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图像”与“图像的历史”：如何以小见大、透物见人
2019年6月8日至9日，“历史的图像”与“图像的历史”：汉代图像研究青年论坛（第一届）在四川大学博物407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高校、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会议还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北京大学李凇教授、四川大学霍巍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四川大学罗二虎教授、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研究员担任评议专家。两天的会议中与会青年学者分别进行了报告，研究对象包括汉代（也延伸到东周和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器物纹饰、雕塑等，关注的问题涉及图像的特殊语言、题材辨认、发展演变、排列组合、图像程序、意义阐释以及图像反映的制度史、生产生活史、思想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与会青年学者发表后由参会专家进行评议，随后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陈长虹副研究员主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致辞。霍巍教授首先对到场的各位嘉宾、学者、师生们表示衷心感谢。指出这次会议的题目能够使大家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时期考古，认知历史考古与史前考古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多元和多源的集合体，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很大程度上承接和扩展古代金石学和传统史学的研究。金石学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因素和话语体系。对于金石学的理解，决不能只想到青铜器和石刻材料。从唐五代开始，一大批金石学家就像今天的考古学家一样，走出书斋迈入田野，对若干城址、墓葬、陵前石刻进行大量的考察、记录和初步的测绘工作。他们的记录和研究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时期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霍巍教授提到，从方法论上讲，考古学有其底层方法与中层、高层理论，底层方法是考古的断代法，历史时期考古有其独特而且更加精确的断代方法，如利用干支、地名、官职等若干文字材料，很少依靠科技手段。考古学的高层理论，在中国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的个案当中，所有高层理论必须服从解决问题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时期考古是否有中层理论，历史时期考古与史前考古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思索。霍巍教授指出，在建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再去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的理论、方法都围绕史前考古在进行，而且多是直接引入和对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华文明连续体和独特体的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方法往往显得非常的空白无力。究其原因并非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者没有思考，而恰恰在于历史时期考古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怎么去认知、理解和发展这个话语体系，探索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理论和方法，这是老一代学者、青年学者应该关心的话题。
在致辞中，霍巍教授谈到了在座的各位评议专家们对于历史考古学的贡献，如王子今教授利用大量的图像及考古材料，构成了秦汉史研究的独特风格；郑岩教授引进了以巫鸿教授为代表的西方的美术史研究的学术理路，这些都为历史时期考古中的美术考古和墓葬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的工作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进展。近十年来，中国传统考古学与西方学术当中的艺术史研究有一个非常好的交叉和融合，这样良好的研究态势，是新时代涌现的新风尚。霍巍教授指出青年学者有必要提倡这种从个案研究到中层理论的深刻学术思考与反思，如何从美术史、考古学等切入点获得最大的信息量，来诠释历史的图像与图像的历史。希望与会学者们的学术讨论能够启迪思维，共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预祝各位学者能够度过美好的“学术假期”。
