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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基于京郊代耕菜农研究的分析框架

李旭东(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

2019-06-14 09:07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流动社会中底层劳动者的日常呈现为一种过渡状态,即“过渡日常”。它是指处在现代流动社会中的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从家乡来到异地谋生,但得不到在异地扎根的成员资格,在这种困境下劳动者表现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从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两个面向以及“过渡经济”心态来理解劳动者在具体过渡时空中的实践行动、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结合“总” 与“分”两种视野来理解劳动者的“过日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转型社会中底层劳动者议题。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的一等奖获奖论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原标题为《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基于京郊代耕菜农研究的分析框架》。
正文之前是《探索与争鸣》杂志关于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的编者按
2018年,适逢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进一步鼓励青年学者深度、全面思考和阐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在上海社联党组领导下,在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专项资金资助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面向全国青年学人和青年学生,开展了主题为“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的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历时一年,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共收到来稿900多篇。2019年1— 3月,编辑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编辑部初审、专家匿名复审和资深学者终审的程序,对所有来稿进行评选,最终 26 篇论文获奖。2019年3月29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
阅读入选的论文,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与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尝试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和学术范式来解释、解答新时代的新问题,并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和创见的观点。这正契合了此次征文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为解决和解释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也符合《探索与争鸣》杂志所坚持的当下性、公共性、跨学科、 思想性为核心的办刊特色,以及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思想温暖学术、学术关怀现实”的办刊理念和“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的办刊风格。 此外,本届获奖作者体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近一半获奖者为90后学人。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90后青年学人作为一个整体浮出历史地表,并逐渐成长为学术界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学人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视野较为开阔,能够自觉将学术问题的研究和中国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 当然,毋庸讳言,这些入选的作品,还属于青年学人学术起步阶段的尝试,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有些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或是并不十分成熟的想法。 此外,相比全国数量巨大的青年学者和在读研究生群体,本次征文的覆盖面非常有限;也由于征文奖项数量有限,还有一些比较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没能入选,这不免令人遗憾。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一本自诞生起就坚持把“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自2014年起,《探索与争鸣》在全国发起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至今已经举办三届,此外,编辑部还于2018年推出了“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和“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等活动,这些均得到各界支持并取得了不错反响。本着鼓励青年、支持青年的初衷,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开辟“五四·青年”专刊,并组织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集中选发此次征文获奖文章。这是编辑部的第一次尝试,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学界给予包容和支持!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青年学人继续关注、参与和支持编辑部的其他各项活动。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2019年4月10日,菜农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陇驾庄村的田地里分莴笋苗。图文无关。
学术界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总体性的分析视野。围绕着“过日子”“日常生活”等概念,学者们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展开多维且开放的思考。但相关研究展示的“日子”,似乎都特别“正常”,在大转型时代的巨浪下也能波澜不惊地过下去,延续“日子”的某种历史形态。然而,这种类似的日常生活研究结论显然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实际经验相悖,大转型社会中的人所过的日子及其从事的生产劳动,必然与以往生活的日常轨迹有所不同。尤其是对新行业、新领域中的人来说,他们要面对一种时代过渡性的生活与生产,我们如何理解他们的“日常”?尤其是在我国追求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的转型道路上,土地(及土地制度)、社会与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别样的图景,我们如何观察宏观社会与微观生活之间的关系?
