活消失，“社区”取代“单位”成为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单位人”被“社区人”取代。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尤其是老年人）感到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更容易孤独和空虚。

我了解到，很多本地大妈年轻时就热衷跳舞，退休前在单位文工团工作，或在较清闲的后勤部门工作，经常代表所在单位参加各种舞蹈比赛，此后因工厂倒闭或企业改制而下岗，不得不告别组织化的集体生活。广场舞的兴起，勾起了她们的集体记忆，使她们找回社群化的生活方式。

从广州交通局退休的李姨说：“我退休前在单位总务处工作，每逢春节、国庆节、三八节、重阳节等节日，局里会举办各种歌舞比赛，每个单位都要求出节目参赛，那时候经常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什么的，跳舞嘛，慢三、慢四、踏歌、恰恰、迪斯科、双人舞、三人舞，我们都经常跳。我家墙上至今都有很多奖状。1998年，我退休照顾孙子，开始几年的日子非常乏味，只能看电视解解闷，2012年发现家附近有人跳舞，就很快加入了。现在有空就跳跳舞，从小的爱好又捡回来了，我非常开心。”

李姨并非个例。不少本地老人表示，自从流行起广场舞，她们和老同事、老朋友间见面聚会的频率越来越高，每周可以聚上两三次，再现了从前在一个单位的感觉。

外地人：作为“家乡社区”的广场

与市场经济改革和单位瓦解并行的，是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这造就了城市的外地户籍人口。许多广场舞大妈的第一身份，是寄居在子女家的“老漂族”。她们为帮子女照顾孩子，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城市。

数据显示，中国“老漂”人口超过2000万人次，尤其随着“二胎全面开放”的人口政策实施，“老漂”群体数量愈加壮大。这些人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进城后自我身份认同的迷失。老人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的家乡，突然进驻和聚居于陌生的大都市，要适应私密、理性和陌生人共存的城市生活。

对 “老漂族”而言，广场舞可以扩大她们的社交圈，减轻她们身处异乡的孤寂感。很多大妈表示，通过跳舞，认识了新朋友。

来自河南的赵姨表示：“我来广州头几年，人生地不熟，不适应要么潮湿要么炎热的天气，也不适应这里太清淡的伙食，加上儿媳是广州本地人，沟通不好，每天只能和下了班的儿子说说话。我那时很痛苦，非常想老家。后面自己开始跳舞，结识了两个河南老乡，有一个还在同一个小区，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买菜、一起带孙子，相互串门聊天和吃饭。”

可见，广场舞对本地人和外地人有着不同意义：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的广场充当了社区空间，弥补了市场化改革后单位社区瓦解留下的社交空间空缺，广场舞缓和与消解了下岗、退休后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提供老人再融入“社区”的渠道。

而对外地人而言，广场舞充当了外来移民地方认同建构的空间，它填补了快速城市化下移民业余活动的欠缺，增加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了解，有助于其适应本地文化与生活方式。

广场舞让她们舞出了自信

都市生活的匿名性特质，让现实世界成为一个高度碎片化拼接的孤岛式社会，彼此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但通过广场舞，大家聚到一起，开始敞开心扉，逐渐信任和依赖彼此，建立并强化自我身份认同。不少大妈在跳舞之余，还谈论疾病治疗与预防、与子女关系、防骗技能、隔代抚养心得、不良心态调节等。一些人一起逛街、吃饭、喝茶、爬山甚至旅游，“陌生人”的关系通过广场舞而日渐消解。

“我和舞伴们经常聚会的，什么三八妇女节、重阳节、国庆节等节日，或其中某个人有了什么好事，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找理由在一起聚聚的。母亲节我们就相约去酒家吃饭，大家AA制，每个人出50元，每个人饭前表演一个节目，其乐融融。”谈起和姐妹们的深厚关系，从湖南怀化来的艾姨眉飞色舞。

对“跳舞给你带来了哪些好处”，不少大妈表示，跳舞让性格转变，变得开朗自信，更加有主见。来自广西的范大姐说：“我2009年来广州带外孙女，头几年心情一直烦闷，总想回老家，后面跳舞了，身体状况好了，心情也愉快多了。因为认识了一些朋友，通过交流谈心，我增长了见识。”