四川大学王煜教授报告了论坛的发起、组织情况，并对论坛的主旨做出了说明。认为汉代图像的关注者和研究者众多，所涉及的学科也很多元，但各学科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交流显得特别不足，导致了不少问题的产生。汉代图像研究发展至今，在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可靠的基本材料、文献材料等方面很难有所突破，要进一步推进研究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各相关学科尤其是青年学者深入交流和融合，相互砥砺，开拓创新，形成更为宽广和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回归从材料到问题、尊重材料、实事求是的扎实学风，在全面梳理和理解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适当的方法和严谨的逻辑，切实推进各类问题，维护汉代图像研究的学术信誉。
具体到本届论坛的主题，王煜教授认为图像是历史的一种反映，从图像中的信息去理解当时社会的文物制度、产生生活、思想观念、技术手段、艺术追求、丧葬文化等方面永远是图像研究的主题和目标（所谓“历史的图像”），但图像并不是历史的直接陈述，有其自身的创作、使用、流传甚至再次创造的过程（所谓“图像的历史”）。研究者需要把握图像自身的特征及其过程，才能在历史研究中更为有效地运用和阐释图像材料；也需要将图像放入所在历史的准确背景中，才能避免图像研究的主观性和碎片化。
6月8日上午的第一场报告由厦门大学张闻捷副教授带来，题目为《回望宗周：从乐悬看战国至西汉时期画像铜器的图像内容》。指出在部分画像铜器上描绘宴会、竞射的同时，亦有悬挂钟磬、演奏礼乐的场景。从周代编钟、编磬的考古发现来看，4-5件套甬钟组合的乐悬形式主要盛行于西周早中期，是周人摆脱商礼、创建宗周乐制的开端，亦是穆王时期制礼作典的重要标志之一。西周中期之后，基本以4件组甬钟为核心呈倍数规律发展（8件-16件）。东周之后，随着钮钟、镈钟的陆续使用，贵族钟列结构进入了三元组合编钟时代。战国画像铜器上的乐悬组合形式主要是由4-5件甬钟构成，编钟与编磬成一列摆放，未见折曲。由此可以推断，这些画像题材在创作时依据的并非是战国时期所盛行的乐制组合及思想，而更似参考了西周早期古老的乐礼与乐典，反映了战国青铜器装饰纹样的复古倾向和当时社会的复古思想。
中央美术学院耿朔博士在《“世有改变”：魏晋葬制演化轨迹中的墓葬图像》报告中提到西高穴M2墓壁内表面抹有一层白灰面，前甬道内顶疑有壁画，前后室内壁上部并有上下多层铁钉，个别还留有丝绳残痕，不能确定原先是否挂画；曹休墓甬道及各个墓室也都饰白灰，且发现多处红彩，疑有壁画；西朱村大墓明确有壁画残迹，题材与汉墓相似。认为以往对魏晋墓葬的研究多在与汉代比较的语境中进行，并视为向南北朝的一种过渡，并且常将曹魏、西晋丧葬礼制现象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发掘出了一些共性，但对“世有改变”估计不足，实际上两个朝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需要考虑到历时性变化，提出曹魏轻丧轻葬、西晋重丧轻葬的不同。认为墓葬研究应向丧葬研究延伸，要将墓葬充分置于整个丧葬过程中进行考量，不能单纯只进行物与物的比较，要对墓葬与丧葬其他环节之间联系进行深入辨析。
中国国家博物馆孙博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北朝墓葬图像汉晋传统的几点观察》。选取狩猎图像、仙人畏兽、佛像铺首、龟甲文四种图像为线索进行观察，并对前人有关这四种图像的研究进行反思，追溯汉晋与北朝之间工匠传承、世风变化。考虑到北朝伎作户主要在官方作场工作的情况，提出北朝墓葬经常出现的所谓“佛像铺首”应为北朝官方铺首样式。北朝墓葬艺术通过强调某一特定母题（如狩猎），更新时代信息（如舆服），增加信仰或民族符号（如佛像）来改造汉晋墓葬美术元素，从而塑造北朝墓葬艺术的新规制。这种做法既利用前代的规制来获得墓葬礼制系统的延续性和合法性，也宣示出新朝的政治文化倾向。
6月8日下午第一场由扬州大学王磊博士带来，题为《门窗的历程：从扬州西汉木椁墓的建筑画像说起》。报告谈到扬州西汉木椁墓中，表现门窗的图像已有多个案例，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前溯和类比，可以将战国至西汉墓葬中的“门”和“窗”进行简单归类。第一类是画像型的门窗，除了扬州的做法，还有信阳长台关二号墓椁壁和随州曾侯乙墓棺表的战国漆画，以及鲁南一带的西汉石椁画像等；第二种是有独立结构的假门，有的甚至可以转动，较早的例子如江陵雨台山战国墓群M554的门扉，西汉扬州、洛阳和山东地区亦有诸多案例；第三种是尺度接近原型的真实门窗，其结构也更加完善，主要表现为西汉以后的王侯级以上陵墓的木构。而扬州木椁墓的门窗囊括了前述所有三种类型，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既不是凭空创造的“空中楼阁”，也不是与外界脱离的“闭门造车”。
