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权威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我与中国农村50年（连载⑤）
编者按：本书是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高渊的人物特写选集。在本选集中，作者对那些在中国当代发展模式上贡献过力量的重要人物，那些改革的探路者，进行了细致地刻画。这些人物的人生，既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侧影。作者通过温糯和软的访谈书写，将受访者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与国家命运串联起来，闲话中国70年发展史。在思想的碰撞中擦出火花，为新中国70年巨变留下珍贵实录。
陈锡文（图 视觉中国）
中国农民是什么人
高渊：在你眼中，中国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吗？
陈锡文：从下乡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农民中的大多数依然是比较弱势、收入偏低的群体，这个至今没有改变。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农民的艰辛，是在黑龙江兵团刚当了连队的文书兼出纳以后。我管发工资，那一次连队100多人都把钱领走了，但有两三个老职工没来领，我知道他们生活很困难，以前都是最早来领的。听说是病了，我想我就送上门吧。
去一看，那真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老婆是家庭妇女，炕上爬着三四个孩子，棉絮破破烂烂。我说怎么不申请救济？他们告诉我，人均月收入要低于六块钱才行。也就是说，每个月三十六七块的实际收入，要养活七个人以上才有资格申请。
那之前，我老觉得老职工落伍、愚昧、自私。当时团领导开会也批评，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是说老职工来上班，看到点什么有用的东西，顺手就拿走了。冬天规定不能砍树，他们也会悄悄去砍了当柴烧，这样可以省下买煤的钱，真是斤斤计较得很。
再比如，我们那儿基本上只产小麦，老是吃馒头、面条，想喝口粥都没有，因为大米小米都没有，连玉米子也没有。团里通过地方粮食部门进了一些小米和玉米，但都被老职工买走了。为什么呢？差一点的面粉一毛四一斤，好一点的一毛六，但玉米子和小米都只要九分钱一斤，他们挑便宜的买，我们就没有粥喝，老是骂他们，后来才知道就为了省这几分钱嘛。
高渊：这辈子一直在跟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有什么样的感情？
陈锡文：农民也在变，尤其是他们进城和资本下乡后，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但总的一条，中国农民的本质是纯朴、善良、大度、吃苦耐劳和执着的，这种品格非常了不起。
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层面上，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起到了定位作用。
现在媒体经常讨论文化缺失、道德水准下降、人心不古等。班固说孔子讲过一句话：礼失求诸野。就是在庙堂之上、市井之中，很多礼制、礼仪都被人忘记了、抛弃了，但到乡下去就还能找得到。这说明，自古以来，农村对传统文化道德的保存和守护要强于城市。
高渊：农民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陈锡文：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种地打粮，他们是知道感恩的。因为地不是他创造的，粮也不完全是他创造的，但有了地和粮，他才能生活，才可能生活得更好。
农民是中国社会最懂得感恩的阶层，质朴、勤恳、诚实等性格都和这一条有关。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能把这些给泯灭了，我们制定制度和政策要把握好导向。
农民保留的那些最传统的东西，是做人最需要的。懂得了感恩，才知道敬畏，才知道应该限制自己的哪些行为，不然就会放纵。
高渊：现在到乡下去，还能找到这些品质吗？
陈锡文：1987年我去安徽调研，去了淮河的一个行洪区。每次淮河发大水，那个地方都要被淹没，当地农民家里荡然无存。而且因为不断地行洪，河里的泥浆冲出来，把地面越垫越高，房子的门已经不能走人了，只能从窗户爬进去。
我看到一个农民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水一来，要随时卷起铺盖就走。我问他，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那个老农想了半天说，既然你们要行洪，能不能在这儿修个闸？
我说修个闸对你有什么好处，还不是照样被淹掉吗？他说是啊，但现在每次行洪都是部队来炸堤坝，水退了还要我们自己挑土去填缺口，好土都填进去了，这里的地越来越不行了。
我听了很受震动，他没有说要赔偿。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赔。现在再去，可能他的回答就会变了。那时候的农民真是非常的纯朴，他觉得行洪是没办法的事，不淹我们这儿，难道去淹城市？
高渊：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一辈子农村工作？
陈锡文：我做农村工作这么多年，始终要求自己去了解真实情况，这样才会有切身感受，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干、为谁而干。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多做一些对的事情，让农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高渊：现在已经卸掉行政职务了，你会继续关注中国农村吗？
陈锡文：这是肯定的。我想更多地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政协也有很多调研活动。同时，也想在理论上进一步做一些梳理，因为确实有很多理论问题，似是而非没有搞清楚。比如，真叫我讲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我可能也讲不太清楚。
但有一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不能去干扰行政工作，这是最基本的。不会再参与农村政策的制定了，但有意见、建议还会提。
（连载完）
摘自《中国寻路者》，高渊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