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

精英斗争、行动者网络以及场域互动，是关于现代国家治理运行的三种正典叙事。它们分别继承自精英主义、社群主义和法团主义，并围绕结构变迁、制度建构和行动生成发展出了“自上而下递推”“自下而上渗透”以及“中间向两端弥散”三种叙事。曾经界限分明的学科纷纷被话语统合起来——政治学对国家、经济学对市场、社会学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都被纳入治理话语体系的框架中，与三种正典化的国家治理叙事结合，介入政治生活的所有位面，构筑了迥异的环世界。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国家必然会生成一种适应信息社会的治理话语，即所谓“第四叙事”，它有可能挣脱前三种叙事的缠斗，建构起一种由数字触角的感知所形成的经验世界——“信息环世界”。它将令所有环世界都获得极大扩张，最终，环世界的重叠会令人们由共在转变为共生，进而为开启一个合作社会创造可能。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的三等奖获奖论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原标题为《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

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的编者按。

2018年，适逢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进一步鼓励青年学者深度、全面思考和阐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在上海社联党组领导下，在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专项资金资助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面向全国青年学人和青年学生，开展了主题为“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的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历时一年，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共收到来稿900多篇。2019年1— 3月，编辑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编辑部初审、专家匿名复审和资深学者终审的程序，对所有来稿进行评选，最终 26 篇论文获奖。2019年3月29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

阅读入选的论文，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与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尝试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和学术范式来解释、解答新时代的新问题，并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和创见的观点。这正契合了此次征文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为解决和解释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也符合《探索与争鸣》杂志所坚持的当下性、公共性、跨学科、 思想性为核心的办刊特色，以及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思想温暖学术、学术关怀现实”的办刊理念和“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的办刊风格。 此外，本届获奖作者体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近一半获奖者为90后学人。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90后青年学人作为一个整体浮出历史地表，并逐渐成长为学术界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学人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视野较为开阔，能够自觉将学术问题的研究和中国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 当然，毋庸讳言，这些入选的作品，还属于青年学人学术起步阶段的尝试，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有些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或是并不十分成熟的想法。 此外，相比全国数量巨大的青年学者和在读研究生群体，本次征文的覆盖面非常有限；也由于征文奖项数量有限，还有一些比较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没能入选，这不免令人遗憾。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一本自诞生起就坚持把“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自2014年起，《探索与争鸣》在全国发起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至今已经举办三届，此外，编辑部还于2018年推出了“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和“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等活动，这些均得到各界支持并取得了不错反响。本着鼓励青年、支持青年的初衷，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开辟“五四·青年”专刊，并组织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集中选发此次征文获奖文章。这是编辑部的第一次尝试，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学界给予包容和支持！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青年学人继续关注、参与和支持编辑部的其他各项活动。——《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治理的话语体系是一种工具，是治理主体在对行动的言说中所使用的基本范式或框架，它是权力与知识、制度与行动的多重集合。一个国家的治理话语是它的“隐形财富”，当该话语能够为许多国家所认同时，则表现出明显的外溢效应。在近现代政治哲学发展中，话语体系的主战场已从建国问题转移到治国问题。由于主权者在如何走向“善治”的叙事中始终饱受自说自话的困扰，造成今天关于“善治”的叙事是多重而分裂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家”取代“共同体”再次回到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在关涉国家治理的众多理论流派中渐渐形成了三种正典叙事：第一种以拉克曼为代表，聚焦国家顶层的精英斗争；第二种以拉图尔为代表，关注行动者及其网络；第三种则以米格代尔为擎炬人，强调国家与社会在一个场域中的互构过程。叙事的层累形成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决定了存在者能够用以感知周围环境的方式以及可能从中获得的经验，所有来自外部环境的信号反馈都会经过话语系统的过滤和再加工，进而为存在者构筑起一个属于他/ 他们的“环世界”（Umwelt）。现实中的多重话语，意味着多个环世界的共在，但是共在状态终将面临分叉，或走近或远离。趋于疏离的环世界可能会导致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古怪世界”中，很难有效地形成集体行动；与之相反，走近甚至重叠的环世界则可能最终实现从共在到共生的质变。目前来看，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促使环世界扩张、碰撞和重叠的趋势，这对于实现人的共在共生具有积极意义。在环世界的重叠的过程中，或将促使存在者愈发深刻地察觉到传统治理话语总是遭遇无所指涉的窘境，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全新的治理叙事才能对当下的“存在状态”进行合理的解释。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三种正典叙事的考察，说明它们的话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环世界均是仅容部分人而非所有人栖居其中。因而，完成对当前国家治理主流话语体系的重构，就是作为存在于环世界中追求走近和合作的存在者义不容辞的重任。

