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小三线吧，周总理叫我们来请您回去继续上班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上海小三线协作机械厂高球根的故事。

高球根全家福，1969年摄

“目前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为国家分担困难，下放去农村的全国百万下放工人。”这是周恩来总理在1970年年底的一次全国经济工作坐谈会上讲的一句话。

为落实周总理这一指示，上海市劳动局决定从浙江、江苏和上海郊区招回一批在1957年前参加工作,1960年、1961年、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从上海企业下放到农村的工人(简称下放工人)，到上海小三线工厂及其他外地的企业，如大屯煤矿、新桥煤矿、梅山钢铁厂参加建设。

根据市劳动局安排，市机电一局在皖南的上海小三线协作、协同、联合和跃进等五家企业去浙江绍兴县招收370名下放工人。

1971年4月中旬，我被借至厂财务劳资组作为协作厂代表，和张银龙一起参加上海市机电一局赴绍兴县的招工组，招工小组共八人，协作2人、协同2人、联合2人、跃进与战斗各1人，组长由机电一局劳资组（处）副组长叶成铭担任，副组长由八人中的联合厂老严担任。

4月21日我们到局劳资组报到，叶成铭处长就赴绍兴招工的的背景任务、注意事项对我们作了布置，他特别强调：严格执行市劳动局制订的招工政策，招工有问题及时汇报，招工期间要遵重浙江省劳动局和绍兴地区及绍兴县劳动局.要取得他们的支持，在他们的指导下，做好招工工作，决不允许老大自居。

第二天在市劳动局施处长的带队下,我们一行十人赶赴杭州，拜访浙江省劳动局。在杭州期间，受到浙江省劳动厅的热情接待，第一天被安排在西湖旁的湖滨路华侨饭店，后被安排在西子湖畔的省交际处一一大华饭店。在杭州期间，与浙江省劳动厅的有关人员就招工政策与招工中的注意事项进行沟通协商，最后达成《关于上海市劳动局、浙江省劳动厅在浙江省绍兴县招收下放工人的有关改政策的会议纪要》。

4月25日在浙江省劳动厅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去绍兴，绍兴素有“江南水乡”之称，境内河湖密布，水道成网，鸟篷船穿梭在绍兴古桥下、古纤道旁，这是我对绍兴的最初印象。

当天下午，向绍兴地区、县劳动局传达两省、市劳动局(厅)会议纪要，并协商具体事议，最后达成共识。

招工分六步进行：1、由绍兴县劳动局在五一前提供符合会议纪要的下放工人名单。2、由上海方负责审核，审核后返回名单，双方确定人员。3、按双方确定的人员名单，由上海方根据军工企业人员的政治审查要求进行政审。4、由上海方通报政审合格人员名单，如缺额由绍兴方补充。5、政审合格者由上海方负责体检，体检医院由绍兴方协助联系。6、上海方最终确定被招人员名单，送绍兴劳动局备案，由接收企业发放招工录用通知书，并负责去其单位的一切事务，整个招工工作尽量在1971年国庆前结束。

5月3日起我们根据绍兴劳局提供的名单，按地区进行分工、负责审核。首先对下放工人比较集中的皋埠、陶堰、柯桥、齐贤、华舍等地进行调查访问，为了解更多情况，我与老张分开，和跃进厂的老陆去陶堰公社。

陶堰在绍兴东郊的104国道旁，离市中心１6公里，是一个标准的江南水乡。白塔洋、百家湖的水面积达5200亩，水旁有明代人留下的许多古纤道。

陶堰也是名人辈出的地方，在明、清两朝，先后有43人中进士，112人中举人。在现代也是名贤辈出，有民主主义革命家陶成章，和平老人邵力子，教育家陶行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老师陶师文等等。

