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点事丨用加征关税解决美墨边境移民问题：饮鸩止渴

2019年3月以来，随着美墨边境非法移民数量再度攀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归因于墨西哥方面举措失当、消极怠工，进而于5月底公开宣称事态若无转圜则对墨加征关税势在必行。即便目前看来两国选择回到谈判桌，上述威胁暂不执行，但用关税迫使他国就范的伎俩让人不禁联想到几起相仿情势，如以土耳其当局拘捕美籍牧师安德鲁·布兰森（Andrew Brunson）为由把关税套路当做外交手段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再如特朗普一度公开表达了使用关税这把“万能钥匙”的得心应手之感，甚至扬言将以之带来的经济阵痛威逼加拿大、欧盟等盟友“服软”。

如此看来，本轮用加增关税强令墨西哥加大边境管制力度一则尚属“特式套路”范畴之内，二则将原本复杂微妙的公共政策问题单边地经贸化，进一步折射出特朗普滥用“关税大权”的变本加厉。

建墙、派兵都没能挡住美墨边境的移民

自去年以来，为了堵住穿越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口号引领下为整修美墨边境墙“找钱”致使政府超长停摆且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向边境源源不断增派现役美军，并赋予其动武、控场、暂时搜捕拘留等边防职能；如今又举起了曾多次使用的关税“大棒”。

姑且不论把关税与非法移民问题挂钩的点子是否可行、能否凑效，至少单从数据来看，特朗普前期推行的各种措施效果不甚明显。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公布的西南边境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9年1月），寻求入境的家庭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了280%（今年每月平均31188个家庭，2017年该数字为13210，上涨136%），2018年本就是创纪录的一年，若照此发展，今年情况只会比去年更加棘手。

与此同时，被捕的百人以上“大篷车移民”团体数量激增。短短四个月间，西南边陲的艾尔帕索（El Paso）、奥格兰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图森（Tucson）和尤马（Yuma）等地，“郊狼”（编注：指美国南部边境组织偷渡者）们先后运送53个非法移民团入境，共计8797人次。仅2019年5月，边境巡逻人员便遭遇14.4万余名非法移民，该数字已连续第三个月超过10万，且为13年来月度人数之最。无怪乎负责该事务的代理专员约翰•桑德斯（John Sanders）痛心疾首地称：“目前边境情势十万火急，说美国的边检系统乃至移民体系几近崩溃一点都不夸张。”

可以看到，特朗普任内对非法移民问题的高度重视与超限回应恰恰同美墨边境的失控局面构成强烈反差，那些尝试从中美洲“北三角”（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横穿边境进入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人们看似与特朗普总统一样“任性”，他们集体躲藏在毫无通风制冷设备的卡车车厢、翻越隔离墙、挖掘地道、合法入境后制造假身份非法逾期滞留，为进入美国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墨西哥学者研究表明，美国边境高压执法并未阻挡人们的越境初心，反倒给一些人重返墨西哥拔高了的现实难度和心理障碍，从而极具讽刺性的增加了偷渡者所需承担的安全风险以及境内非法移民常住人口数量。

关税是“万能钥匙”还是“莫洛托夫鸡尾酒”？

本次特朗普借助关税，威胁把美国承受的边境、人口、治安、文化冲突压力转化为对墨西哥的经济打击，短期内不能说毫无刺激作用，但长期来看不单无益于根治非法移民的“心病”，甚至可能是饮鸩止渴、引火烧身的短视之举，形成该判断的论据有三：

第一，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状况存在误解和误判。无论何时何地，特朗普论及墨西哥非法移民时的思维逻辑倒是比较一致：非法移民大多从南部边境进入美国；能够明目张胆进入的原因在于美国方面边防设施、人员不足，且墨西哥政府无所作为甚至变相纵容；非法移民多半素质低下，非“毒”即盗，是导致国内暴力犯罪率和阿片类药物上瘾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也是国家福利社保体系的“蛀虫”。但问题在于，若用事实说话，特朗普这三点判断都显得有点“想当然”。

首先，非法移民包括“未经核查入境”（俗称偷渡）和“滥用签证”（即凭合法签证入境但逾期不归）两种，就美国当前情况而言，特朗普试图用建墙拦截的前一类型人群只占非法移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换言之美墨边境的乱象只是九牛一毛，仅凭“堵”远远无法纾解国内承受的非法移民压力。

其次，即便存在少数官匪勾结现象，但无论美国还是墨西哥的边检部门都谈不上尸位素餐，美国方面除策划扩建有形隔离墙外还设置了配备最先进视频、探测传感、侦查技术的1800座检测塔，借虚拟隔离带为边境巡逻队提供拘捕辅助。墨西哥方面也不是毫无建树，2010年起美墨双方便在《美利达倡议》（Mérida Initiative）下共同致力于应对边境难题。2015-2018年，墨西哥方面拦截非法移民和寻求避难者总数达到52.4万，在美国收紧移民政策后，考虑人道主义保护的需要，墨西哥不得不安置更多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

