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王古鲁之死
布衣书局重张。老板胡同化身网红，着一袭德云社同款亚麻布长衫穿行于店堂茶室之间。忽听座中一位好汉拍桌嚷道：“好书何在？”胡同从书架后歪出半个头，报以一贯的惜售姿态：“这儿哪有你看得上的呀。”
这些年在布衣买书确实不多。比较有印象的是一册王古鲁旧藏——周作人译《希腊拟曲》。想来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对王古鲁其人，我们所知甚少。作为一位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贡献卓著的学者，在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授课多年的教授，居然没有一个学生或朋友写过回忆他的文章。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也是我对他特别感兴趣的原因。这册《希腊拟曲》有段题记，钤“古鲁藏书”印：
一九五六年九月末，应中国文联之邀偕知堂老人作西安之游。偶在竹笆市街澍信书店获见此书。当即购取。其后悉澍信铺中尚有二册。老人亲往购得，复以一册见赠。归后，除留此册外，乃以另一册分赠文怀沙同志以作纪念。
查《周作人年谱》，10月12日早晨，周、王一行，包括钱稻孙，刚从西安回到北京。王古鲁刚放下行李，就在书里写下了这段话。
这次由官方出面主持的西行，颇不寻常。建国之后，对三位伪北大时期的老同事一直是控制使用的。《聂绀弩全集》第十卷中一段五十年代的话说得生动：“闲着的专家，他之所以闲着，必定大小有点问题，不敢找——如王古鲁之类。”而1956年秋天，三位先生忽觉暖风拂面。这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外，恐怕与中日关系修复的需要有关。那几年，在美国的全面封锁之下，中日之间以民间的名义连续签订了几次贸易协定，突破了封锁，对两个刚刚经历了战争、急需重建的国家都大有裨益。这一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宣布分三批对一千零一十七名日本战争罪犯免于起诉，立即释放。秋天，中日关系的温度达到沸点，标志性事件是10月6日在北京苏联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展览会云集了一千多家厂商，一万多种商品，堪称空前盛会。开幕那天，毛泽东亲临现场。报纸上还同时刊登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发来的贺电。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几位日本研究专家是派得上用场的。李庆编的《东瀛遗墨》一书收录了王古鲁致青木正儿的三十七封信（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为数极少的有关王古鲁的史料之一）。王古鲁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项功业，其中之一即是翻译并校注了青木正儿的名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我注意到，他在建国后重新和青木建立书信往来，始于西安归来后第十天发出的一封信。收信人是弘文堂，因为暌违多年，王古鲁已不知道青木的通信地址。信里说——
拜启：甚为冒昧。想请问一下，青木正儿先生健康如何？小生长期生病，未能与先生通音讯。因想知先生近况及住址，特致此函……
老教授们西行参观、日本商品展览会、重新联络青木，这几件事在时间点上高度契合。使人联想，背后是同一只手在推动。
更让人惊讶的是，一年以后，恰逢青木七十大寿，王古鲁竟提出，奉上一大笔钱作为寿礼。他在信里说：
前悉先生本年古稀大庆，正式退休。适古鲁所译大著《中国近世戏曲史》正在计划重版之中，衷心极愿提出一部分稿费，以作先生娱老之资。但按我国一般译著情况，事无前例。古鲁亦不愿破坏常规。经一再考虑，决定将此一部分稿费，作古鲁一次赠送先生之贺寿菲仪。因此，征得出版社同意，豫支人民币贰仟伍百元，恳托藤井哲夫先生代转先生，敬请哂纳。
须知1957年的两千五百元，可不是小数目。而且王古鲁并非富翁。他一直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绞痛，家庭开销不小。在一份1955年10月写下的履历表里，他说：“过去经济情况时常前吃后空，负债累累。自一九五三年得文化部周扬部长照顾后逐渐好转。去年十月间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同志代表该社对该社拟影印的几种照片致送稿酬之后，到现在已可不再借款了。”（该履历表由南京大学的苗怀明先生提供）