精英斗争与顶层环世界

精英话语是一种强势的话语体系。精英主义采用结构性视角切割了现代国家，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功能性因素，认为精英群体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功能。精英主义的治国理论有过多种变形，比如民主理论的主要对手护卫者统治（Guardians rule），重视实践经验的保守主义，以及相当晚近才出现的贤能政治等，本质上都是由少数人控制国家权力。迈克尔·曼与拉克曼是当代最著名的两位精英治国论者，前者聚焦于国家组织阶梯的顶端，对权力的研究深刻影响着精英理论；后者提出的“精英斗争”论则接续了曼的基础性权力叙事，进一步论述了精英在国家治理的制度变迁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拉克曼指出：国家的形态往往是由前国家时期的精英关系结构所决定的，而精英斗争的加剧或减弱则是左右（城邦）国家兴衰的关键。现代国家其实是精英斗争的造物，只有当两种以上精英集团分庭抗礼时，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发展。或可说，拉克曼关于精英的定义融合了马克思与布尔迪厄在分层理论上的思想，他认为精英占据了社会的不同层级和组织系统，能够从非精英手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的组织力量，这些少数食利者在制度内盘剥生产者，同时也遏制其他精英以扩展自己的权力。封建主义不是天主教神学思想禁锢导致的“慢性病”，而是多重精英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等级系统刻意维持了这种封建的阶级关系，地方神职人员与当地贵族形成共谋联盟，共同抵御统一的图谋，使得权力始终无法集中。最终，政治领域不断被精英间的斗争所形塑，推动国家治理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往往来自金字塔的顶层而非底层，国家治理自上而下的推进是依靠权力与知识的势差。

在精英斗争的话语体系中，权力是核心问题，而国家其实就是一种“权力主张”，它的权力必须是结构性的，权利只能被结构化的权力来定义。在位于顶层环世界的精英眼中，国家并不需要对所有国民一视同仁，而是需要在刻意制造的竞争中选拔精英，并围绕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来形成国家意志。对此，拉克曼也强调，国家主要并不是通过在战场上消灭敌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通过派遣官僚或军队到内地收税和控制建立起来的，而是只有当精英及其组织能力（自愿）统一在一个单一机构中时，国家才能建立起来。除了权力问题，精英斗争话语也关注国家行动与制度供给，但在精英斗争与结构重组的宏大叙事面前，那些制度与行动因素都只是中间性变量而已，其形成的路径依赖和行动惯性远没有某些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描述的那么强大。此外，拉克曼强调的行动其实是与“自由”这一核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行动必须是有边界的，或者说，必须在具备强烈领域认同的前提下开展。这种领域认同为组织成员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外界行动者设定了一系列的期望，从而表明了组织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国家是精英们相互角力、争夺资源和权力的竞技场，但他们只在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内承认争夺与对抗的合理性。精英制与民主制在相互妥协中将这一范围划定为议会，参与对抗的主体必须是代表，而表达抗争的方式则仅限于“言说”，至于“行动”则依旧由精英阶级中的少数顶层精英来掌握。然而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消退，对民主的反思之声越来越响，尤以对代表制民主的批判为甚。

