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民间文书》出版：民间文献如何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9年6月4日上午，《湖北民间文书》新书发布会暨民间文献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座谈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召开。会议分为新书发布会与研究座谈会两个部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经济史学会和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共同主办，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武汉大学出版社何建庆社长等嘉宾和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以及武汉地区各高校数十位嘉宾、专家学者参加了发布会和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陈锋教授主持。
《湖北民间文书》是武汉大学张建民教授主编的一部全十册大书，其内容的收集、整理过程历时二十余年，收录了清代至民国时期湖北境内二十多个州县共四千余件民间文书，其中清代契约文书二千四百八十余件、民国年间契约文书一千四百二十余件，其中部分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批文书时间跨度约二百八十年，收录民间文书的种类包括契据、清丈弓口单、归户图册、置产簿、田赋税单、承粮户折、户牌、会票、账簿、算名单、乡规民约等，内容涉及土地买卖、房屋基地买卖、土地及房产质当、土地租佃、水利灌溉、赋税与徭役征发、商贸往来、公私借贷、家庭财产继承分割、宗族公益活动等，基本反映了湖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原貌。该著将文书系统整理，准确定名、归户，精心编排后原件影印，堪称湖北地区规模最大、内容最全、整理水平最高、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大型民间文书整理和出版工程。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在新书发布会上首先致辞，他指出民间文献是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文字体现，相较于精英文化、士宦文化，民间文化同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蓬勃的创造力，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所具有的持续性、差异性决定了民间文献具有内容多样、数量巨大、信息庞杂的特点，其内容远远超出了以往对文献的一般认识。《湖北民间文书》的出版对于社会经济研究与区域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湖北地区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重大突破，是对湖北民间文书的发掘与保护，同时对促进湖北经济社会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安志教授在致辞中评价《湖北民间文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是深入研究清代至民国年间基层社会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新资料，认为该著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清史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并产生重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反响。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在致辞中对《湖北民间文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他多次见证张建民教授团队收集与整理民间文献的过程，认为这是一项标志性成果，并期待张建民教授后续的系列研究成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将学术引向新高度。杨华教授主要谈了该著出版的两个方面影响，其一，全国各地均有民间契约的发掘，但是长江中游地区以往整理不够，该书起了一个“奋起直追”的效果，能够推进长江中游社会经济文化史研究。其二，民间契约在文本上和内容上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意义的，该著包含的信息很多，能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增长点。
《湖北民间文书》的成书及其主要内容
张建民教授作为《湖北民间文书》的主编，详细介绍了该著的成书情况。
《湖北民间文书》收录文书所覆盖的地理位置，主要是清代行政区划中湖北布政使司下的二十多个州县，时间跨度是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至公元1965年，约四千余份（但因为“册”“份”“卷”“件”等计量单位不同，该著实际包含内容的份数是多于这个数字的）。从行政区划上讲，以天门、黄陂、孝感、麻城、黄梅、应山等地收集较多。其中，从天门县岳口上堤熊氏便收集了两千多份，这批材料的突出价值在于它是从康熙十年到民国二十九年之间较长的一个完整时间段，其内容系统全面，且保存完整。该著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收录的民间文书的种类很全，在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已面世的材料中，是颇为可观的。
《湖北民间文书》的整理主要包括三项重要工作：一是定名，二是归户，三是编排。定名的基本原则是简明易懂，基本的要素依次包含文书订立的时间、事主、事由、文书性质、标的物与文书种类。事由区分性质，买卖、租佃、典当、找补、借贷、调换等，事产则区分田地、塘堰、房屋、基地等种类，其中有更详细的划分，例如田地就有水田、白田、旱地、鱼田、湖田、滩田、菜园、草场、山场、山林等等区分。另一原则是尽可能以文书的原件保持一致，即力求按文件原文，尤其是文书首句的关键概念定名，如买、卖、归并、典、当、大卖、永卖、绝卖，租、佃、写、领，契、约、契约、字、据、券、票、合同等，基本上遵照原文，没有硬性统一和过度解读。其中，缺乏州县等行政区划归属地名的白契文的归户和定名尤其不容易，再加上年代久远、历经沧桑导致的损毁、零落，使得同一地望或同一家族的契约整理难度格外大。得益于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通过把白契买主、卖主和佃户等人的姓名、交易田产的数量或面积、坐落地点的大小和地理、需要承担的钱粮总数、钱粮注册的名称、所在里甲的名称、交易的时间和价钱等等信息输入计算机进行检索，依此来归属州县。甚至有时候要利用契纸书写的格式、契约的关键用语、文字涂改和增减的办法等细节来判断其属地。
