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寻访燕大农村研究服务站旧址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于1922年，分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科，开设宗教学、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等十几门课程。1925年，社会学系改称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增设社会服务短修科，课程增加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实地调查方法等。与此同时，成立研究生院，这是国内各大学最早培养社会学研究生的机构。自此，燕大社会学系荟聚了陈翰笙、吴文藻、张鸿钧、严景耀、雷洁琼、杨开道、言心哲、陶孟和、赵紫宸、倪逢吉、赵承信、李安宅、关瑞梧、陶希圣等一大批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和普及，产生很大影响。

战前，燕大社会学系进行了近十年的“清河实验”。这项农村社会改造试验，是在美国洛氏基金会资助下，选择距离北京德胜门18里的清河镇进行的，参加者是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师生，最后形成详细的观察记录和实验报告。可谓同时期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里，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

1943年春，燕大在成都复课半年后，开始筹建农村研究服务站。他们四处勘察，最后定点在城北二十余华里崇义桥镇外一处旧庙夏家寺。

崇义桥属成都县管辖的14个场镇之一（现为新都区大丰镇），是成都出北门的一个重镇，酒楼茶肆，商铺密集，风水师、术士、秘密社团、家族组织、行坐郎中、算命卜卦等一应俱全。夏家寺原为一子孙庙，关公财神菩萨，诸神杂陈。佛龛前存放着附近村民的十多口棺材。庙里有一僧人，收点功德钱维生。燕大社会学系老师廖泰初与那僧人协商租下前殿，又雇请当地泥水匠，用竹子和篾席搭起能容纳二三十人住宿和安排二三十个儿童上课的竹栅寝室和教室。门口“夏家寺”的匾额下，挂起了一块“燕京大学农村研究服务站”的吊牌。

廖泰初是燕大法学院社会学系青年教师，毕业于燕大，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三十年代，他在山东汶上县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论文《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对各地废私塾建洋学堂的“一风吹”现象，提出独立思考：私塾组织盛于洋学（新式学堂），私塾的学生人数多于新式学校；塾师往往是地方上的才子，常做排难解纷的社会活动，不做非分之事……；而新学在乡土社会却不受欢迎，小学教员离乡在外教书，与地方关系不如塾师密切。因此私塾并非一无是处。1935年，他在燕大研究院教育学系的硕士论文是《定县的实验——一个历史发展的研究分析》。他在文中指出：中医在民间有着数千年的影响力，与仙方、偏方、炉方及草医用药有交叉共容的方面。乡村固然有些“儒医”或“世医”看病要价过高，但大多数中医用药与日常生活的感知联系在一起，介绍偏方的人不要你的诊治费，药料也多是便宜省事，本村就可以找到，如流行生姜糖水发汗、大烟治痢疾、花椒水洗痰之类，在乡间都能找到这些药料，成本自然低廉。

在西风劲吹的时代，传动文化花果飘零的背景下，一个教会大学的学生，敢于指出“私塾”、“中医”等“旧事物”中的合理性，既需要眼光、勇气，更需要坚定的理论支撑。所以，燕大选他作夏家坝服务站负责人堪称得人。他请来一位农村师傅管后勤，常驻人员有学生方纯、赖运勋以及老师周伯让夫妇。廖泰初回忆：

我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同学们也只是二十左右，害怕老乡们认为这只是一批毛孩子。为了这个，我留起了胡子(获得了廖胡子的外号)，加上住在寺后堂周老师夫妇的指导和帮忙，给老乡们增加了一些老成稳重的感觉，证明对工作开展有利。……

崇义桥农民多半是全文盲，没有电话，不会打电报，有急事只好求人写信，求镇上人执笔要钱，找到我们白送，连纸张邮票都搭上了。开办后不久，求书者有老太太促子回家的，有找过了门的闺女的，也有儿女找父亲的(离家的多半去了省内的其它县，很少离川的)，也有亲家互相问好的，有催还债务的，还有要我们写状纸打官司的，形形色色，像个穷苦大众的大观园。农历旧年写对联当然少不了，我们同学的墨笔字一般见不得人，只有请住在寺后堂的周老师代笔。这一活动大大建立起我们和农民的情感。