想不到的是，这么交通便利、名人辈出的江南水乡，在那里的农民还是这么的贫穷。

有一次，我从陶堰坐乌篷脚划船去下面走访，当时是五月，天气并不太热，但是由于无热水瓶，中午船主只能用陶瓷水壶中的凉水冲饭，梅干菜下饭，别无他菜。我问他：“你这么艰苦啊。”他说：“我们这儿一年四季除节日吃些肉，平时都是霉干菜下饭，有干饭吃,就不错了。”在我所走访的下放工人家，证实了当地农民的贫困，我走到一位担任大队书记的下放工人家，看到他家同样穷得连招待我们喝点白开水的碗也只只有缺口。水是现烧现吃的，连热水瓶也没有一只。

在整个招工期，碰到都是贫穷的下放工人，后来我发现下放工人要比当地农民生活更贫困。因为，他们下放以前，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对农活一窍不通，要重新学习，再刻苦也比不过一直在农村干农活的同龄人，他们工分值就低，收入就少，这是造成他们比一般农民更贫穷的主要原因。

在招工过程中，下放工人的贫苦状况深深印在我脑中，至今也难以忘怀。

招工进入体检阶段，我感到奇怪的是每到体格检查日，他们都提前二至三小时来到体检集合地，更使我吃惊的是很多人光着上身，穿着黑色短裤，赤着脚，手拿饭篮来到体检集合地的，后来我了解到，由于实在贫困买不起天热穿的汗衫，所以整个大热天，他们都是这样穿着的。

进城体检，没钱在饭店吃饭，只能带些冷饭和霉干菜。有些下放工人连车都不乘，半夜从家里走到体检集合地的。真想不到，即将要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大喜日子,也拿不出最基本的衣着和饮食。

最后一批体捡结束，有一位下放工人一直坐在我们住的红卫旅馆门口，下午二时我有事外出，发现他还坐在旅馆门口，我也没有问他，侍我办好事回旅馆发现他仍坐在原地，就不解地问他：“时间不早了，你怎么还不回家？”他低着头不啃声，我感到不正常，就再一次问他：“你那能还不回家？有啥困难事体啊？”这时他开口说：“我半夜从家里出来，走到柯桥再坐车到绍兴。现在，路也走不动了，又没有钱买回去的车票，所以想在这儿坐一夜，明天再走回去。”“你家在那里，到你家最后一班车是几点？”“我家在瓜沥，最后一班车在四点半” 我说“瓜沥我去过，离这儿有三十多公里，在与肖山交界处对吗？”我一看时间还来得及，就毫不犹豫地从皮夹中拿出一张两元给他，要他赶快拿去买票回家。他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说“回家车票只要几角钱就够了。”“两元钱你拿着，多余的钱买些吃的东西”我坚持地说，他才连忙说“谢谢侬，谢谢侬！” 他伸出发抖的手把钱收下了。在他们的眼里两元钱不是个小数字，因为这是他们好几天的工分钱。我催促他“快去，快去，否则赶不上最后一班汽车，那就回不了家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的担着的心放下了，这位同志今天就可以回家了，也算做了一件好事。但我又感到不可思议，已经解放这么多年了，江南的鱼米之乡，农民竟还这么穷，连几角钱的车票也拿不出，还真是这么穷啊。

巧的是，这位同志后来被我厂招进，在绍兴报到时，他看到我好像有些难为情，看到别人叫我小高，也叫了我一声“小高同志”，然后就很快离去。

进厂后他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来还我那2元钱，我哪能肯收，就对他说：“当时我是招工人员，你是被招人员，现在我们是同事，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谁有困难，我都会帮助的。所以帮你也是应该的，这钱我给你了，就不会再收回的，这件小事情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他听后非常激动，连连说：“小高同志，你是位好人，太谢谢你了。”他这样说，我倒反而感觉不好意思了,只得再三关照他，今后不要再提此事了。

此事至今，整整四十四年，我从未对他人讲起过。今天写此事主要意图有二点：一是想说明当时下放工人回到农村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贫困的。二是我几十年来也悟出一个道理来，凡事要多做“雪中送炭”以解人之急难，比起“锦上添花”来是更有意义的。