当今世界，精英斗争话语体系依然拥有众多信徒，因为它讲述了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通过精英斗争这一个概念有效地剪除了不同国家（地区）间治理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用简洁的话语涵纳并解释了几乎现代国家运行的一切。如此高效的话语体系，在近代唯有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民族国家话语可以与之媲美。不过在“民族自决”简洁的话语背后则隐匿着傲慢，这一套基于族群、信仰与地缘的话语体系，与其说是一战后美英法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民族自决的尊重，不如说是对世界边缘区域的不屑一顾，草草提出“一刀切”的主权解决方案来应付那些长期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尽管二战之前的世界着实在“民族国家”这面大旗下高歌猛进过十余年，在全球各地助推了大量激进独立运动，但是民族主义资源经常在政治性的转借中滑向民粹，尤其是当见识到民粹与法西斯主义结合后对中东欧甚至整个世界所产生的惊人破坏力，令民族国家的话语影响力迅速式微。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近代正典叙事以意识形态为主，最初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二战后法西斯主义彻底消失，冷战后共产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而自由主义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演化出平等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以修正传统效用主义。

至20 世纪末，意识形态之争逐渐退场，精英斗争话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登场的，它像是一把用以加固国家秩序的“锤子”，操作简单且广谱适用。但精英斗争话语为了普适，把一个国家从其具体的历史情境、文明传承和地缘生态中撬离了出来，使所有事件都悬于虚无中，这直接导致该话语产生的国家治理经验变得毫无动人之处，在相似的精英面孔背后是意义的孤立，很难据此增进任何可以缠绕和连接环世界的共享知识。此外，顶层环世界的主要病症还表现为“自大”和“为民做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决定国家福利政策的精英们认为贫困是懒惰、放纵、愚蠢等复合而成的道德缺陷，所以精英们对社会弱势群体怀着既鄙夷又悲悯的复杂态度，直到他们走出顶层环世界、亲历底层生活才发现当初这种判断的傲慢。因而，我们说这种环世界伫于“顶层”的状态虽然是一种环世界，但它剥离了社会中的多数人并坚持排他，在共同生活的意义上伤害“真正的”环世界——一种承认他者并指向存异求同、共在共生的合作的世界。

行动者网络与底层环世界

行动者（agency）网络话语吸收了社群主义的养分，在对抗自由主义时该话语体系更习惯使用“共同体”来替代“国家”。“行动者”是集体行动的核心单元，“网络”则是对联结（association）的描述性隐喻。在顶层环世界中，精英斗争话语关注封闭的、小规模的顶层精英围绕权力而形成的互动，行动者网络话语则关注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频繁“打交道”的空间，构筑了一种底层环世界。行动者网络话语围绕“如何聚合集体”这个核心问题探索共同世界（Common World，即共生状态的环世界）的形塑方式，将跟进权这种程序性权力视同统治权力，并倡导一种新式议院制来统摄集体所拥有的三种权力——跟进权、考量权与排序权，借此增加治理生态的包容性、边界开放性和反洞穴政治。在该话语中，推动一个国家行动和变革的引擎应当安置在底层，行动者们应当联合起来重组社会。当社会吁求通过集体行动的合成形式表现出来后，就能够上升为“公意”以制衡甚至倒逼顶层。由于行动者网络话语与集体主义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且在追求共同善的目标上又恰好与儒家讲求的“天下大同”隐然相通，所以该话语乃至整个巴黎学派的思想都对中国学者有较强的吸引力，能够在革命话语退潮之后的中国学术沃土上快速生根。