再次，非法移民与犯罪的关系绝非特朗普认知中那样理危言耸听，相反，目前相当多的科研成果证实，笼统地讲一地移民数量与犯罪率存在负相关。另一项调查发现，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平均监禁率是移民（合法与非法都包括在内）的两倍还多。换言之，虽然美墨边境存在肮脏的蛇头交易、毒品买卖，多人因此殒命的确不假，但对于近年来犯罪率普遍上升的美国全境而言，这到底是特殊还是普遍现象有待继续反思。

当然，特朗普还强调非法移民蛀蚀美国的社会福利系统，但很显然一方面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在美国出生的移民才可享受社保福利，其他非法移民一概免谈；另一方面非法移民缴税和缴纳社保费的额度远高于其获益量。

所以说，特朗普对美国的非法移民基本情况存在认知偏差，而由“我们是谁”引发的美利坚认同危机、决策层不可避免的白人民族主义倾向或是2020选情需要，都可能是他至今无法全面正视该问题并提出有效对策的诱因。

第二，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历史渊源、利益纠葛与大西洋彼岸的“镜像”。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包括三次移民浪潮和两次大规模遣返，而一直以来在多数墨西哥人心里，与背井离乡感不同的是，美墨边境美国一侧的那片土地曾经是自己祖先栖居的乐土（编注：今美国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地是美国在19世纪通过策反和战争从墨西哥夺取的），也会是自己摆脱生活困境的踏板，更能成为自己孩子改变命运的通道。2000英里漫长的边界线和境内外相差巨大的社会生活水准构成了包括墨西哥籍以及取道墨西哥的其他中美洲国家人口不惜代价入美的致命诱惑。

另外，在一味指责非法移民和墨西哥方面执法不力的同时，美国人还应反思的是本国市场、企业、人口对非法移民雇工的高度依赖。大多数美国人，无论支持移民权利的进步论者还是为总统建墙背书的保守人士，无论肤色人种、党派信仰，都一边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享受着非法移民雇工带来的价格实惠和优质服务，一边对他们的求生的本能和求安的渴望指手画脚。包括特朗普本人，担任总统之前，作为成功企业家的代表，其俱乐部里雇佣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指摘都不是空穴来风。

2015年数据显示，非法移民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农业领域占总劳动力的16%，建筑业占12%，第三产业占7%。更重要的是非法移民雇工的“弹性”极大地满足了不同企业对工种、工时、工地的特别需要，何况他们总是出现在那些工作环境不佳、薪水微薄、工时较长的岗位，以上工作是本地人即便多得报偿也拒之千里的，这种求职互补性和雇佣低成本意味着如若政府不为企业雇主设置雇佣此类外籍工人的合法渠道，一味单纯限制非法移民，将给这些行业甚至美国的经繁荣带来巨大压力。

与此同时，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大洋彼岸引发的那场“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足以给美国敲响“唇亡齿寒”的警钟，始于物价飞涨、经济疲软、权益受损的群众街头运动最初让西方感受到“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中东北非的喜悦，但接下来不计其数的难民从东、中、西线横渡地中海北上，至今仍令欧洲国家焦头烂额。

以上种种都从某个侧面论证了一点，历史惯性和经济拉力助推下，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不是要挟墨西哥政府就能妥善解决的，而一旦人为破坏了墨西哥政治、经济生态本就脆弱的平衡，对美国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把关税作为政治化武器的反噬风险。特朗普使用关税“密钥”门槛之低令人震惊，而其可能形成的反噬作用则不得不让人忧心。

首先，无论施加惩罚性关税有否落地，都已然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市场信心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闻讯下跌足以说明问题。其次，加征关税或将对墨西哥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毕竟墨西哥GDP的三分之一、超过80%的出口、47%的进口与美国有关，因此对美国贸易敌对行动的敏感性、脆弱性均较高。历史告诉我们，墨西哥经济景气是从西南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减少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一旦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伤及墨西哥经济，那么任何有关加强边境管控、抑制中美洲移民潮的手段都是空谈，到那时，美国难免不成为第二个欧盟。再次，对墨加征的关税事实上同样作用于美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诸如美国的汽车、猪肉等行业首当其冲，全美制造商协会主席杰伊•迪蒙斯（Jay Timmons）把特朗普这种做法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 （Molotov cocktail，一种汽油弹的别称）式政策，对其玩火自焚的指摘溢于言表。

总而言之，欲妥善解决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第一步要做的不是找“替罪羊”、不是内讧、更不是建墙，而应该发现和承认那些蓄积以久的问题。第二步，无论特朗普政府是否愿意，确保墨西哥的稳定和发展，增进边防领域的双边合作都很有必要。第三步，特朗普是时候意识到一点，关税不是万能钥匙，纵使锁得住边境，却打不开横亘在美国与墨西哥民众之间的心墙，纵使一时要价成功，但后期需要偿付的代价也可能是相当惨痛的。

（王聪悦，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