本文关注的经验对象是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群体(下文中简称为“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该群体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延续20多年。他们主要来自山东省、河南省等地区。在北京城市环形扩展过程中,菜农呈现出相应的从京内向京外迁移的态势,即从北京西南四环迁移到南六环附近,之后还有可能流动到其他地区。在这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流动过程中,菜农围绕着劳动、交换、家庭、人际和情感等方面展开了异样的实践。换言之,笔者研究的“他者”一直在流动,这些他者也一直置换自身的他者世界,同时也经历着“过渡日常”。他们既受到市场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双重影响,也要面对在流入异地生存之后的地方性知识情境;他们不仅参与中国经验的累积运动,而且在陌生社会的困境中经历着新的社会变迁体验。基于对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的田野调查,笔者提出“过渡日常”概念。所谓“过渡日常”是指处在现代流动社会中的劳动者因各种原因(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从家乡(户籍所在地)来到异地谋生,但其得不到在异地扎根的成员资格,在这种困境下,劳动者表现出一种临时性和过渡性的生产与生活状态。本文试图结合有关菜农的具体田野材料来探讨“过渡日常”的分析框架,从而在整体上认识与把握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议题。
“过渡日常”的理论路径与经验观照
(一)“过渡日常”的两个面向: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
继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观之后,舒茨将日常生活世界视为一个基础性的世界、主体间性的世界、文化世界和常识世界。列斐伏尔不仅肯定日常生活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批判视角。赫勒把日常生活看作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有学者在借鉴舒茨的主体间性日常生活观的基础上指出,“日常生活世界是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交往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与历史相对的、发挥着奠基性作用的现实领域”。上述学者都强调日常生活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且把日常概化,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总体分析视野。但是如过度地概化而不区分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区别。对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来说,他们有时候会将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说成是一辈子的“过日子”;但在具体的日子里,何时劳动、休息以及娱乐,他们经常区分得泾渭分明。生产与生活的混融,以及从生活中摆脱出来生产,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实过程,更是不一样的分析视野。
有关日常生产的研究经典,当属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马克思构筑了一个总体呈现的生产与生活的分析体系,其中包括物质资料生产、人的生活、工具的使用与创新,以及人与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等内容,重点在于揭示生产与生活的相互关系。他关注到了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逻辑关系,即劳动者利用自身能力和生产资料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消费着自身的能力和生产资料。除“生产的消费”之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还用于市场交换,实现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在此过程中,就商品生产与劳动的关系而言,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和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有紧密关系。“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生产与生活的分析框架,既可以使二者区分,又可以使二者相连。这一框架并不排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尤其是在其价值理论之中,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将会使其更加复杂且充满张力。因此,我们应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两方面共同作为“过渡日常”的整体面向。
笔者研究的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一种“近阈限”状态。“近阈限”是维克多•特纳提出的一个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分析概念,在这一阶段中,主体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无结构的状态,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抽离了出去,在一种“反结构”的状态下进行生活。就菜农而言,他们正在经历着一种“无身份、无地位”的“近阈限耕作”,这是他们在“过渡状态”中的不同寻常之处。“近阈限”阶段的时间期限是较为宽松与开放的,而非转瞬即逝的。它不只是包含时间要素,还指涉空间、身份、情感、生计方式以及劳动组织等要素。在代耕阶段中,菜农的年龄集中在35—60 岁之间,该年龄段是个体生命中具有充分活力、承担家庭责任与履行家庭义务的时期。这一特殊阶段可称为菜农人生的“阈限期”。在这种“阈限期”中,菜农在生产与生活方面均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状态。