“行动者网络”作为一个明晰的概念被提出，是由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图尔与卡龙完成的，他们最初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旨在解决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问题，但由于该理论精辟地描述出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构成与运行方式，因而很快成了一种流行的分析公共组织问题的工具。拉图尔在重组社会中强调三个任务，包括“展开”（通过追踪生活世界中的不确定性来展开自己的环世界）、“稳定”（跟随行动者去解决由不确定性造成的争论，并承继那些解决方案与行动逻辑）与“合成”（邀请行动者们进入并共同支撑起这个环世界），其本质就是构筑环世界的三个阶段。拉图尔进一步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除非承认它们具有纤维式的、线状的、丝般的、绳索或织物样的特征，否则社会就是不可描述的，而这些特征恰是层次、层级、领地、范围、种类、结构与系统等概念从未捕捉到的”。拉图尔开创性地预设了社会网络中人与非人行动者的超对称（supersymmetric）关系，认为社会与物质都是网络的产物，人和非人都既是行动者又是施动者，所以没有主动被动、主体客体之分。行动者借此成功摆脱了长期以来人对物的依赖，成为具备独立性的存在，这种独立不是相对于任何依赖的独立，而是在告别了平等与自由的话语后重新对人（及非人）的存在作出的规定，这种独立在人这里以自尊与认同的形式出现，在非人那里则表现为自组织性。

在克罗齐耶等人看来，真正具有信念、能力、责任感与社会关系的行动者是在韦伯式国家建立起来之后消失的，那些等而次之的“计算者/ 博弈者”在此时登上舞台，而行动者们直到社群主义勃兴才开始回归公共领域。行动者获得独立性并重新回归公共领域意味着国家权力结构、组织形态、制度模式甚至价值观念都将走向多元化。同时，也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去主体化趋势，因为只有在较为简单和封闭的系统中行动者才以主体的形式出现，当问题变得复杂，行动者即处于互动之中，此时传统的主客体理解框架变得不再适用。行动者对国家的想象及其日常实践，构成了定义一种区别于韦伯式国家的必要环节，在认识到国家的有限性之后，政府将不得不承认社会中大量行动者们构筑的底层环世界在治理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从而加入去主体化的改革浪潮中。底层环世界主张行动的非期然结果所带来的创造能力，它认为行动总是包含行动者对制度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行动主义完成了对制度主义的扬弃。行动多为偶发、临时性的，难以持久或重复，因为它缺乏秩序形成所必需的组织、网络、认同以及团结精神，通常这些要素是由制度而非行动来提供的。然而，当行动者以彼此支撑的状态分享环世界时，这种相对封闭环境下的长期关系网络就具备了稳定秩序的功能。

当然，行动者网络话语塑造的底层环世界也有明显的缺陷，它沉沦在多元化的复杂网络关系之中，强调行动者的同时反而忘却了行动本身，促使底层环世界踏上了“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弱化国家之路。必须看到，行动才是行动者的日常在世状态，不再积极行动的行动者将很快回退到结构框架中，寻觅一处可以栖身的空间稳定下来并充当传统秩序的卫道士。此时的“行动者”早已丧失了以行动开创新局面的能力，无法再联结成创新网络。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行动者网络话语有着天然的好感，但随着该话语逐渐构筑起的环世界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实践积累，人们才发现其中隐含的将共同体规模缩小的危险设想。这种试图以淡化国家来凸显行动者的观点与中国自周秦之变以来的大一统观念相悖，因此行动者网络话语其实很难成为一个多民族整合而成的大国的主流话语，它所形塑的以基层环世界推动国家治理开展的“强社会-弱国家”模式，更适合小国寡民而非广土众民。