同济大学李晨博士的《论汉代直棱纹石柱的渊源》中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分析，以及仔细观察神道石柱柱身直棱纹的数量、制作工艺、附属装饰等细节，提出这些石柱的样式与工艺更可能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另外，直棱纹立柱有时同墓内的直棱纹壁柱、线脚等几乎毫无疑问的域外元素同时出现，这比孤立地讨论柱式更能说明其异域渊源。现有材料显示，四川盆地的直棱纹石柱仅有束竹纹柱一种，且年代相对较晚，这很可能是受中原影响，以及对异域文化理解偏差或中西融合的结果。李晨认为汉代直棱纹石柱是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域外元素与中国本土系统结合，并被赋予中式的功能与意义。尽管其具体含义仍待进一步研究，但它显然与西方古典柱不同，两者仅仅是外观相似。
江苏师范大学庄蕙芷博士报告的题目为《虚实之间：石室、洞天与汉晋墓室》。文中认为道教仙境“洞天”在空间设计及结构方面与文献中记载的石室以及汉代壁画墓的墓室具有相似之处。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记载仙人居住的石室即为砖石结构墓葬的设计原型。石室的观念以及升仙思想影响了西汉中期墓葬结构的改变，而墓室中的装饰与绘画很恰当的表达了在幻想空间中，明并日月、能来往于其他洞天的门道（门或启门图），以及不异于洞外的风景（各种景色与动植物）。石室的概念与实体墓室不断地相互影响与转变，在经历了宗教思想的吸收与归纳之后，“洞天”一词终于被创造，并出现了明确的定义。
华东师范大学朱浒副教授以《汉晋对偶神兽的再认识——也谈“舍利”与“受福”》为题做了报告，报告通过对十多例汉晋舍利与受福的材料的重新梳理，提出舍利与受福在汉晋时期是两只对偶出现的神兽，其持续时间较长，地域性差别也较大，致使其外貌有较大变化。二者中，舍利出现时间较早，源于“鱼龙曼衍”之戏，属西来之神兽，可归入祥瑞神兽体系，“受福”应属东汉时人在阴阳学说与谶纬思想影响下为“舍利”增配的对偶神兽，出现时间较晚。东汉时人曾尝试将舍利与六牙白象搭配，但持续时间短，没有形成全国的风气。最终舍利与受福成为固定的祥瑞组合，经曹魏一直持续到西晋时期。研究“舍利”与“受福”的图像关系，为我们深入解读汉晋之间对偶神兽的图像学意义与祥瑞观念的嬗变有重要价值。
四川大学博士生庞政的《图文相应：试论汉晋时期的“含利”图像》中梳理了汉代图像中有关“含利”（以往称为“舍利”）神兽的材料，其形象主要为头生双角而有翼的长吻神兽，往往口含璧、钱或吐出珠状物，流行时代主要在东汉中晚期，若敦煌地区画像砖的材料得到确认，“含利”图像在魏晋时期的敦煌地区也有延续。而后依据安阳西高穴M2出土的“画像石一”中的神兽图像和榜题，并且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认为此类神兽的名字应为“含利”。而“含利”与“受福”图像是相对出现，形成固定组合关系，这对于此地区图像的认定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练春海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生花异兽：汉代墓葬图像的云气观》。认为从已发掘大量带图像遗存的汉代墓葬来看，当时的建造者努力地让墓室中“充满云气”的意图非常强烈，这种努力旨在使墓主（或者他们的魂魄）可以在这些云气的滋养下，在另一个世界长生不死，又或者是最终得以羽化登仙。云气在墓葬中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可以粗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普通的云气纹；第二种为状物云气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物也与云气有关，比如与云气同质的诸种事物，包括由云气幻化而来的建木、被描绘成曲柱的西王母座和历史故事中的铜柱，或者是由建木与攀缘其上的奇禽异兽结合而成的云纹、产生云状物的器物（如熏炉）以及它的图像等。在汉代人看来，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可以被重新打乱、组合，变得绮丽、华美，极富装饰感。
6月9日上午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徐冲副教授带来，报告名为《“门下”的诞生：望都一号汉墓壁画的制度史剪影》。 提到1950年代中期发掘的望都一号汉墓前室四壁绘有壁画，该墓的图像材料可以从三个层面推进我们关于东汉“第二次君臣关系”下制度史的认识。第一，“门下五吏”在墓室壁画所表现的官府空间中也可以得到确认，壁画中的“门下五吏”的分组也符合“门下五吏”在车马导从材料中的分组形式。第二，壁画题记表明“门下”不仅是一类官吏的称呼，也是一种象征身份的头衔，加之在外诸曹则可入内而为门下。第三，同为“门下五吏”，一些有 “门下”之号，一些没有，这一差别暗示不带“门下”号的是更早的门下官，带“门下”号的则本为诸曹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曾磊博士的报告题为《使君出行：对汉代刺史车的想象》，认为刺史行部所乘传车的规制曾发生变化。汉画像中虽然没有确切的刺史车画像，却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和汉画像中车马形象进行一些推测。刺史车为三马驾车，车盖为皂色，车上施朱轓，垂赤色帷裳，车舆前部设有屏星，车饰铜五末，车轭上则有吉阳筩。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刘晓达副教授的报告题为《逝者的音容——陕北画像石墓主形象研究》。对陕北东汉画像石墓中常出现的“楼阁下对坐人物”题材进行梳理分析后，认为应与为墓主营建图像化的阴宅世界息息相关，构成了墓主由逝世至灵魂入居阴宅，乃至进入仙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了该地区墓主形象的另外三种表现形式：仙界墓主、旅行墓主、墓主灵魂之位。画像石工匠在墓主及墓主家人意志推动下，对墓主形象进行表现的不同视觉趣味与图像组合逻辑。另一方面也呈现出该地区多元性的丧葬文化思维。由于时间限制，作者此次仅对该地区画像石中的“阴宅墓主”像及其观念进行了重点分析。