另外，关于验契凭照和官颁买契的定名，最能体现契约文书散乱失落的基本情况。从理论上说，一份完整的契约应该包括草契、红契与契尾、不止一次的验契凭照、官颁买契、契纸费收据、契税收据等等单件，但实际情况是如此俱全的契约为极少数。而张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将分离与散落的单件契约复原到一起，以便定名与归户，使其内涵完整，进而实现其材料的价值。鉴于这种情况，寻求文书之间的关联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其努力的结果在该著中得以呈现：第一，将同一种交易（同一类事宜）编排到一起；第二，部分契约还附有丈量弓口、形状图示等内容是直接书写在契纸上，有些是专门另纸书写的，则需要将关联文书集合、归位；第三，田产买卖契约文书中有“上手契”，一般称之为“老契”“原契”等，如有明确信息能辨识则与之相关文书归拢一宗，否则仍按契纸原本所在流传关系归户编排。另外，关于州县与家庭家族的问题，如同属于一个家庭或家族，则尽可能编排在一起。寻找契约文书的内在关联体现了此次整理的深度。
在书前附上了部分光绪和民国两个时期的地图，其一是湖北省舆图，另一是出现文书较多州县的地图，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帮助。在研究的过程中，还辨识了数个文字，如关于“虫月”是十二月的这一认识便花去十数年的时间，与之相同的还有“月”和“蚏月”两种提法，其实就是“腊月”，且全国只有湖北、四川等六个省使用这个时间标识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特殊做法，如“申”就是指土地丈量，丈量之后便书写为“申”，这类偏僻的知识点也花去大量时间才弄明白。
张教授还指出学术界关于民间文书确切的定义还没有统一，而在该著的编撰过程中，为保存一宗文书的完整性，虽有个别文书不属于民间文书的范畴，但为了使其学术价值完整呈现，也将其收入。关于民间文书整理的不同做法，各有优劣及其说辞，而张教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文书整理的质量，提供给学术界一份可靠、可信的资料。
刘安志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武汉大学中国史学科一直致力于非传统文献等资料的开掘与整理研究，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唐长孺先生通过整理敦煌文书，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并通过七十八十年代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并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文书整理规范和方法，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九十年代以来，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和民间文献保藏研究中心的成立，以陈伟教授为代表的简帛研究团队和以陈锋教授和张建民教授为代表的明清档案与民间文献研究团队，相继对战国秦汉出土简帛、明清以来民间文献展开整理与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出版多部标志性成果，从而在先秦两汉简帛、魏晋隋唐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以来民间文书等新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研究方面，形成整体学科优势，并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认为，武汉大学对地方民间文书的研究有长期的积淀，这是全国大多数高校都很少见的。武汉大学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与明清社会经济史两个重要团队非常具有学术特色，并能将中古史与明清史两个时段贯穿起来。同时这二者之间又有不同之处，如敦煌吐鲁番文书是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历史发现之一，那是对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集中研究，但那时对中国地方情况的了解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且当时了解基层社会的问题只能借助区域性的材料。而张建民教授主持整理的《湖北民间文书》对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两湖地区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其呈现出的意义在于利用该著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不同区域发展道路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现在看来，这套书不仅是关注了民间文书的门类，更体现了武汉大学长期以来既关注中国历史上很大、很重要的学术命题，同时也很关注区域研究。因为很多区域性研究限于历史发展的特点、材料限制等问题，导致某些研究较为充分、另一些就比较薄弱。而武汉大学从楚文化到先秦到中古再到明清的研究，在老前辈至今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为大家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打通的可能性。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认为武汉大学是中国史学界中在这方面较突出、根基最扎实的，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简帛研究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张建民教授做的民间文书研究，是多年来非常努力收集、整理的成果，并且利用民间文书材料做出来的学术贡献是非常大的，在很多领域都是开创性的。在座的华中师范大学几位教授研究的中国商会、教会的成果也是中国史学界有目共睹的。甚至如果以地域或者城市为划分的话，可能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有这么整齐的研究队伍，从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文书到近代档案这些材料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武汉大学还有文书学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基础，也不是那些学校所能有的，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民间文献的意义