场域互动与中层环世界

最初，米格代尔提出“社会中的国家”（state-in-society）主要是用以作为一种对现代国家控制权的研究方法，承认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彼此转化特性。随着一系列相关研究的公开发表，这一理论广延开来成为国家治理的第三种正典话语，而它铸造了一个悬浮的“中层环世界”。第三种话语的代表人物包括米格代尔和彼得斯（B Guy Peters）等美国政治学家，他们认为国家或社会取向的治理二分法是没有意义的，治理开展的主要场域（field）既非顶层也非底层，那种隔离式的分析会导致国家能力和权力的神秘化。因此，彼得斯强调“互动”的意义，认为有效开展国家治理的重点不在于由谁主导权力，而在于行动者们如何进行合作治理。米格代尔将这种多元互动的主张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了一种更关注过程而非结构的“场域互动”话语，该话语体系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三个板块：法团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塞缪尔·亨廷顿的部分理论——包括他的社会结构分析框架，及其对国家间最大差别并不在于政府类型而在于真正管理的程度（或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的判断。场域互动话语并不预设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认为二者并不存在一个领域隔离的治理边界，而是围绕公共事务以一系列连续的、相互渗透的交互来形成行动。

因此，可以说该话语真正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网络以及它们是如何相互构成的，它认为国家可以介入公民社会，在阶级结构、文化认同等关键领域发挥作用，同时社会组织也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建构国家权威。由此可见，场域互动话语隐含着一种平等性，它强调的“相互构造”意味着不再将社会视为一种相对于国家的场域，而是将场域重新定义为国家和社会共存的一种时空。在那里，国家和社会如同磁石的两极，既能影响对方也会被对方影响，但同时它们还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在米格代尔看来，场域是控制、发包、竞争、交易、抑制冲突和促进协作的主要舞台，整个20世纪只有极少数国家（多集中在非洲）的公共机构没有成为争夺场域控制权的关键角色，更多情况下，现代国家不仅会通过争夺社会局部的控制权来建立人们的身份认同，还想塑造包括人们最切身的象征和符号的整个道德秩序。

米格代尔明确反对从精英视角理解国家治理，他认为真实的国家治理反映的是国家与其他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如果精英企图塑造和规范社会，就必须着眼于国家的各种不同层面。在米氏看来，顶层环世界无疑是将精英意志传达的复杂性过度简化了，国家更像古普塔（Akhil Gupta）所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观念和实践”共同形塑的权力空间，其标志就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观念上的国家是同质化的，但是实践中的国家则表现出异质性，因而使用同一套政体和制度的两个国家可能一个走向民主自由，另一个堕入“普力夺社会”。场域互动话语对此的解释是国家能力的差异。国家能力发育完善意味着，国家机构及诸多法定团体可以组织有效的治理行动来维护公共利益，而国家性之不彰则往往会令社会陷入丛林状态。在这里可以看出，米格代尔明显继承了其导师亨廷顿关于“社会势力”（social forces）的思想，将国家与社会势力共同牵引下形成的“场域”（即中层环世界）视为治理制度与行动形成的发端，国家和社会各单元的运行都会受到该场域的影响，同时以阶级斗争为代表的抗争政治则会在中层环世界的协调下被极大地抑制。

场域互动话语将国家治理的过程视为社会与国家相互形构、彼此调适的多轮展开过程，在具体操作中有赖于社会群体和国家某些部分之间的关键联合。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米格代尔则批判了国家优先性传统，他强调说：“国家并不对一个事务或问题产生单一的同质的回应，甚至没有一套不同但相互协调的回应。相反，其结果——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是一系列建立在对压力——每一相关的国家组成部分在其特定的行为环境中面对的压力——的计算的不同行动之上的。那些行为发生的环境，即产生冲突和联合、压力和支持的地方，卷入了国家的组成部分和其他社会力量，即我们所讲的支配和反对的竞技场”。米格代尔的场域互动话语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政治学将国家作为一个领域隔离的研究主题的传统，其话语体系的解释力极富弹性。然而，该话语只在一个法治国家的代理人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之间以非零和的方式互动时表现出良好的解释力，它所塑造的中层环世界无法向所有人敞开，甚至无法容纳多数人进入。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层环世界，需要国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它要求国家代理人和企业都必须受到充分的法制规约；其次需要社会教育体系完备、社会组织发育健全；最后还需要国家与社会均保持独立且二者之间的矛盾不以激烈的抗争方式解决。