考虑到儿童营养困难，我们曾小规模办过厂，生产花生酱和豆浆，廉价供应尝试，但制作和送货十分费力，一般用户也不太理解它们的营养价值，因此不便扩展，收效甚微……在崇义桥工作三年中，我们还办过两次农业科学成就展览，这是和成都有关单位合作举办的，在崇义桥看来可说是创举，所以是盛况空前。不少住在镇内外的庄稼汉，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前来观光听讲。我校领导和大部分法学院教师，由吴其玉院长率领，联袂前来参观指导，还有校内外少数外国来宾也来助兴。（廖泰初：《成都祟义桥农村研究服务站》，燕京大学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47～49页。）

《燕大通讯》也于1945年报道过夏家寺：

一九四三年六月，我们在成都县的崇义乡，找到了工作的起点，设立了农村研究服务处。由廖太初先生组织其事，开始就分成三个部门：第一是社会文化的研究。第二是服务工作。第三是训练工作，一部分是本地青年的训练，以一年为限，结束后服务地方；一部是本校法学院高年级学生的实习，使经验与书本认识打成一片，过去曾有两批共16人得到这种机会，他们各自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有价值的材料。第一、二项工作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于初步研究报告，也正在整理中，希望最近能公之于众。下年，我们计划扩大工作，还请各位校友常加指导，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很困难，我们更需要诸位的鼓励。（《燕大通讯》第一卷第二期）

2005年1月27日，笔者踏访当年的崇义桥、而今的大丰镇，寻访燕大农村研究服务站旧址。在镇外河边一处浓阴掩映的农舍旁，夏家寺只剩半截后殿，堆放柴草。寺墙上残留有“席，夺取抓纲治国的伟大胜利”一行字——前面阙如应是“紧跟伟大领袖华主”——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几个农妇正在吃饭，端着碗过来指指点点。她们不知道发生在六十年前的往事。一个说“庙子全拆了，也没人管”——或以为笔者是宗教干部，意在帮助恢复寺庙；一个说，那边“双桅杆”才好看，——显然看到笔者胸前的像机，以为在寻古探幽，拍摄风景。

在镇上吃过晚饭，笔者开始在暮色中寻访线人。终于有人告诉我开茶馆的赖光荣或许晓得些旧事，他的茶馆在大丰镇华美北路147号。“华美”这个名字已然成为历史活化石。1939年底华美女中为躲空袭，从成都陕西街迁来此地，空校舍正好成全了内迁的燕大。其时茶馆空无一人，正待关门。78岁的赖光荣，对冥昏时刻的造访者抱有警惕，待我说明来意，始让座，沏茶，打开尘封的记忆：

燕京大学的夏家寺农村研究服务处在大丰中学背后，今天属于成都新都区大丰镇云堆村10社。当年夏家寺已经没有和尚了。住在寺庙后堂的周老师叫周伯让，江苏人，教国文。我读过私塾，又读过新学，后来就留下来帮他们做事。那时燕京服务处的负责人是赖运勋，常年在那里的有燕京大学的傅立昆和四川大学的张国维。我是1943年招进去的，我们那批录取了六个学生：吴成寿、吴宁玉、黎权章、赖光荣，还有一个姓陈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坚持。老师有三四个，廖泰初每个礼拜给我们上课。1946年他们才搬走。解放后我在大丰镇建筑队当会计，一直到70岁退休。

笔者惊异赖光荣对六十多年前旧事的记忆。只是他多半是在燕大农村研究服务处读过短训班，但坚持说自己是燕京大学学生。赖光荣的讲述，在廖泰初的回忆中得到部分印证和补充。他说：