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周总理的亲民之伟大，下放工人的苦难他都惦记着，一旦国家经济好转了，就没有忘记他们。周总理真的是一位大管家，作为直接落实周总理指示的我，当时是一直对自己说，要按照政策加快进度，让周总理的指示早日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让支农回乡工人切切实实感受到，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他们曾经为国家分忧的，让他们尽快改变贫困的生活，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下去调查的八位同志从原来两人一组，改为单兵作战，加快调查的速度，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与办法，为加快招工进度以压缩招工周期，我们不住在绍兴市里旅馆，就直接住在当地公社所在地，为的是减少每天的往返路程时间，我们从公社到大队，再到支农回乡工人家里都是没有汽车可乘的，都是靠两只脚在乡下便道上奔走，或者乘那里的脚划船，每天一早，背上水壶带着香糕，踏上乡间小路去调查、走访支农回乡工人，在五、六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把绍兴劳动局提供的名单全部复核一遍，发现有的人已不在人世了，有的人不是上海下放的。也有些人是上海下放的，但名单上却没有他的姓名，这些人就拿着上海单位的各类证件找上门来，有些已经是年老体弱了，我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们八人把绍兴所有的公社都跑遍了。

在调查汇总时，我们发现了几种情况：有些人的工作单位在杭州、绍兴，但上级领导单位在上海，比如，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绍兴铁路工区；有些人在上海工作几十年，但因各种因素而调回浙江1一2年，甚至半年就被下放；有些人1957年12月25收到进单位通知，而报到日是1958年1月1日等等情况。

对于这些向题专程由两位同志去市劳动局，市机电一局相关领导汇报，领导意见相当明确：一、为减少矛盾，严格按两省、市招工会议纪要办。二、征求浙江省的意见。两位同志回来后，向绍兴劳动局汇报，他们的意见也很明确：为解决下放工人的实际困难，减少我们的负担，只要符合三条中的一条，均请上海方招收，此竟见也是省厅的意见。最后市劳动局也遵重浙江省的意见，不但上面所例的情况只要政审，身体合格的全部招收，浙江方向上海方提出招一部分杭州的下放工人，在40岁以下当地下放，目前生话较为困难的下放工人，上海方同意浙江方提出的要求，适量招收杭州、绍兴地区的下放人员。

双方确定名单以后，政审工作的工作量也是相当大，因为这些下放工人的原单位都是一些小集体性质的小单位，有些单位己撤消或合并，另外，有些下放工人是临时工，无文化，无技术，精简政策下达后，他们作为企业的最佳人选被下放农村了。

找不到单位，找不到证人，找不到资料的，这些情况是此次政审中存在的最大难点，如果,此人无一点政审资料就会从招工名单中取消，这种做法对招工人员来说很省力很方便得，在名单中划去即可，然后在备注栏上写上：无材料。这样就不用向谁作说明，但对被招下放工人和他家庭来讲是失去一次机会，更是失去改变人生的机遇，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终身的遗憾。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怀着对总理指示的负责，要让党的关怀落实到符合条件的每位下放工人身上，本着对每一位下放工人负责的态度，我们就找撤销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找合并后的企业，找他本人所在上海户口迁出地的派出所，里弄街道，甚至通过里弄再找邻居了解情况。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们招工人员的真诚的努力，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上海最热的八月里完成了。我们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人员的材料符合政审要求，最终保住了他们招工进厂的机会。

整个政审的过程中，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去上海民用设计院、上海药物制品研究院时，一到接待部门，他们一看介绍信，就问“这个同志现在好吗？”我疑惑不解，我告诉他们：“他现在还在绍兴农村，我们到绍兴招工，现在来你们单位主要是了解一下他曾经在你们单位的情况，如各方面都符合我们招工条件，就把他从绍兴农村招到上海小三线单位工作……。”我刚说完，他就说：“好！好！应该把他招上来去。”接着他又说：“这位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工作认真负责，为人老实，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当时还是一个单身青年，下放名单中没有他，但他主动申请了几次，要求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分担困难，坚决要求下放到农村。我们单位才同意了他的申请。”