这样看来，场域互动话语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话语，如果有国家想要使用这套话语，那么就需要学习西方的发展模式，让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填充物”的中层环世界来整合国家与社会力量，把自己改造成西方国家的翻版。另外，场域互动话语还隐藏了一个前提，即国家与社会虽然并不对立，但它们依旧是二元的。只有国家与社会彼此具备他者性，才能清晰地划定一个互动的场域——中层环世界。中层环世界是被众多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自由结社并统合社会的能力、政治相对保守的中产阶级所支撑起来的，它由中间向国家的两端渗透其影响力，治理半径最短，有效行动的代价最低，因此它既是社会冲突的稳定器，又是政治动员和文化认同的增幅器。然而，中产阶级承担互动场域的代价远超收益，被迫长期提供无法弥补的正外部性行为的群体难免积怨，如果我们找不到为中层环世界定期减压的合理方法，那么秩序的可持续性就变得非常可疑。

环世界重叠与话语重构

在传统的国家治理话语中，治理应被具体显现的主体或行动者所主导，而不是被分散隐匿在某些不可见的地方，“制度- 行动”和“权力- 责任”都出自或指向这些具体显现的“组织”。但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后，组织的主体地位已然岌岌可危，进而使传统治理话语也变得黯淡。话语体系与环世界是相互充权的，话语成为感知和介入外部环境的触角，通过感知到的信号在意识中构成海德格尔所定义的“周围世界”。与其他哲学家不同，海德格尔拒绝使用主体、客体、支配这些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而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他用与存在对应的“此在”指称人这个存在者，所有存在者都是通过操作“上手事物”并为之操劳，以此来与他周围的世界建立联系（海德格尔谓之“打交道”），形成一个一个以此在为中心的整全世界的切片——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在周围世界发生重叠时现身，此在的存在上升为“共在”。共在是一种社会现实，但共生却需要由处于周围世界中的此在对他者发出邀请。当然，某些情况下这种邀请也可能被略过，他者能够直接“刺入”此在的周围世界，与之产生共情——前提是他们共享足够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只有当周围世界发生重叠之时，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个日常此在最切近的世界真实存在，才有可能尝试去理解环世界之外的世界，这个理解的过程承担起了共同世界的底座。共同世界中的存在者们使用同一套话语体系，并能够在许多核心观念上在行动中获得共识。

对于“国家中谁应该服从谁”这个基础性问题，前述的三种国家治理话语都不满足于传统政治哲学给出的答案，它们在各自建构的环世界中分别作出了回应：精英斗争话语主张人们应当相信那些顶层精英的智慧并服从他们的决策，行动者网络话语则认为主权者应采纳那些权威行动者提出的方案，而场域互动话语强调国家权力应当与作为一个混合体网络的包含多个主体的社会势力共同商议。在围绕核心问题建构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三种正典叙事分别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群，也在实践中演化出了迥异的制度（如见习精英制、集团制、多元协商制等）。可以说，三种话语体系构筑了三种周围世界，并且在信息技术突破空间限制之前，这些周围世界几乎等同于环世界，毕竟“周围”包含空间性之意。事实上，无论是周围世界、共同世界还是阶层、场域，其实指称的都是单数或复数的环世界。不过，这三种环世界均是以部分存在者为主体构筑而成的，其他存在者要么会被环世界吸纳进来成为其内部秩序的一分子，要么成为环世界把握的对象，遭到它的排斥、拉扯甚至支配。

