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欧洲议会选举：只有泛-欧洲左翼能击败民粹主义

欧洲议会选举于上周落幕，一切都变了还是一成不变？其中有些壮观的细节，比如英国两大主流党派（保守党和工党）的惨败。然而这些掩饰不住根本事实：没有发生任何大事和惊喜。没错，民粹新右翼取得了进展，但依然远非盛行之趋。

相反，这次选举根本是古老格言“必须改变点什么以至于一切才能保持原样（some things have to change so that all remains the same）”的变种。总体欧洲人的自我知觉是他们有太多可失去的了，以至于无法冒革命（一次激进的剧变）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倾向于投票给那些允诺安乐和平静生活（反对金融精英，反对“移民”威胁……）的政党。

因此民粹左翼是2019欧洲选举的失败者之一，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因为大部分人不想要政治动员，右翼民粹分子更好地理解了这条信息，所以他们真正提供的不是积极的民主，而是能够为人民利益效劳（他们所呈现的）的强硬专制权力。

完全不是它看起来那样

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议员、希腊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的希腊DiEM也存在致命的局限：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希望动员大多数普通人，通过打破统治精英的霸权来向人们传递声音。（译著：DiEM全称为Democracy in Europe Movement 2025，是在2015年启动的一项横跨全欧洲的政治运动，旨在将各种政治派别团结起来拯救深陷危机而现存建制无力应付的欧洲：不断衰退、厌世弥漫、排外和极端民族主义流行，以避免重回1930年代，展望在2025年起草一部民主宪法以取代全欧洲现今使用的协议。DiEM2025由瓦鲁法克斯发起，得到了乔姆斯基、奈格里、阿桑奇和齐泽克等人的支持。）

甚至是2019欧洲议会选举中绿党的胜利也符合这个公式：它将不会被当做真正生态觉醒的标志；它更多的是一次替代性选择，是所有那些清楚感知到欧洲建制派霸权政治的不足但并没准备好投票给激进左派的民众的优先选择。

这样看来，绿党的胜利是那些不真正行动却想保持良心清白的人的一次投票。也就是说事情立即变得显而易见，即今日欧洲绿党的温和主调：他们大体上依旧陷在“照旧的政治”，目标只是带有绿色面孔的资本主义。我们仍然离极为必需的激进化很远，这种激进化只能产生于绿党和激进左翼的联合。

所有这些带给左派的教训是：放弃大规模民间动员的梦想，专注于日常生活的改变。一次“革命”是否真正成功只能在秩序恢复正常之后的那一日来检验：取决于变化是如何被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所感知的。

警示语

因此，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可悲命运象征着新局面下的欧洲左翼。确定会在下一次希腊选举中下台，激进左翼联盟吊诡地被允许扮演通常保留给右翼独裁者的角色。

激进左翼联盟在动荡和经济危机时期掌权，然后实则摧毁草根大众动员（其权力的来源基础），同时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

如今活儿干好了，它必定会下台，然后将是“正常”的保守党（New Democracy）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右翼民粹分子制定福利国家政策，然后由激进左派干实施紧缩的专制活儿。

回到英国，脱欧困境不是一次例外，而是散布于全欧洲的不安的一次恶化式爆炸。用毛主席的话说，英国的情形表明了“次要矛盾要紧”。

科尔宾的错误在于表现得仿佛“是否脱欧”的选择并不真的重要，所以（尽管他内心是脱欧派）他机会主义地行走于两边，试图不丢掉任何一边的选票。结果是，他同时失去了两边的支持。

但是次要矛盾真的要紧：采取一个清晰的立场至关重要。更普遍的，这就是欧洲左派小心翼翼回避的难题：如何在不屈服于民族-民粹主义的诱惑的情况下发展出全新关于欧洲的左翼构想。

威胁不是来自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失灵的反应，反应了自由建制派不再忠诚于欧洲的解放性潜能，但民粹主义却给普通人的困境提供了错误的出路。

所以击败民粹主义的唯一办法是针对自由建制派本身以及它的实际政治作无情批判。激进左翼的新开始因而是拯救欧洲的唯一办法——然而是哪种左翼呢？不是正在出现的推崇强力民族国家的左翼，而是真正泛-欧洲的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