就前者而言,他们在异地以一种外乡人的身份进行着一种代耕生产与临时生活,在逼仄的劳动空间中进行着“无季节性”的“无闲”劳作。此外,菜农群体与菜贩之间进行着“预支的”不对等的交换。菜农把蔬菜以“免押金”的方式提供给菜贩,等到菜贩在市场上出售完这些蔬菜后,菜农才可以从菜贩那里得到具体的资金收入。就后者来说,菜农的家庭形式表现为核心家庭或联合家庭的“异地化”,即子女在老家或其他地方上学或工作,而父母则在不同的外地工作。同时,菜农奔忙于劳动,其人际关系表现出一种“弱联系”状态,这种状态的产生是他们离开家乡——农村社会的结果,在具有临时性的共同地缘与业缘的新条件下又很难产生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但他们又极为关心家乡的生活,时刻操心子女的教育、婚姻与就业以及留在家乡的亲人,为子女的幸福和家庭的富裕在异乡奋力劳作。
总之,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表现在他们的劳动、交换、家庭、人际和情感等方面。笔者以一种“近阈限”的过渡性视野分析现代工业社会中众多流动群体之一——代耕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关注他们在过渡状态中的生产力与生活力,展现该群体特有的文化实践与精神气质。在日常生产方面,该群体的劳动与生产、交换与消费、工资与利润,以及在特定场域空间的生产关系都有所不同。而在日常生活方面,应强调该群体的衣食住行、习俗信仰、社会关系和情感意义等内容,关注他们的“实然生活”,关注群体成员的价值观与人生意义。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赋予同等且分别的关注之后,既可以为“总”的日常生活分析提供一种“分”的视野,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实现结合的可能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运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现代流动社会中更大范围的整体性结构。
(二)“消遣经济”与“过渡经济”——不一样的社会生活心态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过渡日常”中的生产与生活自然是一种过渡型经济,与费孝通先生所谓“消遣经济”迥然有别。如果说费先生的“消遣经济”概念解释的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老百姓的生活态度,那么“过渡经济” 则是希望分析大转型时代劳动者的真实处境。
费先生在总结云南禄村农民传统经济态度之前,首先说明“经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与相对性,指出它是相当于当时当地的人生态度,是一个反映人们生活心态的概念术语。费先生指出19 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观是一种“如何以最少痛苦来换取最大快感的打算”的经济观。韦伯曾分析了西方社会在新教伦理精神鼓舞下的“禁欲经济”,即“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阻止收入的消费使用,必然促使收入可作生产利用,亦即用来投资”。费先生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对韦伯展开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非理性的和不以人为本的。而禄村恰恰存在一种不同于新教伦理指导下的以多劳动、多生产和少消费为荣的经济生活心态。“这种在节流方面的经济考虑以避免开源时所得忍受的痛苦,是我们传统经济中常见的态度。”“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闲暇满足了需要与欲望之间的平衡。费先生认为,“消遣经济”是一种不以痛苦为代价获得快感的经济态度,其核心是少劳作、少消费和有闲暇。其与“消费”的区别是,“消费是以消耗物资来获取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资,所消耗的不过是一些空闲的时间”。禄村人民的“消遣经济”的意义追求体现在公共活动和仪式方面,他们宁愿将自己绝大多数的收入消费在仪式、礼节和人情往来方面,而不是把资金用于再生产。
费先生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卷入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转变之中,而倾向于过日子的“消遣经济”概念很显然不能充分解释当下的经验现象。笔者关心的是菜农的“过渡经济”,其特点是多劳动、多生产、多交换、少消费、少闲暇和实践意义。与“消遣经济”不同,菜农视时间如金钱,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地在菜棚里进行劳作,几乎没有节假日,既没有消遣的时间,也没有时间去消遣,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与生产的时间吞噬着闲暇的时间,菜农唯一闲暇的时间段便是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这是他们身心消闲的时刻。他们的意义追求并不在于参与公共生活和仪式活动,而在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表达和实现,即子女的幸福与家庭的富裕。与“禁欲经济”不同,菜农虽然积累着资金,但更多是为了子女幸福、家庭富裕以及光宗耀祖,而不是去荣耀上帝。他们的收入除了购置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外,更多用于实现人生价值与任务方面,如在家乡盖房、买房、买车,以及解决子女的上学、工作与婚姻问题等。总之,菜农的“过渡经济”心态是在“过渡日常”中形成的生产与生活心态,是一种调适具体处境与主观能动的社会生活心态。
“过渡日常”的方法维度与经验表达
(一)实践、策略与战术
实践、策略与战术等分析概念在当今人类学学科知识话语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面对劳动者群体的具体处境时,我们需要解释他们的实践行动,以及他们如何运用具体的策略与战术。人类学界为我们提供概念资源的前辈不胜枚举,比如布迪厄的“实践感”、塞托的“战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等。