互联网的出现帮助此在从空间束缚中突围，获得经验与拓展理性的方式都与传统方式不同。借助智能设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大洋彼岸的总统民调数据，也能够实时追踪国际热点事件，客观上的遥远已经无法阻止在场。换言之，此在通过远方获得的经验来进行理性演绎并拓展新知，因此环世界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既包含此在的感官事实，又包含诸如时空这类先验的结构。继海德格尔察觉到的无线电帮助人们“在扩大周围世界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之后，此在的经验触角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又一次获得了极大延伸，令环世界从周围世界中破壳而出。信息技术消灭了那些自愿被现代性放逐的“隐士”，每个人都无可逃避地暴露在数据洪流中，从而令每个存在者的环世界都在扩张，这种扩张使得环世界重叠成为一种必然。与罗尔斯提到的共识重叠相似，环世界重叠意味着“拥挤的”信息社会只能指向人的共在共生，此在必须学会共享与分担。

从历史质（historicity）的角度看人类世界，如果一项技术正在对我们的全部生活进行实际性的改造，那么它就不可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必然会形成一套新的正典化话语，即第四种话语。这种新话语体系并不直接回答“国家中谁应该服从谁”，而是通过改变问题本身的性质，转换了它之所以成为问题的重要条件（即改变了服从、支配、代议与民主参与），从而使得此前棘手的“代表性/ 成本”两难变得不再亟需政治予以回应。问题的修改转变了我们看待原有事物所依凭的眼镜，抹除了传统的言说惯例和叙事逻辑。此外，叙事方式的变换将释放行动和言说的想象力，使曾经不被视作解决方案的隐匿路径浮出水面。服从（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控制）问题是由于国家的主权者与行动者相互分离而致，但是20 世纪后期以来的行动主义运动使主权者希望重新成为行动者。尤其是在环世界重叠的后工业社会中，所有人都可以成为行动者，这改变了过去由认同政治所缔造的“臣民/ 公民- 士兵”转换模式，主权者与行动者分离的状态以及“命令- 服从”关系都将自此走向终结。环世界重叠赋予了第四叙事超越前三种正典叙事的能力，使其可能成为一般世界的通用治理话语。这是因为，前三种叙事只赋予了一部分人以“刺入”他者环世界的能力，甚至都没有激发这些有限的人如此做的意愿；而环世界重叠为第四叙事带来的变革就在于信息技术缠绕联系着所有人，存在者变得更加依赖于他人而存在。只有当他者进入环世界之后，此在才有可能意识到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错谬，才会萌发出修正它并与他者一起携手进入共同世界的愿望。

环世界是一种分隔存在者与整全世界的多棱镜，在界限处向外观望和向内窥探到的一切都是被话语体系折射过的映像，费希特认为人们总是忍不住这种张望的冲动，忍不住寻找某种单纯映像之外存在的实在。身处环世界内的此在“经验到的事物”与“事物本身”其实是不同的，因而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世界图像（Weltbild）。但是，这种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的共在事实，毕竟将感觉到的世界图像作为理智自然的范型予以应用并不会频繁导致冲突，只有等到他者出场并展开行动之后，此在才有可能认识到那种差异带来的裂隙，以及差异在感官经验中发生的必然性。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曾提出过一个寓言：在高草丛中栖居的蚊虫和苍蝇眼中，安静吃草的绵羊是一只吞掉它们家园的贪婪凶蛮的巨兽，靠它们的血养肥自己。狮子与老虎则是仁慈的，不但不会毁掉它们的家园，甚至还出于公正来报复罪行，惩罚对待它们残暴不仁的绵羊。这就是草丛中蚊蝇的环世界。无疑只需略加改动，就可以描述世界上其他动物根据自己的经验触角所构筑的环世界。当狮虎没有出现之前，蚊蝇也许认为天地不仁，但在狮虎猎杀绵羊之后，蚊蝇又会认为世界如此平衡。家园被毁后，蚊蝇痛斥诅咒绵羊；狮虎捕猎绵羊后，蚊蝇又会歌颂自然伟大。

