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无良奸商还是诚信老板，全在他一念之间
原创：银翘
夏天的夜里面馆要连带着做些宵夜，揉完面后，就要剪龙虾和螺蛳。“手上剪得全是水泡，晚上就得拿针挑了，不然第二天活没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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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曾经是我的偶像。
2012年，我刚刚毕业，去应聘了一家自助餐厅的服务生。而杨东，就是那家餐厅的店长。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一米六的个头堪堪到我胸口。可他负手站在我面前，不卑不亢、云淡风轻的气度深深吸引了我。
“我们这可辛苦，能做得长么？”
我忙不迭地点头。他又跟我聊了些待遇问题，我都没意见，于是，第二天我就来这家餐厅上班了。
这家店生意极好，作为自助，性价比也很高，几乎天天爆满。
别的自助餐厅为了控制成本，常常会把客人吃不完的食物偷偷拿回厨房重新使用，但杨东坚决不许。要知道，店里的利润跟他的工资直接挂钩，他省下的成本，都可以增加他的收入。“你们就想想，这些东西给你们自己家里人吃，你们乐不乐意！”
诚然，这不过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基本素养，可在那时的我眼中仍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与人格。
杨东在我入职三个月之后辞了职。
“我要去创业啦！”他当时很兴奋地跟我说。一向静水流深的他在临行前的晚上喝了很多酒，跟我聊起了过去的经历。
杨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小面馆里打杂，整个店里除了老板就他一个人。他那时还小，不到16岁，没办法去正规地方上班，老板跟他家亲戚熟，因此把杨东托付给了他。
老板用起这廉价的劳力可一点都不客气，“店里除了收钱和进货的事儿老板不用我干，别的活儿都归我！”
他早上四点钟睁眼，将一天要用的蔬菜洗净、理好，然后切肉，牛羊肉要切得透明，用老板的话来说就是得比纸还薄，稍微切得厚了不能用就会被扣钱。在最初的日子里，杨东切得很是费劲，手里拿刀拿得久了，乍一松开关节就会钻心的疼。
中午的下面、收碗自不必说，客人走完后，杨东还要把所有的碗洗干净，一一摆好，然后继续准备晚上的材料。夏天的夜里面馆要连带着做些宵夜，揉完面后，就要剪龙虾和螺蛳。“手上剪得全是水泡，晚上就得拿针挑了，不然第二天活没法干。”
老板给他安排的住处是店里的小阁楼，冬冷夏热，原本是堆放杂货的地方，拾掇拾掇，铺床被子就成了卧室。杨东说，地方虽然差，可他睡眠质量却特别好，还规律，每天忙到十一二点，沾枕头就睡着，到点了自动就醒。“老板就叫过我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跟我说，如果再让他叫，就收拾东西滚蛋。”
杨东就这么咬着牙干了两年。期间老板给他涨过两次工资，先是给的六百，然后涨到七百、八百。最后他不打算干的时候，老板为了留他，打算给他一千。杨东婉言拒绝了。
杨东说到这里，喝了口酒，叹息道：“那两年确实太苦了!”
十六岁的时候，杨东终于不算童工了。他离开了小面馆，在上海的松江工业区找了一个电子厂，做起了流水线工人。工资没涨多少，但总算有了休息的日子。
厂里的日子一成不变，杨东每天都像个齿轮一样旋转不停。他在这里干了三年，终于感到了厌倦。于是，在即将二十岁的那年，他进了现在我所在的这家餐饮公司。从最底层的后厨打荷工做起，打拼数年，终于做到了店长的位置。现在他自己带的这家自助餐厅，业绩在公司诸多门店之中名列前茅，老板对他很是器重。可他仍然感到焦虑，“给别人打工要到啥时候才能挣到钱？”
恰好几个朋友投资了一家烧鸡公店，想要拉他入伙。他自觉是个机会，毅然辞职，又兴冲冲地回到上海，踏上了创业的道路。而我在他走了以后，也没干多久便辞职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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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如愿去上海创业做了老板，烧鸡公店刚开始做得有声有色，他们也算挣了些钱。
可好景不长，年初的时候，突然爆发了禽流感。大家人心惶惶，都不敢再去消费，生意一下子惨淡了下来。好不容易咬牙撑过了疫情，生意却再没好起来。
这个店的股东加上杨东共有四个，杨东是占股最少的，人微言轻。那三个都有本职工作，这家店只能算是副业，只有杨东是常驻店里，除分红外还领一份店长的工资。
店里开始入不敷出，每天闲着的员工比客人还多，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又过了一个月，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杨东决定破釜沉舟，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商量着把烧鸡公改成火锅。“两者在器具上没什么大的差别，我们那些设备也都能用，等于换个菜，改个门头就行。”
然而，三位合伙人已经开始质疑杨东的能力，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杨东再三劝说，就是没人同意。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差，甚至有几天还做了零蛋。他终于心灰意冷，不再多说什么。到了秋天，杨东提前撤了出来，一场生意，落得不欢而散。
杨东对那三位合伙人其实也很不满。三个人都要面子，生怕周遭的亲戚朋友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即便在最难的那段日子，也要隔三差五带人过来吃饭。两杯酒下肚之后就飘得不行，临走时阔气地让杨东记自己账上。