学术座谈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他指出从先秦以来，湖北地区经历过很多大规模的社会变动，特别是人口的流徙、变动非常频繁，为文物文献的保存带来了很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将区域文化逐渐打通，使对“腹地的中国（中部的中国）”的认识有连贯性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命题。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武汉各个高校的集体努力，能产生对区域文化的新见解，就湖北地区的区域性历史研究而言，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意义上非常重大。
刘志伟教授提出，历史学研究最重视的是从新史料研究新问题，这是历史学者的追求，所以挖掘新史料是史学工作者奠定自己学术领域、建立自己学术贡献的基础。并且强调了民间文书在更大范围内需要强调对现实研究的意义，尤其是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治理、乡村治理面对的问题时，从政府到不同学科的学者，都越来越明白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以前社会科学或政治理论发展出来的办法所能解决的。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学者当然要去做社会调查，但还必须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出现的问题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这不仅是现状处理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面对中国社会的特质，那就是中国老百姓的世界观、心态以及他们对国家的理解、他们的自行组织能力与习惯，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对历史更深刻的追溯，这就非常需要从民间文书的研究中寻找答案、拓展认知了。
刘志伟教授还指出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历来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乡村治理是有一整套的制度和办法的。在乡村里面对这些办法既不是简单的对抗，更不是简单的照办，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找到平衡、怎么在实践的现实生活中发展起来一套让国家法令和乡村相融合的关系。特别是十八、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的乡村其实发展出了很多很有效的办法。而现在各地民间文书档案的出现，就不仅是对历史学，更是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各个学科都会有很有意义的资料或者信息。所以张建民教授主编的《湖北民间文书》出版不仅是对历史学学者，更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也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辛勤劳动。
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近几年是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献的一个高潮时期，但发展不够均衡，研究成果较集中在边远地区，“核心地区”较少。而高校与博物馆的合作，将资料整理出版，也给了学者研究给予了启发和方便。厦门大学早年也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的资料，是从阶级斗争展览馆收集来的。但在民间还存在很多资料，希望有机会进行全面排查，深入每个县市进行普查，把“家底”摸清楚。
湖北省博物馆唐刚卯副馆长表示湖北省博物馆对这批材料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文物鉴定小组来一看便把它定国家一级文物。但当时这批文物还没有完全整理，甚至还有很多材料混在其他文物中，是由张建民教授和博物馆保管员一起寻找出来的。为什么的导致这种特殊情况呢？因为收集这批文物的来源，是在过去各种运动后没办法处理的材料都交到博物馆了，当时没有什么分类方式，博物馆也就只能原样接受。而现在的整理出版，是博物馆和高校深度合作的成果，甚至还有互相的人员交流合作。并指出前两年有一个“全国可移动文物调查”已经完成，大部分是针对博物馆等官方材料已经基本弄清楚了，调查结果也初步在网上公布，但这其中有一部分材料是张建民教授从民间市场和收藏家手中收集的，并且还在持续进行收集，所以新材料还在不断出现。这些材料经过了数次历史运动，依然能保留至今，且数量还非常之多，令人惊叹。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认为这套《湖北民间文书》的出版不仅是对社会经济史，乃至对整个中国史学科都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虽然学界提倡关注各种理论问题，但是更需要注重的是这类基础性研究工作。而且学界一直强调要中国学派，这类的强调应该是从基础工作中得来，所以研究工作做得好不好，基础的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的发言提倡对于湖北地区的研究要大力发掘文献，尤其是地方史研究要引起重视。马敏教授还担任了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他表示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也在收集、整理地方文献，对于过去所认为湖北省地方文献不多的这个认识要重新考量，并提及美国学者罗威廉的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便是通过在国外收集大量民间文献，研究湖北麻城的学术著作，以至于之后来到麻城实地调研的时候能够对当地的文物遗址等历史信息非常熟悉，使当地人十分惊讶，这都得益于长期对民间文献的研究积累。以往还认为武汉汉口的文献特别少，但是罗威廉的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两卷本也用了大量的民间文献，所以研究的关键还是认真发掘材料，可能还会发现不少的东西。马敏教授之前还调查过鄂东的司法档案，收集过很多材料，其中包含很多田土、契据等打官司用的证明文书，其实就是民间文书。正是通过发掘这些地方性的材料，才能真正意义上的开展湖北地方史研究。特别要提及与此相关的还有《荆楚全书》，也与许多地方文献密切相关。