布迪厄认为,“实践活动在它合乎情理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是由直接适合场域内在倾向的习性产生的,是一种时间化行为,在这行为中,行动者通过对往昔的实际调动,对以客观潜在状态属于现时的未来的预测,而超越了当下”。实践主体凭借充分地调动旧有的可用于当前场域的惯习来获得一种没有策略性的策略。惯习的生成是“条件制约与特定的一类生存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其因情景不同而发生转化,作为社会客观结构主观化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实践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行为和实际行动。相较于布迪厄的“温和的”实践观而言,塞托认为被统治者或弱者只有战术而无战略,战略(策略)是统治者或强者的专属。“策略即行动,该行动受益于某个能力场所(特有场所的属性)的假设而建立了一些理论场所(全面的体系和话语),这些理论场所能够将对力量进行统筹安排的全部物质场所联系起来……战术即方法,它因自己赋予时间——环境,介入的确切时刻使环境变成有利的形势;迅速,运动的迅速改变了空间的组织;关系,‘计策’的连续时刻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时限和节奏可能的交错——的贴切而具有价值。”这种不占有专属空间的战术是运用时间来抵抗战略的。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发展了塞托的“弱者的战术”。作为一种“隐藏的文本”,弱者的武器具有隐蔽性和模糊性,在强者的空间中进行着弱者的实践。这种实践的背后有一套象征意义体系作为支撑点。“生产不只是、而且也决不是物质效用的实践逻辑。它是文化意图。”实践的文化意图引导着实践者的具体行为。菜农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体现了实践、策略与战术的综合运用。因此,我们需要看到菜农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不同场景中的具体实践行为,需要把握在“生产-交换”这一具有时空性的关系链条中菜农所采取的策略与战术,以及需要理解菜农的实践行为背后的象征法则和意义图景。
菜农在具体的劳动场景和生活情景中会采取不同的实践行为,运用不同的策略与战术。对于菜农来说,最频繁和最日常的事情便是劳动生产与市场交换。每户菜农一般租种4—6 亩土地,利用简易的生产工具,通过夫妻共同劳作的方式,去种植与收割油菜和莜麦菜。菜农每天劳动13—18 个小时,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菜棚里度过的。从选择菜籽到装筐的整个过程,菜农都施展着自己的策略与战术,而不是像塞托所言的弱者只有战术没有策略。菜农根据不同季节和市场需求选取不同菜籽,夏季时他们会用夏菜籽,春、秋和冬三季则用冬菜籽。他们把大棚土地分为不同的小块以便更好地经营与管理蔬菜。他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调整浇灌蔬菜的频率。在割菜和装筐过程中,菜农会处理好割菜时间与接筐数量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计划接多少个筐,从什么时候开始割菜,可以保证到天黑之前割完。他们边割菜边装筐,为了使菜在装筐时不受损,把蔬菜的菜头向外、菜叶向内摆置。
当与菜贩进行交易时,菜农便会使用塞托意义上的战术。在报菜价时,菜贩会先让菜农给出一个价,如果菜农的出价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菜贩则按菜农给出的菜价进行交易;如果菜农出价高于市场价格,菜贩则会和菜农商量价,最后双方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达成交易。这是一种存在时间差与空间距离的不对等交换。菜贩占据着市场交换的优势地位,在自己专有的交换空间中实施策略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菜农则会运用塑造“良好形象”的自我呈现方法来与菜贩进行博弈,同时运用战术来呈片状地渗入菜贩所专有的交换空间中,“这一战术无法整体地把握这个空间,也无法远离此空间”。
在“无闲的”劳动与“预支的”交换过程中,菜农的身体与心灵经历着不同的体验。生产的辛苦与劳累,交换的担心与喜悦,“行动的现实过程,总是包含身与心的互动”。这种身心互动不止于日常生产,也涉及日常生活。菜农在狭小而简易的居住空间中进行着饮食起居,早餐与午餐一般是从村里饭店购买食物后在菜棚里就食,晚餐则是在租房中自己做饭。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以电风扇来散热与消暑;在寒冷的冬日里,他们以电热毯来抗寒与保温。菜农的身心体验交织着多种色彩,这体现在他们具体而多样的实践行为中。
(二)时间、空间与时空感
历史条件和现实因素共同形塑了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形式,因情景不同和习性各异,个体的身心对时空的感受亦不同。这种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徘徊在具体时间与空间的内外。埃文思- 普里查德根据非洲努尔人社会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两种关系将时间分为“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这一分类已涉及两种基本关系。张柠以此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境况,提出一种较新的时间分类方法,即生态时间、结构时间、节日时间、机械时间和心理时间。这一时间类型的细分可以使我们更加具体地认识多维时间。此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二十四节气、农历与公历等时间分类。这些不同的时间类型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菜农在生产与生活中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呈现为一种多层次复合式图景。在他们日常交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时间的多种表达,如“我们一般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床了,一直干到天黑得啥都看不到为止。睡觉的时候都到11 点多了”。“有些菜贩是头一天晚上下筐,第二天下午2 点左右来拉菜,等到下次下筐时结上一次的账;有些菜贩是上午10 点左右下筐,晚上8 点左右来收菜,第二天上午10 点左右再下筐并与菜农结前一天的账。”“冷棚里的油菜从农历十月就开始长得慢下来了。”“节气不同,菜的生长速度也不一样。”“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般不回家,有些人会回去,但也待不了几天就过来了,一般会待到正月初五。”“我们平时交流得很少,一般都在拉菜的时候交流、聊天。”