可见话语体系的差异将构筑截然不同的环世界，尽管它们所经验到的其实是同一个世界中的事实。最初，环世界概念的创造者尤科斯考尔也是用吸血的蜱虫为例，这与爱尔维修用蚊蝇作喻的用意一样，都描述了持一种话语的此在审视持另一种话语的他者时，可能出现的荒诞一幕。因而，如果想要追求一种社会规模的“共同善”，目前我们找不到比重叠多个环世界更有效、更真实的方式。重叠的环世界是否意味着某种人的永生？若环世界与其缔造者的生命是捆绑的，那么它是否会随存在者的离世而一并消逝？这取决于存在者的在世状态是孤独还是共生，如果环世界是重叠共生的，即便部分存在者永久离开，这个共筑的环世界依然能够被其他人支撑起来，而离开者的部分意识特征也可能一直存储在这个环世界之中。

结语

今天，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始终伴随着质疑，典型的罪状如互联网使人们“孤独地在一起”、个人隐私和大量工作岗位将消失、人生被算法控制，等等。诚然，人类与自己的发明无法和谐共处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塑料、化肥、火药和核能曾引发的忧虑。海德格尔告诫我们要警惕现代技术对人类的摆置，“技术陷架”（Ge-stell）会促逼着人们深陷于一种结构化安排中无法抽身。但信息技术真的会与现代社会发生排异反应吗？未必如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并未阻碍交往，更不会将人从自在环世界中剥离，反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扩展并联通了无数环世界。网络也许会令极少数人变得更加不善交际，但一项变革性技术得以保存，是由于它惠及了社会整体而非有益于个体。无疑，人的交往在信息技术帮助下变得更频繁而非更稀薄，只不过这种交往不再表现为面对面的形式罢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第四叙事将深刻地影响政治生态，诸如代议民主、社会福利、医疗保险与股票期货等依靠信息不对称而得以建构起来的诸多领域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当然，环世界重叠带来更多的是积极因素，人类的合作将变得更加广泛、稳定，从而生成一个由人的相互依存关系维系起来的复杂网络。

在过去的治理叙事中，言说者始终是少数人，这是话语体系在设计上刻意保留的一种结构性权力的不对称。然而，第四叙事很可能改变这一切。在它的话语体系内，一切政治的本质并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冲突”，而是“合作”，抗争政治被认同政治所取代。信息环世界的笼罩性对每个国家都是公平的，那些之前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在逐渐弥合——由于环世界的重叠，相互依存成为存在者的在世状态，少数群体垄断话语权就会变得异常困难，关涉集体的决策和行动需要先在共同体内部取得共识。共识或称认同伦理可视为国家团结和自由文明的精髓，它的形成至少需要大多数人的同意，而不单单是取得最大的那个“少数人集团”或者“代言人”的支持。而且，这种认同异于过去对贵族精英、国家民族、社会阶级或制度建构的顺从，是一种对治理行动的认可，行动是认知的核心，而话语则是将认知传承下去的工具，新形态的行动意味着话语重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话语重构”不同于哲学史上出现过的“语言学转向”，它关注的是“人如何更好地生活在一起”的大体系建构，而不是人如何逻辑更严密地运用语词去分析与表达。可以说，第四叙事的首要任务不是在技术上提供一种新的治理路径，而是建构一种以国家团结为前提的、适应信息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新政治哲学。

最后还需强调的一点是，在第四叙事的形成过程中，人工智能或将扮演关键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行动者只需等待人工智能去形构一种“算法的环世界”——一种将人类视为“数据集合”的世界。算法的温和决定论倾向会压制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所形成的璀璨的多元伦理价值，削弱所有治理决策都必须包含的人类思考的严肃性。即便人工智能给出的建议与人类最终的决策相符，也不能以此成就人的“惰怠”与“不思”，否则存在者追求的环世界重叠将毫无意义，因为彼时的人早已沦为“非人”。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的三等奖获奖论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原标题为《话语体系与“环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正典叙事及话语重构》，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