来自湛江的周姨说：“我感觉跳舞对我最大改变是更加自信了，我以前几乎不打扮，2013年跳广场舞后，学习别的姐妹，我开始化点淡妆，擦点口红，偶尔戴个项链，和姐妹们一起买衣服买鞋子。我穿得漂亮不为了给别人看，而是自己感觉快乐。”

广场舞让她们爱上了广州

面对“你感觉你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多数外地大妈回答，“我不是广州人，我是外地人”。

来自湛江的陈姨说：“我是汕尾人，不是广州人。我来广州带孙子已经8年了，但我不认为我就是广州人，春节、清明和中秋节，我都必须回老家的。”整体上，外来人口对广州的城市认同感相对较低。但我发现，广场舞正在缓和上述刻板的地方认同，一些人对广州的认同感在渐渐增强。

“我喜欢和广州本地人跳舞，喜欢和她们交朋友，比起老家，我更喜欢广州，有两点原因：一是广州天气很好，可以常年穿夏装，不像老家，冬天冷得要命；二是广州人务实，不爱面子，不像我们老家，爱打肿脸充胖子，没钱借钱也要买车，其实日子过得紧巴巴。”来自河南信阳的张姨谈起广州赞不绝口。

“我2014年来广州带孙女，非常不习惯广州的生活、气候和饮食，我都很不适应。后面我跳广场舞，认识了不少本地的大姐，受她们影响，我现在也可以听得懂一些白话，也慢慢喜欢上白切鸡和烧鹅，这里的菜其实比老家更新鲜、更健康。”来自湖北黄石的李姨逐渐对广州语言和饮食产生认同。

“我每年的基本情况是，在广州儿子家住2个月，然后回潮州住半个月，然后又回广州住2个月，然后再回老家半个月。我在老家时，也会想念广州的孙子和舞伴们，天天在广场舞微信群里聊天。”来自潮州的胡大姐选择了“两栖化”的生活方式，表明她内心既不愿意放弃老家、也难以割舍广州的双城身份认同。

广场舞让她们更团结了

上述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一旦建立，为后续针对特定事件的自组织化和社群化奠定基础，以社区集体行动为标志的社区能力建设开始逐渐呈现。

广海集团退休职工邝姨自豪地说：“我们姐妹们很团结友善，我们都是明月社区的党员义工巡逻队员，各负其责，有人巡查社区的卫生状况，有人规范沿街商铺摆卖行为，有人提醒防火防盗等隐患，有人收集社情民意，有人制作和推送明月社区微信公众号。”

广州港退休职工郭姨谈起在社区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倍感骄傲：“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要‘老有所为’，每到春节、重阳节、三八节和国庆节，我们都要排演节目，去参加街道或区里组织的舞蹈比赛。我们中的一些人很有经验，也很热心肠，她们成为每周六晚上明月社区的居民议事厅的常客，给社区居民排忧解难，话题包括：十九大报告主要精神、婆媳关系处理技巧、叛逆期的孩子怎么办、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对策、老年人常见疾病预防、老年人如何使用微信等。社区居民们反响热烈，非常支持和肯定我们。”

家住广州大桥附近的程姨、廖姨和谢大姐，向我聊起记忆深刻的事：“两年前，广州大桥扩桥，给我们小区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包括噪音、灰尘和绿化带等问题。我们几个组织附近3个居民小区的老人和孕妇去市政府抗议，写标语挂横幅，约谈记者，接受采访，表达我们对有关部门在扩桥过程中无视受影响社区居民合理诉求的强烈不满。”在年轻人工作忙碌无暇参与的情况下，热心的广场舞大妈成为捍卫社区福祉的主要人群和社区能力建设的主体。

自五年前因缘际会，我一直在努力走进广场舞大妈们的生活。我认为，广场舞大妈们轻盈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见证着社会的自发性生长与发育，这是有效解决中国当前发展短板——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重要途径。同时，大妈们舞出的“寂寞”，也在提醒我们及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关注她们对公共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巨大需求。

（作者系广州大学副研究员，人文地理学博士，本文系作者根据其与中山大学周春山和黄耿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陈昆仑、广州大学邵小文等博士合作的论文改写。所涉数据和观点请查阅原文：姚华松，周春山，黄耿志（通讯作者），陈昆仑，邵小文，空间的理论：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地理研究，第38卷第5期，2019,1136-1146,链接：DOI: 10.11821/dlyj020180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