平日里的言语内容涵括了多种时间表述:一是根据地球自转规律呈现的白天与黑夜等自然时间;二是体现在钟表上的机械工业时间;三是菜农根据起床与完工、下筐与结账等具体标志行为来体察的时间;四是菜农和菜贩的交流以及菜农彼此之间的交流体验着的“结构时间”;五是菜农根据二十四节气、农历等生态时间概念描述蔬菜的不同生长阶段;六是与春节等节假日相关的节日时间。这些时间中都含有菜农自身的感受与理解,含有一种心理时间的表达。总之,菜农经历着多重时间体验,既有机械性的工业时间、自然性的生态时间,又有关系性的结构时间、反实践的节日时间,同时还有身心体验的心理时间。
与时间相伴的空间亦呈现出多样性。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作一种可被开发、规划、使用和改造的具有生成性的事物,进而将空间分为三个层面: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他以城市空间为例说明在某一特定空间内人们如何践行社会活动和表达情感体验。福柯在对“规训与惩罚”等关键问题的探讨中将空间视为权力得以实施的场所,并指出空间具有区分社区生活形式的功能与意义。而塞托将空间视为一种被实践了的场所,使得空间中充满了权力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较量。
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的并置型棚户和租本地人房屋的租赁型住房等居住类型都影响着菜农具体的实践行为。他们较为零散地居住在村内或村外,居住条件较为简陋,房内布置较为简单。他们早出晚归,往来于菜棚和住所之间,在菜棚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剩余少许时间在居所中度过。菜农的休息居住空间、劳作生产空间、市场交换空间是三个不同的空间地点。连接三个空间的纽带是活生生的劳动者本人,他们通过使用三轮车等交通工具在三个空间地点中来回穿梭。菜农之间既彼此交流,又与菜贩交易,偶尔还与本地人交谈,这种社会关系也体现了三种空间场所的分布。由此,菜农产生了围绕大棚、房屋、道路、货车以及社会关系等具体的空间感。总之,菜农的时空感是在具体的劳动场景和实践图景中形成的,是在能动性与结构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在具体时间和空间中的一种个体性感受。
(三)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
在“抽象社会”的“无相支配”情境中,众多底层劳动者以各自的象征意义体系作为支撑点进行实践。菜农在异地劳动主要是以子女和整个家庭为意义中心的。对他们而言,“过日子”不仅是指涉自己的生产与生活,而且还涉及孩子的成长、成家与立业,以及光宗耀祖与庇荫子孙。“人正是在‘过日子’过程中创造了现实生活并实现人生意义。”为了子女幸福和家庭富裕,菜农进行着劳动生产和实现着人生意义,并把情感寄托在人生意义的实现过程中。在个体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中,他们实现着一种情感的反身性自觉。
对于菜农来说,子女的教育、工作和婚嫁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他们努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利于子女将来的求职。此外,对他们来说,子女结婚就是新家庭的建立,也是传宗接代的开始,更是他们生活的意义所在。相较于子女而言,“家”在菜农生活中占据着另一重要位置。比如何大娘认为,“儿子没结婚时,父母在哪,哪就是家;儿子结婚后,儿子在哪,哪就是家”。家的重心随着家庭中子女的成家立业或立业成家而发生位移。父母逐渐由全权负责过渡到边缘负责,最后到依靠子女;与此同时,子女的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地增加。在王叔的观念里,小家庭和大家庭都很重要,他既看重小家庭中的代际传承和子女的生活,又看重大家庭中的孝敬老人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家不只是包含现在活着的人,还包括已去世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子孙;不只是一种物理建筑空间,还是一种集姓氏、情感、意义、声誉、名望等于一身的复杂组织。除了家的人生观意义外,家还有一个物质面向——房子。菜农非常重视房子,在家乡盖新房既是财力的象征,也是声誉的象征,更是文化意义的回归。
总之,“在一种文化形式中,人的内心情感体验落实到具体行为上,而作为行为的主体,活生生的人生存于丰厚的日常经验当中,因此,这种文化形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心态构成了直接的关系”。当我们想去了解特定的个体或群体的情感体验时,我们便要把该个体或群体所属的文化形式、生产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活心态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描述、分析与解释。而意义表达则付诸于情感体验和具体行为的基础上,围绕着子女、家庭以及祖先与后代而得到展示与呈现。
制度结构、过渡日常与现实经验
本文尝试提出一种理解流动社会中“过渡日常”的总体分析框架,其既涉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又观照“过渡经济”。日常生产指涉劳动与交换、资本与利润、生产与消费等内容,日常生活涉及衣食住行、习俗信仰、情感体验以及社会关系等内容;把日常生产与日常生活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综合研究“过渡日常”,探讨菜农在生产与生活的不同场景中的具体行动及理解其行为背后的文化法则和意义图景;同时,也关注“过渡日常”中劳动者的社会生活心态——“过渡经济”,其是一种践行多劳动、多生产、多交换、少消费、少闲暇和实践意义的心态。该分析框架的具体经验表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实践、策略与战术,时间、空间与时空感,以及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劳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中运用多样的实践、策略与战术,感受多重的时间、空间与时空感,以及呈现情感体验与意义表达。这些内容的展开都离不开劳动者自身的身心互动,以及个体与家庭、社会、国家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京郊代耕菜农的“过渡日常”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不一样的“过日子”图景,以往的学者们较多地强调老百姓“过日子”的总体性视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淡化了“分”的视野。