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丨《海上花》：一部“海上奇书”的百年跌宕
编者按：在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经过当今最权威的电影修复机构博洛尼亚电影修复工作室的还原，拂去二十载风尘的《海上花》得以以4K版重新与观众见面。
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书籍亦如是。在源远流长的出版史上，多数书籍都难逃被年轮吞噬的厄运，只有少部分佳作得以在时光的洗刷中留存下来。而其中更少的一些，在它诞生的时代受忽视遭冷落，却在日后有幸遇到有缘人，得以从积尘中被打捞出来。清末松江府文人韩邦庆（字子云，别署太仙、大一山人、花也怜侬等）撰写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便属于这一类。
这部吴语方言小说借着长三书寓（青楼）里各个房间上演的故事，展现晚清上海（当时隶属松江府）妓女与嫖客群像。在19世纪末出版之初（1894年），“不获风行于时”（语出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但在存世的一百多年间，曾三次蒙慧眼识珠。
最早是1926年，由胡适和刘半农牵头，重版了标点本，并做序详述39岁便英年早逝的作者韩邦庆其人及此书的个中奥趣，并尊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再到1982年，张爱玲将它从吴语翻译为国语版，在台湾的《皇冠》杂志连载，并于次年出版单行本；随后藉华语文坛持续延烧的“张爱玲热”，这部故纸堆也跟着火了一把。还有就是1998年，侯孝贤导演将它搬上银幕，由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等港台明星出演，曾入围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说起来，最近的这一次距离现在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电影的载体都已从胶片跨越到了数字。好在技术的进步不仅带来日新月异，有时也能令时光倒流。
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经过当今最权威的电影修复机构博洛尼亚电影修复工作室的还原，拂去二十载风尘的《海上花》得以以4K版重新与观众见面，不知这是否可令小说《海上花列传》迎来第四度“重生”。
胡适、张爱玲、侯孝贤为何偏偏钟情它
韩邦庆出生官宦世家，少时即资质过人，却经历家道中落，又仕途不顺。跟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他嗜好鸦片烟，也爱逛书寓，唯一的正职大约就是给《申报》投点文章，以及在自己编撰的小说期刊《海上奇书》中连载《海上花列传》。虽远不算是文坛红人，但他在同侪眼中，也绝非等闲之辈。在韩邦庆往生后，有署名“松江颠公”的作者追忆道：“为人潇洒绝俗，家境虽寒素，然从不重视‘阿堵物’，弹琴赋诗，怡如也”；“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生性疏懒，凡有著述，随手散弃”。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作者的性格往往决定着作品的命运。《海上花列传》在其问世之初默默无闻，与它的不合流俗、不从风尚脱不了干系。与韩邦庆有交往的孙家振（字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著有《海上繁华梦》等）在《退醒庐笔记》中提到，韩邦庆之所以选择用吴语写作此书，盖因“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但在孙家振看来，这正是《海上花列传》不畅销的主要原因：“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畅晓，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此外，胡适的分析也不无道理：“《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说到底，一般狎邪小说的忠实读者，只知此书写的是妓院，冲着活色生香找来一读，结果看到的却是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又或者以为其中有陈圆圆、柳如是如此奇女子，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众斤斤计较、步步为营的小娘子。这般缘木求鱼，自然失望是难免的。
然而，时移世易，令它在问世之初蒙尘的劣势，却成了它得以被重新挖掘的亮点。胡适评论《海上花列传》“全书笔法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多了“一个鸟瞰的布局”，故更胜前作一筹。而且，“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但“到《海上花》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他又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它的评价，说“《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的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
不过，在胡适看来，“《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话”。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此说道：“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
而到了张爱玲这里，《海上花列传》最大的妙处在于：“暗写、白描，又都不落痕迹，织成了一般人的生活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然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但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忆胡适之》）