听完单位的介绍后,我非常感动并肯定地说：“我们一定把党的政策体现在这样的好同志身上，把他招回工厂来。”这位接待我的同志连声说谢谢!。

我记住了他们两位同志的名字，在后阶段的招工过程中，我一直关注他俩，所以在最后分配名单时，有意把材料放到我单位，最终被我单位录用。他俩就是冯培坤、孙潮湘。

在整个招工过程中，冒着盛夏高温，在绍兴农村和上海之间来回奔走，可以说比较辛若，但我们招工组八位同志始终热情、勤奋地工作，抱着尽快把党的政策落实到下放工人中去，早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的决心。我们在绍兴方各级组织的支持下工作进展较为顺利。

但在招工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使招工组人员非常吃惊不愉快的事。

在7月的某个星期天中午，我们正准备午餐，机电一局劳资处副处长、招工组组长叶成铭同志，在事先没有通知要来绍兴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奇，然后异口同声地说：“叶处长你怎么来了？”他说：“是你们叫我来的。”这话更使我们更加惊奇怪了，但连忙请他先吃饭再开会。

大家快速吃完饭，然后到副组长住的房间里。人到齐后，叶处长说：“昨天下班前局领导把我叫去，要我今天来绍兴。一是代表局领导来慰问大家，你们辛苦了。二是局领导收到一封从绍兴寄来的人民来信，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封信，打开一看信上写的是:尊敬的上海市机电一局领导，今天来信反映住在我们绍兴红卫旅社的上海机电一局招工组的情况，他们在这儿每天大吃大喝……..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在我们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叶处长把信给大家看完后说：“局领导要我问问大家，信中反映的情况是否事实，大家否存在大吃大喝现象，你们的形象代表着机电一局,代表着上海,你们千万要注意的……。”

我们听后感到很奇怪，我们哪里大吃大喝过呢？我们一早出去，中午基本上在当地地简单用餐，如在公社食堂吃的，钱和粮票都是照付的。没有食堂或去公社以下的地方，我们都自带干粮或香糕一包，只有晚上回来，在旅馆食堂买一荤一素，吃些绍兴黄洒或啤酒，难得的星期天就去自由市场买些荤菜，然后请食堂里师傅加工一下，算是改善一下伙食。会喝酒的同志聚在一起喝点酒是有的，这就是我们在绍兴招工期间的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这些也是家平常普通生活，也就当时上海包括我们小三线职工大多数人们的生活水平，哪来大吃大喝之事。

如果绍兴人把我们这样认为是极普通的用餐也说成大吃大喝，那么说明绍兴人的眼界太小了，生活水平太低了，或者可以说绍兴师爷太师爷了。

大家针对举报信中歪曲扩大的说法，向叶处长就我们在绍兴生活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汇报。

叶处长听了大家澄清事实的话后，表示尽快向局领导如实汇报。

他同时谈到了，按照国家地区类别划分，上海八类，杭州六类，绍兴只有四类，所以说绍兴地区生活水平不能与上海相比，他们看到你们天天有荤菜吃，天天有酒喝，当然心态不平衡了。其实这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实在也属正常的，但他们实在没看到你们在乡下，这种一口香糕一口白开水过着吃的艰苦生活，这就请你们要谅解了。我回去以后,同时会给反映情况的同志回信,说明情况，相信这些同志也会理解的。”

最后叶处长鼓励大家，劝慰大家，并表示局领导对大家的工作是滿意的，对大家辛勤劳动，特别是在乡下的艰苦生活表示慰问，希望大家继续把工作做好，早日完成本次招工工作。事实真相搞清后，叶处长当日就赶回上海了。