他后来跟我提起这段往事时忿忿不平，但话语间，更多的透露出对金钱的渴望，“有钱确实是大爷啊！不然合伙做生意都要看别人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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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我接到了杨东的电话，他说自己在南京新投了一家火锅店，正缺人手，问我能不能去帮忙。
我那时正在做房产销售，工作不太如意，考虑一下便答应了。
杨东的火锅店面积不小，且地处闹市，租金应当不菲。我再见到他时，他一身西装革履，梳着油亮亮的背头，正在店里开会。可能是谁的事情没有做好，他一手叉腰，狠狠地敲打着桌子，横眉冷眼，言辞刻薄。下面的人都垂着头不敢出声，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这情景让我恍惚，不觉间对他产生了一种陌生的距离感。
从店里人的只言片语之中，我逐渐拼凑出了他这一年的经历。据说他辗转了多家公司，终于遇上了贵人。凭着多年做餐饮的经验和与人交际的能力，杨东很快取得了那人的信任，靠他的提携，一路顺风顺水，赚了不少钱。他这番际遇让我不禁感慨命运的奇妙，也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这么多年终于混出头来了。
我在店里还算悠闲，他对我也仍旧客气，却总让我感到淡淡的疏远。总算有天得空，与我一起坐下喝茶，我印象中从不抽烟的他点上一支香烟，吞云吐雾，开口第一句话却是：“小陈啊，趁着年轻还是要努力往上爬啊！”
这本是勉励的话，可我振奋不起来，反而听得很不是滋味。要知道，他向来对我都是直呼其名，从不会老气横秋地叫我小陈。我终于明白，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杨东了。
我和杨东的友情最终决裂于我的一次意外发现。
那天我下班回家，忽然发现手机落在了店里，连忙折回去取。我有店里的钥匙，打开大门之后却看见厨房还亮着灯。我心中疑惑——厨师长一向仔细，怎么会忘了关灯呢？
“难道有小偷？”我们店有个后门，比较偏僻，防盗措施也不甚完备，有心的人还是能从那里溜进来的。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伸头向里张望，却发现不是别人，而是厨师长，正在里面熬着什么。
“孙师傅，这么晚了还没回去？”
我的声音明显吓了他一跳，他慌忙转身，见到是我，松了口气。“啊……我准备下明天的调料，你怎么还不回去？”
“我手机落这儿了，马上就走。”
“哦！”他支吾了一声，心不在焉地摆弄起其它东西，明显是等着我离开。我临走前瞥了一眼他面前的大锅，只见锅里满满的都是红油，油上漂着一层黑乎乎的东西。而厨师长手里拿的也不是炒勺，而是个大大的漏网，地上还摆着两个垃圾桶，其中一个好像已经被塞满了。
直到几天之后，我无意间看了一条新闻，才猛然明白他当时是在干什么——那条新闻曝光了一家火锅店的洗油过程，和我那天见到的厨房里的情形如出一辙。
我很别扭，但拿不准这件事情是厨师长个人行为还是杨东授意，毕竟厨师长为了节省厨房的成本，也是有可能私自这么干的。于是我有意无意地向杨东试探，没想到他若无其事地回道：“这有什么？这事儿干的人多了，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
他偏过头来狡黠地看着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你别出去乱讲哦，不然小心我灭你口。”
我哑口无言，心里的震惊远大过愤怒，难以相信当年那个能把餐桌上大把大把完好的培根蔬菜扔进垃圾桶的人，如今居然变成了无良奸商。也许他历经磨难，终于从另一个高度理解了金钱的重要，而那个高度，是我尚不能企及的。
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也实在很难继续与他共事。那个月的工资发完，我便向他提了辞职。他很诧异，问我是不是对待遇不满。“咱俩的交情，都好商量，要不工资再给你涨点？”
我婉言拒绝，一如当年他拒绝面馆的老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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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几年没有联系。后来偶然间听说，前两年政府有个高官落了马，爆出不少经济问题，杨东也被牵扯了进去。这几年，估计他都是在那囹圄之中度过的了。
在酒桌上，我装作无意地打听了杨东的地址，抽空去拜访了他。
他看样子已经出来有几个月了。如今做起了老本行，在南京的一处小巷里开了个小小的饭馆。他见到我时显得十分惊喜，亲自下厨给我做菜。
我们聊了过去。他说，当年因为做娱乐场所的事情，跟上头打过交道，谁能想到有一天东窗事发，居然扯出萝卜带出泥，把他也捎了进去，被判了两年。
庆幸的是，他从前多少还算有点积蓄，出来以后再借上一点，很快开起了这个小店。说起餐饮方面的事情，他仍和从前一样，眼睛发光，精神振奋。
他说，现在的日子虽然没有从前富裕，但也少了那些勾心斗角，落了自在清闲。他相信自己一定还可以将事业做到从前的高度，只是没有那么急了。
“看见那个店面了么？”他放下筷子朝窗外扬扬下巴，“我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把店给开到那条路口！”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但见巷口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一派比这狭小逼仄的窄巷更加热闹的光景。
“那地段的房租可不便宜吧？”
他嘬了一口酒，慢悠悠地答道：“怕什么，日久天长，总会有的。”
是啊，总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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