华中师范大学周国林教授表达了对民间文献抢救性收集与发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为大量散落在民间的地方文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而遭到破坏，而且相比于老一辈的重视，后代人对这些文献的感情较为淡薄。现在往往只有在封闭的乡村还能找到一些传统文献，在城市中已很难找见。对此，张建民教授表示近几年的收获较大，因为政府精准扶贫的目标是“三年内消灭土坯房”，在这个过程中，从土坯房中找到很多相关材料，估计这波工作之后再想批量获得这些民间文书是很困难的。郑振满教授也指出在赣南、闽西等老根据地拆老房子的时候，同样获得了大量民间文献。
赵世瑜教授认为从徽州文化开始，一直到近年来诸多区域性民间文书研究的材料发掘都出现在山区，尤其是一些对汉字的识读和接受停留在较浅层面的偏僻地区，而恰恰是这些地区中相当的一部分（汉人的活动区）保存着大量的契约文书和族谱，这二者中是否存在隐约的内在逻辑联系？应该认识到，这些山区的人员流动和物流其实是相当频繁的，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种闭塞。这涉及到某种社会组织的建构，表面上看是社会经济、土地占有的凭据，或称其流转的凭据，其内在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以说，这部书能够为大家提供既建立在扎实资料收集整理基础上的区域性研究，同时又能在一些比较的视野下得出相对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这也是有赖于学术界同仁的继续努力。
刘志伟教授谈到湖北地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特别意义，认为在中国不同区域的研究之中，互相之间能够互补、能够启发新问题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湖北的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如果说广东是在“山海之间”，那么湖北便是在“江湖之间”，但湖北也有很多山，只不过是被江和湖插在群山中间，这样就造成湖北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不管是古代、中古，还是宋明以后。对于“边缘地区”的人总是喜欢讲“中原”如何如何，但其实认真想想，“中原”或称“中国中部”的几个省份在文化上、在社会结构构造上对大家影响更大，尤其是长江中游这几个地方是很关键的。这些文书的收集、整理、发掘和深入研究，能够对未来从长江中游地区、汉水流域或称其为“湖区”的研究都是有更多期待的，也能提出不同的问题。
郑振满教授指出民间文书的意义现在被大家更多地理解，中国未来的人文科学，不管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都要对其加以重视，不仅是历史学要重视，就是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都要懂这些文献，不然就不接地气。能否从中国自己的原始资料中读出相关概念和问题，是基础性的工作，值得特别强调。而且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相同，每个县写的契约格式都有不同，这其中有什么逻辑内涵，现在还不很清楚。其实整个社会的体系都体现在契约中，中国并不是没有契约传统，契约不断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单是社会经济史，整个社会文化、法律体系都有所体现。但目前经验式的学者并没有把目光投向于此，这才是真正的冷门绝学，这是需要训练的，所以这套《湖北民间文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可以用来教育学生，让学生读懂就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还有一点就是最好未来考虑做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技术寻找关键词、网络分析词频等能够发现更多信息，促进学术的发展。
朱英教授多年前开始在章开沅先生指导下整理编辑商会档案，以其丰富的研究经验的表示非常理解张建民教授之前提到的做这类工作的难度，哪怕只是针对每份档案、每篇文书拟出准确的标题，都是很费周折的，但是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使用这些材料的研究者一看目录，便知道其中功力如何。当年整理苏州商会的档案难度更大，由于没有电脑录入，只能手抄笔录，涉及句读、标点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很费功夫，而且很难避免错误，所以尽管影印占的篇幅和工作量都非常巨大，还是更适合研究者。看到这套基础性的大书，得知张建民教授及其团队已经出来很多成果，就更希望看到进一步更具有震撼力与标志性研究的推出。现在讨论的区域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开展，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例如今天在会的多位学者，虽然在强调“中心地方”的研究增长，但大家所做的成果远远超过“中心地方”的成果。不管是看一些个案还是区域，都不仅要以区域史的视角开展研究，还要有国家的整体史眼光去做，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可。在例如之前的商会史研究，也不是就商会来研究商会，而是可以在方法、角度、视野等方面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启发。
马敏教授认为这十册《湖北民间文书》的出版，可能意味着对湖北地方史的研究能够提升到一个很好的水平。结合该著与其它地方文献的发掘，并将明清以来到近代民国时期的历史打通，在此基础上，再去研究湖北通史，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