招工工作进入最后的体检阶段，为了把好体检关，招工组人员普遍认为：需要自己厂内医生来协助把关，最后商定协作厂和协同厂各派一名医生参于此项工作。

在我们向厂汇报汇报后的第三天，厂总务科长徐绍煊亲自陪同我厂医务室负责人之一的徐晓红医生来绍兴加入了招工组。当天我从外面办事回来，他们已到旅馆,见面他们向我表示祝贺，我想有啥好祝贺。“小高，祝贺你高升了，祝贺你当选为基建设备动力科党支部委员。”我当时非常吃惊，我入党一年还不到，我们党支部老党员很多，怎么会选我呢？他俩看到我还呆着的样子，就说“这是真的，应该祝贺你”，我这才回过神来表示感谢他们带来喜讯。

徐科长来后，我们向他汇报了近期工作，在交流中他说：“在火车站至宾馆的路上看到海报，浙江绍剧团在绍兴剧场演绍兴大板《智取威虎山》，不知能否买到票子？我表示明天去一定去打听一下，如果有票一定陪他去看戏。

看戏，在当时本来就是稀罕的，想不到在购票过程中竟然还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我们一行数人竟成为了中国戏曲界著名绍剧演员六龄童的宾上客。同时也体现出当时人脉关系的重要性，熟人比公章更有效，更值钱！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剧场等候售票处开门买票，轮到我买票时售票员却说他们只卖团体票，不卖零售票，而且明确买票需要单位介绍信。

我一想心蛮定的，这个没问题，转身就去绍兴劳动局开证明。一到劳动局，找到与我们经常联系工作的杜同志，把情况一说，他一口答应我去办公室去开介绍信。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绍兴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的介绍信，并向我解释，他们现在对外一律采用生产指挥部，他们劳动局现在归生产指挥部领导管的。我随口表示，只要是介绍信肯定没问题的，就急冲冲加兴冲冲再次奔向剧埸售票处。

谁知售票窗口的门己关上，外空无一人，我真的被搞糊涂了，重重敲了几下售票窗口的门，门一开我急着伸手把介绍信送进去，售票员连头也不抬,一面数着钱一面轻飘飘地回答说票子没有了，听到此话，我原来喜悦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零点，我气呼呼地讲：“我起先问侬买票，侬讲要介绍信，现在我介绍信拿来了，侬那能又讲票子没有了呢？”售票员一点不卖帐，口气生硬地冲我讲：“票子是卖光了，我有啥办法，我拿什么票子卖给你呀。”我是失望中找希望马上追问，“那明天票子有吗？”今天是最后一场，明天剧团要回杭州，我的满腔热情又一次跌到冰点。我知道绍煊是宁绍地区人，这次是机会难得，他很想看这场家乡戏，看来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思索着怎么办？，走着走着，突然想起姚孝园医生，对！去找姚医生，她肯定有办法，我自己肯定地对自己说。

姚医生——我厂当时唯一高级工程师汤永庆的爱人，她是绍兴地区最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在绍兴妇幼保健站任副站长。我来绍兴后曾拜访过姚医生好几次，她大方、热情，无一点专家架子。

想到此我就不再疑惑了，直接奔去绍兴妇幼保健站。一到妇幼保健站门口，我又停下了脚步，想想不妥，一个大男人大白天的去女同志的专科医院干嘛啊，还是先回旅馆，中午到姚医生家去找她。

中午时分，我一到姚医生她家门口，我还未出口叫她，她却开口就叫“小高同志快进来，一起吃饭。”她热情地招呼着我，她母亲也连忙把凳子放在我身边，极为和气的地招呼我“小高同志请坐。”我急着向姚医生说明来意，并把情况大致说了一下，果然她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我写张条子给章宗义同志，请他帮忙解决。”

我接过纸条一看写的是：“章同志：我爱人单位有几位上海来的同志想看今晚的绍剧《智取威虎山》，请您帮助解决。谢谢！姚孝园。”

章同志即章宗义，艺名六龄童，是绍剧艺术表演家，人称南派猴王。

这张纸条给我后，姚医生还叮嘱说：“开埸前一小时左右，你们去他家找他，他家就在剧埸内，太迟的话，他要去舞台做演出前准备工作的，但是见到剧场里人，不要多说此事，现在他还没‘解放’。”“好！难为你了，谢谢姚医生。”我总带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感谢她，而却她很豪爽地一摆手，连连招呼我在她家吃完饭再回去，我婉言地谢绝了。而后我乐滋滋地奔回工作组的驻地。