四川大学王煜教授以《嫁接与拼合：汉代故事画像的一点观察》为题进行报告。认为汉画像的故事题材中存在不少知识性或技术性的错误，但也有不少“错误”看起来是有意为之的，工匠们通过其称之为嫁接、拼合、指认等各种手段，对原来的画像和榜题进行再加工，将具有一些联系或链接可能的故事情节嫁接、合并在一起。因此，荆轲刺秦王画像中，秦王举起了蔺相如的和氏璧；一手举璧的蔺相如又进入了二桃杀三士的构图，并伸出另一只手去争桃，等等。榜题除了以往认为的标示、解释作用外，可能还存在着指认的作用，即将一些普遍甚至特定的人物指认为另一些想要表现的人物或与自身有关的身份，给普遍格套赋予具体的指向和意义。汉画像中格套的提出和运用具有重要意义，但以往看到的更多是格套的流行和重复，重新梳理图像也可看到格套的变化、破坏和组合，各种格套之间的互动。
鲁迅美术学院李林副教授报告题目为《以美术史图像研究为中心的辽阳壁画墓分期再探》。辽阳汉魏壁画墓的分期意见一直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报告尝试从图像的角度重新开展辽阳壁画墓的分期工作。认为第一期墓葬应属东汉中后期，可以作为中原壁画墓进入辽东地区的初始期。第二期墓葬时间划定在东汉末期，即公孙氏割据时期。第三期墓葬可能与公孙氏政权的覆灭，辽东豪强势力的衰落有关，同时又受曹魏时期开始推行的薄葬观念影响，时间划定在曹魏剪灭公孙氏政权后至西晋时期。第四期壁画墓的时间定为西晋至东晋十六国时期，至慕容皝征辽东、克襄平止，其中已经出现与辽西三燕、乃至高句丽壁画墓的联系。
四川大学博物馆陈长虹副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中国早期“九子母”图像再讨论》。认为现存的汉代三段式铜镜上区为一母九子图像，依据画面构成及细节刻画分为两种样式，一是哺乳女子与多位男子；另一种表现为端坐女性和若干对其拜谒的男性。早期文献所见“九子母”的内涵与铜镜铭文有所不同，它们都说明在西晋以前尚无作为具象神灵的九子母的存在。探究汉代铜镜上的一母九子图像的意涵还需从图像本身与镜铭入手。哺乳这一细节明确表现出性别以及母亲的身份，多子向母拜谒的动作暗示汉代男性对母亲的爱戴。图像与镜铭中的九子并不单纯与生殖力有关，其同时喻意儒家社会建构下对女性的道德期许。
下午第一场报告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传明先生带来，题为《试论汉画“牛耕图”的构成与寓意》。认为学界一般将有农夫和牛耕田的画像命名为牛耕图，但是可以发现牛耕图中还有许多因素与牛耕无关。根据它们与牛耕活动的行为关系，“牛耕图”至少存在着八种画像组合，最简单的牛耕场景仅有农夫耕牛，这也是牛耕场景最为核心的部分。另外还有 “夏耘”、“秋获”乃至“冬藏”与“春耕”行为画像同时出现的情况，以表达古人希望按照时令进行农业生产并获得丰收的美好期许。而这些画像被刻画于墓葬之中，表现的是生者竭尽所能为墓主人提供所需一切的热切愿望，以保证他在彼岸拥有与此世相同乃至远比此世更美好的理想家园。
台湾中兴大学助理教授游逸飞带来了题为《汉画“有子”榜题考》的报告。提到早期出土的四川新津汉代崖墓石函见有一幅“孔子见老子”图，孔子身后有一弟子，其榜题未能辨认。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原石保存情况良好，该榜题刻画尚称清晰，联系出土的同时期的文字材料，该榜题可释为“有子”，这是“有子”第一次在汉画里出现。有子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孔子死后曾被其他弟子以师礼事之，颇有名气。但是相较其他弟子，有子在汉画像中出现的频率显然偏低。值得注意的是，山东邹城面粉厂宋墓所利用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二十四位孔子弟子，皆有榜题，其中第九位弟子的榜题被释作“百□”，不合于目前所知其他孔子弟子的姓名与称谓。对照四川新津汉代崖墓画像石函的“有子”榜题，邹城东汉画像石的榜题亦应释作“有子”，汉画里的“有子”并非孤例。
四川大学博士生宋丹带来题为《汉代“厅堂楼阁拜谒图”研究》的报告。认为以往学界几乎都没有明确说明西汉至新莽时期墓葬中是否有楼阁拜谒题材等问题，梳理材料发现还有“厅堂拜谒图”，两类图像相似，或可合称为“厅堂楼阁拜谒图”。“厅堂楼阁拜谒图”可分为两期。第一期，西汉晚期，仅有“厅堂拜谒图”。第二期，西汉末至东汉晚期，“楼阁拜谒图”出现，与“厅堂拜谒图”并存。两者虽然相对独立，但是有密切联系。“厅堂拜谒图”自身发展到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由于西王母崇拜的盛行以及厅堂西王母与楼阁西王母图像组合的出现，“楼阁拜谒图”得以从中衍生。此后两类图像并行，都用来表达墓主富贵美好地生活于西王母仙境之中的丧葬愿望。