因此,我们可以结合“总”与“分”两种视野来看待老百姓如何“过日子”,运用一种“总—分—总”的阶段分析法研究“过日子”的文化奥秘,其中“分”的阶段可以运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分别进行考察。这一分析法可以进一步挖掘“过日子”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在代耕阶段中,菜农形成了自己的日常状态,这种状态既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小农,又有别于如今的本地村民。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与菜贩等人群之间的交换来建构一种“有秩序而无形态”的社区,同时,这种社区受到更为开放的国家制度、市场经济和地方权力的形塑。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和临时性的情境中,菜农的行为与感受才愈显不同寻常。他们基于“儿女、家庭及其所赋予的意义”这一主线在具体环境中进行实践活动。这一象征图式是菜农“过日子”的文化理性。在文化理性背后,便是实践行为的具体表现。他们在平日里的无闲劳动、对菜籽的精心挑选、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对大棚空间的充分扩展、对雨雪天的格外关注、对市场菜价消息的“灵通”、对专有空间和时间的充分把握、对菜筐里蔬菜的精心布置、与菜贩激烈的讨价还价,以及他们在逼仄而简单的且没有取暖设备的租屋内居住、在菜棚里吃着“速餐”等,都是他们在生产、交换和生活方面的实践行为的表达。他们的实践表达含有一种总体性倾向,即他们把布迪厄的实践策略、列斐伏尔的战略、塞托的战术和戈夫曼的自我呈现方式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且将四者共同用于实际的生产与生活中。在这种较为“艰苦的”岁月里,他们感受着和体会着日月星辰的变化、工业魔力的作用、心理状态的起伏以及弥散权力的缠绕,这些要素共同影响着菜农的身心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菜农关注“我是谁”这一涉及身份、归属与情感的问题。
与京郊代耕菜农的境遇相类似,中国社会中许多底层劳动者都经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张力的形塑。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人们的社会活动从封闭性的地域中抽离出来,市场经济和资本的力量在中国大地上日益显著,与此同时,在人地关系不协调的影响下,许多农村的青壮年群体为了生计而开始离开家乡来到异地谋生,他们或进工厂打工或在农田上种植。这便是“农民工”和“代耕农”等流动群体产生的“势”。这既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侧面,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受特殊的国家政策、市场资本和地方文化等多重作用力的影响,众多的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流动性呈现为一种“过渡状态”,他们经历着“过渡日常”,在劳动生产、市场交换、饮食起居、人际关系和情感体验等方面均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他们在特定的具体的时空条件下采取多种实践、策略与战术进行生产,把情感寄托在人生意义的实现过程中。“过渡经济”心态使得劳动者更多地参与生产与劳动,而较少进行消费与休闲,进而实现意义。同时,这种过渡状态也生成了不同群体进行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因素,不论是原先社区中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亲戚与老乡,还是当下因新地缘和业缘而产生弱联系的新共同体,这些都是新的社会结合产生的可能条件。但是,劳动者的“过渡心态”和弱信任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这种新的社会结合得以维持的念头。新的社会结合能否产生与持续存在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制度和市场资本,它们既共同助长了流动群体的产生与发展,又进一步形塑着该群体的“过渡日常”,然而,它们也是流动群体及其“过渡日常”泯灭的主导者。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中国底层劳动者的能动性和“想象力”,他们对生产与日常生活有一套更为有效的运作逻辑,可以让“日子”过得更好。
在“过渡日常”中,劳动者在特定时空场域中进行劳动生产与日常生活,这种生产与生活“在广义上便表现为成就人自身与成就世界的过程”。劳动者通过具体实践行动既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以及价值意义,为家庭贡献力量,为结构重新注入活力,又为处于全球化、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提供能量。因此,我们应该把处于过渡状态的劳动者视为在特定制度结构背景下产生的且同时改变着这种制度结构的过程和现象。而我们亟需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制度结构与现实经验之间的张力,如何探求更本质的平等问题,以及如何在更大层面来构筑嵌入式发展的美好社会。这些问题的解答,既需要我们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又要求我们实现跨学科合作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大学黄志辉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宓和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丹珍央金的建议与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系《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的一等奖获奖论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原标题为《流动社会中的“过渡日常”——基于京郊代耕菜农研究的分析框架》,原文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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