晚上六时许，我们拿着姚医生的条子来到剧埸找到章宗义家，看到他家门开着，刚到门口，一位中年男子从饭桌上起身，朝我们走来，边走边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客人吗？”“是的，你是章同志吗？”“对，章宗义。”我边与他交流，边把姚医生的条子给他，并说：“要麻烦章同志了。”“没什么，下午姚医生带口信来，说有几位上海客人想看戏，快进来坐坐。”我们一坐下，章宗义就招呼家人泡茶并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待一会带你们进剧场看戏，对不起我先吃夜饭了。”我们总觉得影响他吃飯了表示很不好意思，他却一点架子也没有地招呼我们。

过了一会儿，他用绍兴话夹杂着上海话与我们亲切交流，问我们到绍兴来了多少天啦？能适应吗？又谈到姚医生是一位技术高待人和气的好医生，谈到他在绍兴生的孩子都是姚医生接生的等等家常话。

我也很恭敬地谈到，我们来绍兴已经三个多月了，是为了落实周总理指示，在绍兴招回一批下放工人重新去工厂工作的。当我说到周总理时他连连说：“总理好，好总理。”看得出他确实有些激动，当时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他听到周总理竟会如此激动，后来我才知道，他与周总理关系不一般，周总理很喜欢家乡戏绍兴大板，数次观看并接见他。当年周总理还抱着他儿子六小龄童合影留念的。

随后章宗义把我们领进剧埸，只见中间过道已经放好了几把椅子，我心想，看来戏票确实是卖完了，要不然他怎么会……，我正想着，只见他主动给我们打招呼说：“对不起，票子没有了。你们就坐在这儿看戏，待会我让人给你们送茶水过来的，演出结束后，你们坐的椅子放着不用管的，回去好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如果没啥，我要去做准备工作了。” 我们几位异口同声地表示很满意了，并一再地感激他给予的盛情款待。剧场的观众都好奇地朝我们四位同志看，估计他们在想：章老亲自接待，这四位是谁啊？……。

真想不到，一个绍剧艺术大师竟如此谦和细心，他把我们当贵宾了！此情此景我们激动万分，精彩的节日，高规格的接待，让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个个从心底里感谢六龄童大师！感谢姚医生！

在与这位艺术大师短短的接触中，深深感到他的热情好客和那种绅士的风度，他没有一点架子，在他还没有被解放l的情况下，能这样抛头露面地接待我们，除了他的真诚为人外，也表明了他在整个剧场、剧团，甚至是观众中的威望。

虽然我看过许多名家的戏，但唯一的一次零距离接触的,就只有绍剧著名演员六龄童大师了。据悉，大师于2014年1月31日20时25分病逝于绍兴。我的心里只能默默地表示哀悼和纪念之意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在当地政府配合指示下，我们提前半月完成了招工任务，我厂所招的100名下放工人于1971年9月13日，上午8时分乘两辆包车从绍兴出发经过杭州、临安，下午四时到达协作厂，受到厂领导和员工们的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给我厂增加了新生力量，他们的到来创造了我厂一天新增加员工最多的纪录。

从4月21日到机电一局报到至9月13日，100位新员工进厂，这近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对我来说是接触许多之前从沒有接触过的人，接触了许多之前从没有接触过事。进一步接触社会，锻炼与提高了自己的处事能力，增长了许多社会经验，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真是受益非浅！

参加2018年上海书展，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上海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傅玉芳、徐梦梅合影

作者简介

高球根，1948年生于上海，历任上海海洋渔业公司机要科机要员，上海小三线原协作机械厂副厂长等职。本文摘自高球根著：《勤奋·和善——五十年往事纪实》，2018年自印本，第129-143页。

（本文鸣谢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