最后，四川大学博士生齐广带来了题为《四川地区汉代画像砖墓图像的排列与组合》的报告。认为以往四川汉墓画像的研究主要为题材判定与分类，或单个画像砖墓图像程序等问题，较少讨论更为普遍的墓葬中画像砖之间的排列与组合关系，很多画像砖墓材料的发表也往往缺乏排列等重要信息。利用已经公布材料将四川汉墓画像砖的排列以墓葬为单位进行还原和复原，虽然由于发表的问题，同类砖往往只发表个别材料，但四川画像砖同模复制现象突出，可以利用同模画像砖进行复原示意。复原发现不同题材的画像砖在排列中形成固定组合，画像石棺图像题材也与之相似，标志着在一定区域内可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的图像组合和图像意义。在此基础上是否有整体的图像程序和意义，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将画像砖重新还原到组合中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单个画像砖的题材与意义，如以往解释为养老、论辩、讲经等题材恐怕需要联系它们的固定组合重新考虑。从画像砖图像的排列中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天门”的概念。
在每一场报告结束后，都由评议专家对本场报告进行综合评议。专家们肯定了多数报告具有的学术意义，及在材料运用、研究方法、论证逻辑和结论等方面的合理性和可靠性，也指出有些研究需要在选题价值和创新性上进行继续提升，而有些研究则需要更为严谨的逻辑和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并提出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和修改的建议。
会议结束后，有四位评议专家对此次会议进行总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首先发言，指出历史时期考古可以结合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传统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也可以吸纳科技考古手段，更可以与美术史等学科合作交流。但是采取各种方法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尤其是要解决历史问题。在汉代图像研究中间，我们要重视森林和树木、枝干和树叶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小见大，透物见人”。研究一方面是个人志趣的体现，但是更应该有大的历史关照，回应历史问题，尤其是重大历史转折事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把握两条主线，一是要梳理把握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二是要注重中外文化交流，也要重视中国文化内部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研究员指出，本次会议中与会青年学者的研究视角新颖，材料梳理细致，在学术研究中，开始由“状态”向“过程”转化，努力吸纳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研究路径，而不再不断套用单一研究模式。在图像意义的阐释方面，还要特别重视墓葬题记中对图像内容和意义的自身表述。然而，图像与史料之间有分离，题记与图像之间也有分离，应特别注意。如何保证严谨而又深入地阐释图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谈到，汉代图像研究促使我们不断深入理解汉代图像在艺术史乃至中国历史中地位。汉代是由非偶像崇拜向偶像崇拜过度的前偶像崇拜时期，也是尚无大艺术家的无名工匠时代。汉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化时期，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汉代的特殊性决定我们不能直接套用研究其他时代美术的方法来研究汉代图像。在这两天的会议中，大家的研究或侧重意义解释，或侧重图像的生产制作，或从历史学角度阐释图像，这些不同研究角度皆有很大启发，促使我们对汉代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位置有更明晰的认识。这次会议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主要是美术史的问题，大家比较少的直接讨论形式和风格问题，但这是艺术史的核心问题，或许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应加强视觉和形式方面的分析。
四川大学罗二虎教授指出，如今有更多考古材料，融合更多学科的方法，现在大家倡导多学科合作，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重视方法论的追求，这在本次会议中有很好的体现。对于图像的研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始终要从图像本身出发，系统梳理图像材料，理解图像自身的语言。图像本身也是一种史料、一种信息，广义的图像志研究仍然值得注意，应重视对图像史料的重新梳理，在吸收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报告结束后与会青年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圆桌讨论，共同议定论坛制度、下一届论坛问题及相关领域青年学术刊物的筹划、主题遴选和青年学术共同体的推进等，并取得了一致认识和进一步工作的日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