以上这些特质加在一起，或许就是侯孝贤为这部小说着迷，在拍了13部以台湾本土为背景的作品后，终于第一次在题材上跳脱出去的原因。当然，题材的殊异只是表象，重要的是，侯孝贤看到了这部小说的底色与自己的契合点。向他推荐该书的编剧朱天文在《<海上花>的拍摄》一文中写道：“侯孝贤看《海上花》，看到的是里头家常、日常的这些东西。这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电影的特色和魅力所在——日常生活的况味。换句话说，是长三书寓里浓厚的家庭气氛打动了他。借由百年前的妓院生活，说着他一直在说而仍感觉说不完的主题。”朱天文也在文中提到侯孝贤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的释意：“我喜欢的是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而人在这个痕迹里头活动。我花非常大的力气在追索这个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对我而言，这是影片最重要的部分。”
从小说到电影
《海上花列传》共计六十四回（张爱玲译本合并为六十回），以赵朴斋兄妹来到上海的一番遭遇为线索（作用相当于是《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引出长三寓所里的诸多倌人（妓女）与客人（嫖客）的大小故事。
电影《海上花》抛弃了赵朴斋这条线，再撷取长三寓所里的吉光片羽。要论内容的丰富性，电影无法与小说相提并论。不过，单是片中王莲生（梁朝伟饰）与沈小红（羽田美智子饰）张蕙贞（魏筱惠饰）、洪善卿（罗载而饰）与周双珠（刘嘉玲饰）、罗子富（高捷饰）与黄翠凤（李嘉欣饰）这三房的剪影，已具有群像的效应。而且，这三房放到小说里也是最具特色的。
先说电影里分量最吃重的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这房，编剧朱天文的偏心，很可能是因为受了偶像张爱玲读解的影响。世人看《海上花列传》，多半最感念如同《茶花女》翻版的陶玉甫与李漱芳的凄美爱情，但在看透人间冷暖的张爱玲眼中，“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国语版《海上花列传》译后记）大抵是因为后者更为复杂，既有真情亦有假意，既有背叛亦有难舍，既有务实的权衡亦有虚妄的执着，也恰恰映照了她自己与胡兰成的那段情。于是，笔传到“张迷”朱天文手上，陶玉甫与李漱芳的故事在电影里只是借洪善卿之口，一句带过；而王莲生在行将离开上海前，被问及沈小红境况时的沉默无语，才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的一幕。
而洪善卿与周双珠这对，可以说是整部小说里最洞悉世情的男女典范。到了电影中，他们也同样如此，比如周双珠仅靠几句话，就能把年轻气盛的双玉安抚得妥妥帖帖，还能让被说服的一方体察到她的体贴与善意。在王莲生已经知晓沈小红姘戏子后，洪善卿却让他再去探望她一次，为的不是感念旧情，而是万一女方要死要活，对外不至落人口舌。而当富家少爷朱淑人与妓女双玉为婚事闹得鸡飞狗跳之际，最后全靠洪善卿与双珠从中斡旋，一场闹剧才得以善终。虽然电影只拍到洪善卿说服不谙世事的淑人拿出一万元善后，但明眼的观众一看便知他少不得从中捞得好处。洪善卿为人势力善钻营是真，他同情妓女的身世也是真，是故虽八面玲珑，可又不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堪称全片最有厚度的角色。另外，个人看来，罗载而和刘嘉玲也是全片发挥最好的一组演员。前者从心所欲，收放自如；后者拿捏得当，不显山露水，却自有风采。
至于罗子富与黄翠凤这对，重点在后者。黄翠凤爱憎分明，是花丛中最具个性也最独立的一位。她也如双珠一般看得通透，但奈何一张嘴不饶人，往往出于好意心直口快讲道理，可对方既不想听，更不会念她的好。她的这些特点全在电影中表现得一清二楚。比如隔壁的小姊妹诸金花（伊能静饰）找她哭诉挨了老鸨的打，她也气不打一处来，教她如何对着干，可一听说诸金花为了老相好，一个月只做了一块钱的生意，又气得立刻翻脸，把她赶走。其他倌人的心思都围着客人打转，只有黄翠凤想的是自己筹钱赎身，自立门户；遇到老鸨狮子大开口，硬是不许相好罗子富插手，生怕让老鸨占了便宜。饰演黄翠凤的李嘉欣素有“花瓶”之名，但在《海上花》里，发挥上佳，尤其是眼角眉梢自带锋芒，既现出泼辣，又不失聪慧。
除了出场人物的数量之外，电影在语言上也有所变化。小说以苏州话写成，胡适赞：“这种轻松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那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而电影的角色主要操上海话，仅潘迪华饰演的老鸨一人讲地道苏白。上海话虽也属吴语系，但相比苏州话，直观感触更酣畅淋漓，也更具市井气息。苏州话则是自带一种戏剧性的间离感。
举例来说，双玉要说服淑人跟她一起殉情，小说里的苏州话对白是：“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电影里的上海话对白是：“吾倪两额七月里来一笠园里，阿像个辰光一道坐了额的港闲话，侬阿记得伐？”张爱玲的国语译文为：“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这时候这样一块坐着说的话，你可记得？”同样的意思，哪一种表述更生动鲜活，一目了然。
至于电影里的这种改动是否合适，个人看来，若要顶真起来看，韩庆邦以苏白落笔，或许是因为彼时苏州是吴语地带在文化方面最强势的地区，但晚清上海的书寓是否当真通行苏白，本就值得商榷。这么来看，电影采用上海话虽是基于演员本身对上海话更上手，但反倒有了点几分拨乱反正的意味。然而，再顶真一点，电影里的对白与如今的上海话几无差别，但是否与那个时代人们所操的上海话相符，同样值得商榷。不过，不论如何，明明已经有现成的国语版本，但电影《海上花》还是敢于以方言为对白，不得不说是侯孝贤导演努力追索最纯粹的“时间与空间在当下的痕迹”，“捕捉人的姿态和神采”的大胆尝试。
此外，电影《海上花》一章一场，一场一镜的拍摄方法；画面中明暗的对照；房间里的各种摆设布置（朱天文曾撰文透露作家钟阿城跟着美术组，指点了不少迷津）等等也都值得玩味。
关于《海上花列传》的命运，胡适曾写道：“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应得的胜利。但《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运动的胜利。”张爱玲又说：“《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时至今日，有《繁花》接过它在吴语文学拓荒之路上的斧凿，又有电影世界中的“复活”，即便这部作品还未完全达到应得的认可，但没有在时光的流逝中堙没的它，终究是幸运的。能展卷读之，能在银幕下观之的我们，终究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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