农村私塾要钱太多，贫农们难以承担。因此我们就开设了一个识字班或叫暑期学校。报名参加的也有些早已有点笔墨的青年，学生自初小至高中均有，要求深造，这样课程五花八门程度很不齐。考虑结果，我们先给全文盲开了个启蒙班，其他三两一群，四五一组，几乎是个别上课。上课要求自带桌椅，亦有自选教材的。冷眼看来，这个竹栅课室真像个低级家具店，五光十色，横七竖八，无奇不有。学生们高声朗读时，又像是八马为巢，各弹自己的琴。由于办这个班，我们打进了家长们的门槛，通过访问和家长会，我们获得许多通常难得的真实讯息。

记得我们的识字班中，有位十四、五岁的高中女生，天真活泼，大家都喜欢她。她说得一口清晰的四川话，而且很有风趣，给我们谈了不少家庭关系的真实故事，邻里三姑六婆的有趣问题，又请我们到她家作客，我们同学中有位沉默寡言的(名字忘记了)，见到她就像换了个人，大家就逗笑话，要他留在四川当女婿。这女孩子的父亲还谈了镇上农民许多生活问题、买卖交易、高利贷问题，贪官污吏、秘密结社、风土人情、土医生、土偏方、婚姻亲属关系等等。通过这个我们获得了多方面的启发，根据这些提纲，再行专题搜集资料，写成不少有价值的学士论文。方纯的租佃制度一文的主要资料，是通过这位家长获得的。民众教育与社会调查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调查才了解需要。我们工作的针对性逐步加强了。通过调查，大家又都学到不少东西……我回北京后也整理出十二篇论文，在国内外刊登(国内登在法学院出版的各期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包括四川的哥老会，乡镇的学徒制度，成都菜子市场，崇义桥偏方治病，安乐寺的特殊交易等等。（廖泰初：《成都祟义桥农村研究服务站》，燕大校友会编：《燕京大学成都复校五十周年纪念册》，47～49页）

自1943年始，到1946年止，每年都有一批同学利用近三个月的寒暑假，来夏家寺实习和服务，也为写论文作调查、搜集资料。1943年有赵靖、于克成、钱熙光、王德培、王庆源，1944年有张普、费景汉、李化银，1945年，有沈宝媛等。其中与崇义桥有关的调查论文，有王庆源的《成都平原乡村茶馆》，方纯的《租佃制度调查》，赵靖的《崇义乡手工业调查》，沈宝媛的《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等。

后者尤需浓墨重彩地濡染一笔。2018年10月，北大出版社推出历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王笛撰写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一书，以主人公袍哥雷明远和其家族的沉浮，展示了一部关于袍哥的微观史。一时间洛阳纸贵，被各种媒体评为畅销书榜首。而王笛此书的叙述框架，正是1945年夏天燕大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对那里的一个袍哥家庭进行仔细考察，并于次年完成的毕业论文《一个农村社团家庭》。有人评论，“沈宝媛调查报告的深度，决定王笛写作的高度”。

这篇论文论文指导老师是徐雍舜，评阅者是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法学院院长郑林庄。沈宝媛社会调查的契机，是因为保安队长雷明远之妻（雷大娘）与几个儿女都参加了燕大社会学系开办的农村补习学校；燕大也“仰赖雷家夫妻的许多助力”，如向当地小学借桌椅，作学校“义务宣传员”，课余帮助管理学生等。于是作者大大方方去到雷家做客，接触到本镇袍哥的副舵把子雷明远“大爷”，及“本乡乡长，本地保安队长，及保甲长的绝大多数，多属于入社会的人物，他们是本地袍哥内地首长分子”。雷是“清水袍哥”，有“较正当的作风”，行事有“周密的规划”，且热衷地方公益。按照作者描述，“雷大爷”在夏天，哪怕是阴天，也戴墨镜，手拿一把折扇，穿黑绸缎短衫和黑裤，背着一顶草帽。脸是褐色，烫过的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1925年，此地盗匪横行，“而为地方上英勇人物所平息”，那些领导者，成为“秘密会社的首领人物”，其中一位便是雷本人。他在外面“横行直闯，招惹是非”，曾因吵闹而杀死一个混水袍哥（当地人称“棒客”），而引起“附近的棒客群起复仇”。l937年3月，他独自一人在茶馆喝茶时，一二十个“棒客”围攻过来，向他枪击，他匆忙跳在一个小坡上，向天开了三枪，向弟兄们发暗号，于是“一场血战，反而打死了好几个凶猛的对手”。以后，混水袍哥不敢再战。这个刀上舔血的经历，使他名扬遐迩。他不好饮酒，只爱抽烟，在“店上”与袍哥兄弟夥吃茶，推牌九、打麻将，彼此交谈“隐秘的暗语，互做生意，互通音息，互相讲解自己得意的经过”。

