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视节丨纪录片创作无非“天下事”和“身边事”

6月11日，第25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电视论坛之“白玉兰电视纪录片大师班”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电视节纪录片单元的三位评委：中国纪录片制作人、学者傅红星，美国纪录片制作人马克·爱德华，日本纪录片导演、制作人小谷亮太，在论坛上分享他们对当下真实内容产业生态的理解，以及对各国非虚构内容新趋势的观察，共同探讨纪录片的文化品质和时代记录的属性。

作为本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的评委会主席，马克·爱德华有着三十年的国际合作制片经验，制作了大量关于历史、电影、文化的纪录片，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广泛播出。他的作品入选过戛纳、里斯本、都灵等电影节。他与观众们分享了纪录片的跨国联合制作经验。“在国际合作里，我们总是要想想怎样帮助彼此？怎样让更多核心内容，在不同国家得到共鸣。”

他提到，做跨文化的联合制片时要相互信任，“这个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建立。”同时，在这样的联合项目中，合作过程随时可能出错，“影片最后一分钟进影院都可能出问题，对于制片人来说是随时随地都是在解决问题。因此良好的沟通和信任非常必要。”而在联合项目中，往往涉及到多个投资方与制作方。“但是对任何制片人来说，制片人不是为某个公司，某个电视台工作的，而是为观众工作的，这是我们的天职。我们的责任是为观众负责。我为什么组合这样的资源？为什么在内容中放这些材料？作为制片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观众。”

作为NHK电视台的纪录片制作人和导演，小谷亮太曾执导多部纪录片。对于纪录片创作，他强调创作初衷：“首先要问问自己，为什么你要拍这个主题，什么是你想表达的观点。为什么你有了这个感觉想去做这部作品，请记住这个瞬间。”曾有多年新闻从业经历的小谷亮太表示，早年做新闻时，锻炼了他将大量内容精炼进几分钟的短片里的能力。信息时代，大量碎片化信息使受众的注意力极易在短时间内溃散，这就向纪录片创作者提出了挑战：纪录片要在前几分钟就牢牢吸引住观众，“你要学会用镜头告诉观众这一刻你应该看什么，引领观众的视角，告诉他们我此刻希望你看什么。”

小谷亮太针对纪录片的时长，提出了创作上的建议。他认为根据时长，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和镜头调度，要有不同。长片对纪录片创作者来说，在内容取舍上更为不易：“我曾经认为，在纪录片中，两倍的时间就能放入两倍的内容，这是个错误。好比一个人参加派对，两个小时，你能吃10个菜，但下周的派对开了四个小时，有20个菜，但谁能吃完20个菜？哪怕双倍时间也不行。观众在一个时间段里对图像的接受和消化能力有限，这是生理限制。”

在大师班现场，小谷亮太放映了同一部作品的两个不同剪辑长度版本的开头片段，来为大家说明这种差别。短的版本，一开头便是航拍大远景，俯瞰整个热带丛林，旁白直接介绍故事背景和相关信息，迅速进入主叙事情景。而长版本，开始是一个50秒的在热带丛林河流中前进的长镜头，旁白缓缓说道：“水是海水，海水中长着森林。”以环境特征为开端，而非直接进入主线叙事。这样的表达能引起观众更多好奇，也能更好的营造故事氛围。镜头更长，而带入感更强，但这就需要观众更有耐心，“一旦我们观众愿意去感知‘森林长在海水中’这个细节，就意味着他们能适应我们的叙事速度和镜头语言。”

中国纪录片导演傅红星，从1985年开始纪录片创作，他在现场分享了他作为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制片机构管理人的经验和教训。傅红星主动将演讲式的分享变成了现场答疑，与观众进行了深度沟通。现场观众中有不少正在学习纪录片创作的学生，或者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对于刚开始走进纪录片创作的年轻人们，傅红星建议，从“身边事”开始：“纪录片创作，无非是‘天下事’和‘身边事’。”他认为，讲述“天下事”通常需要一个成熟而庞大的团队，不菲的资金投入。而“身边事”就更适合年轻创作者开始自己的纪录片生涯。

马克·爱德华也建议年轻创作者在初期可以自己做一些可负担的小规模投入，整合拍摄和后期资源，从小成本制作开始，从短片开始，“谁也不跟钱有仇，没钱拍不了片子搞不了艺术。”

被问到关于纪录片寻找投资这个问题，傅红星坦言，“资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如果你有好的团队好的题材，钱会来的。你每天只能睡一张床，但你每天可以听很多音乐，看很多电影，所以，很多投资都想进文化产业。”他提到，国内现在不少纪录片公司是盈利状态，甚至有成功上市的。“他们的创作经费是从大的公司拿钱。”傅红星注意到一个趋势，这些年，不少业界外的公司将资本投向纪录片项目，“这是一个跨界的时代，也是个属于影像的时代，公司、城市都想用影像来表达自己。”将钱投给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纪录片，对公司品牌价值塑造，对品牌的公共形象塑造，都起到好的作用。在这两年的上海电视节上，澎湃新闻记者也观察到，有企业积极参与扶持纪录片创投单元里青年导演们的项目创作，两方形成了良性互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过往，国内纪录片的创作偏向于个人化创作。如今，随着工业体系的成熟，越来越多的纪录片走进院线，但走进院线后，纪录片要面对商业成本回收的压力，以及表达内容上的限制。“如何找到商业、政策、个人表达中的平衡点？”傅红星认为，在任何国家，纪录片的表达都戴着镣铐。政治、商业、艺术表达的平衡，是全世界纪录片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与政治有关，艺术家的水平，就是要看你戴着镣铐跳舞的水平。”傅红星认为：拍纪录片的人要讲政治。“纪录片创作离不开政治。我的一位老师曾告诉我，你要先成为政治家，第二才能成为艺术家。政治就是利益的平衡，而平衡就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