他手毒心黑，在当地最遭非议，最为不堪的是，竟亲手杀死自己的大女儿。他女儿念完私塾后，在家闲居，与来家的小裁缝“非常的要好起来”，很快流言遍布，甚至说他们“干过不名誉的事”。听到消息，雷极为震怒，认为有辱家风，也影响声威。母亲知道后果，悄悄将女儿从后门放走，暂躲在城内小裁缝的父母家。雷亲自带人将两人捉回，并在河滩上公开行刑，几声枪响，河水“冲走了这一对人世间的怨男怨女”。

这对情侣像蝼蚁一样被摧毁了；而雷的千里之堤也随之溃决。“家中的田产个人的财富而挥霍的炫耀过一时，也曾因着自己的英雄武行的表现，而到达黄金时代中一流大爷的地位”，但这位威震一方的实权人物，不过是个佃农。他租尤姓“主人”四十亩田，因“未能按时缴租而另佃了旁人”；没有佃到田，连属于“主人”所有的雷家租赁屋也随之转给新佃客。1945年腊月，新佃户到达，要接手田地和房屋。但腊月忌搬家，他们只好退出正屋，由大厨房搬到小厨房，“这好像一个大家庭要趋向于没落的预兆”。

新佃户并没有马上将其扫地出门。而雷大爷夙兴夜寐，躲过众人视线，“借口在烟铺子里料理店务”，又“恢复了抽大烟的嗜好”，开支逐月增加，成为“家庭中的一大负担”。雷大娘和家人只好“吃着几样泡菜”。听见新来的佃户“隔壁蔡家的机杼声不停的响着”，与冷清的雷家“显然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夜深时候，妻女都上床睡下，雷大爷“才蹒跚的由外边归来”。鸦片烟使他“瘦弱枯槁”若“皮包骨”，丧失了“魁伟的体格与英雄的气概”，对领导袍哥也无心无力， “声名逐渐动摇”，由首领的地位“几乎一变而为闲大爷了”。（转引自王笛：《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章开沅先生九秩华诞纪念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37-440页）沈宝媛这篇论文，“分析一个曾经经历兴衰阶段的袍哥领袖人物的生活史，以说明秘密社会在一个社区里的控制作用及其消长兴替”，以及“从雷氏家庭透视袍哥社会的真相”。

搜索互联网，笔者检索到当年在崇义桥夏家寺从事社会调查的那批学生后来的走向：

赵靖，北大经济学教授，率先在国内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并招收我国第一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生，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费景汉，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麻省理工、哈佛、俄亥俄州安狄欧克、华盛顿、耶鲁、康奈尔等大学教授。1969年以后，耶鲁大学专任教授，1972年台湾“中研院”院士；

方纯，著名经济学家，后在台湾成功大学统计系退休，著有《高级统计学》，翻译有国外多种统计学著作；

钱熙光，著名法学家；

王德培，天津师大历史教授，著有《西周封建制考实》；

……

把他们日后的业绩与在崇义桥短短几个月的实习联系起来，不免牵强。但崇义桥毕竟是他们学术道路上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