给老朋友祝寿发红包理所当然。但在自己也不宽裕的情况下，出手如此阔绰，殊不可解。
1957年7月，王古鲁搜录编注的明代话本小说《二刻拍案惊奇》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最为人知的贡献，即于四十年代到日本几家重要的藏书机构拍摄了“海内外孤本小说戏曲全书十种，其他明版小说书影照片一百余种，抄得《二刻拍案惊奇》《隋史遗文》各一种，并辑得小说戏曲辑佚一种”。回国后，他将这些已在中国失传的珍贵文献陆续整理出版。
这部《二刻拍案惊奇》我也买到一册精装签名本。不过不是从布衣书局，而是孔夫子旧书网。这是王古鲁签赠给日本汉学家竹田晃的。王古鲁在序言性质的“本书的介绍”里说：
末了，我首先要提及的，是老友日本东京大学仓石武四郎教授对我此书的大力援助。他去年为了知道我过去在离乱中佚失了卷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六三卷，代嘱老友竹田复教授长男竹田晃学士（现在在大学院研究中）亲入宫城内阁文库抄齐寄来……
竹田晃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魏晋六朝文学思想研究。
这本书签赠的时间是1957年7月4日。北师大藏本以及青木正儿藏《二刻拍案惊奇》的签赠时间都是四天以后，即7月8日。
再过一年，1958年9月18日，王古鲁竟服安眠药自杀。周作人1959年9月18日日记云：“今日为古鲁服药之日，已一年矣。”1958年10月2日日记则说：“下午稻孙来，……云王古鲁死矣，于十九日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因进医院救治，误灌气管所致。”这样说来，自杀后，又在医院受了几天罪，到底哪天去世，倒说不清楚了。1960年11月26日周作人在致青木正儿信中又说：“而当日转交之王古鲁君忽然步芥川氏之后尘，于今已二周年，思之甚可叹惋。”（芥川龙之介也是服安眠药自杀）周作人反复提及，可见王古鲁自杀一事对其刺激不小。
到底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他没留下遗书，我们只能做一猜测。
1957年反”右“，他在工作单位北师大里并非矛头所指。但次年，学界开展的批判“厚古薄今”“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王古鲁被波及。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7月出版的《厚古薄今批判集》里，收录了北大和北师大贴出的几十张大字报。其中两张《王先生考证是为了什么？》《师傅带徒弟，带到哪里去？》是专门针对王古鲁的。虽然书里用“王先生”代指，表示并不针对什么人，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他。《王先生考证是为了什么》由他的研究生陈蕴华撰写，文中说：
王先生在讲课过程中贯穿着一个东西：资产阶级繁琐的考证，专在版本以及一些细小问题上绕圈子，而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一概不提，以版本考证代替一切，结果脱离作品实际，脱离教学大纲和学生实际。而考证的最后结论都是王先生收藏的版本最早、最好（是否如此，还是个谜）。考证的目的是为考证而考证，为名利而考证。而且是拉着研究生的鼻子向资产阶级治学道路上走。……另一方面是要说明自己了不起，师大中文系唯一的戏曲小说专家，以此提高自己的威信。另方面邀请文化出版界来参观，以便约下，我有东西，你们可以到我这里订货。……当然，出版后名利双收。
看到这些学生贴出的大字报，又收入全国发行的出版物里，他的心情可以想象。
健康肯定也是原因之一，五十年代，他在好几封书信里都提到身体不好，甚至无法工作。不过很少听说高血压或心绞痛病人会去自杀。剩下的因素还有家庭是否和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七期刊登了周作人1949年日记。其中多次记载王古鲁夫妻及父子失和事。如5月5日：“上午仲廉来诉反目事。”（王古鲁字仲廉）5月6日：“上午仲廉与宋女士先后来，大有争论。”（按：宋女士即王古鲁妻子宋蕙英，解放后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5月7日：“上午仲廉来，下午又来二次，纠纷尚未了也。”6月18日： “仲廉又率其二子及吴小圃女士来，诉其父子间冲突事。”（不仅夫妻不和，父子亦有纷争）周作人回到北京后，王家的事情依然没有消停，周也有点不胜其扰了。8月27日：“宋女士及二子来。仲廉又来谈家事，辞之。”
夫妻争吵家家难免。但闹到要把家事暴露给外人来反复调解，就肯定不是一般的矛盾了。
对宋蕙英女士，《竺可桢日记》中曾多次提到，如1952年1月19日记载：“而不做事或做事做不好的人如宋蕙英、陈振藩等又大肆咆哮。”评价以负面居多，亦可见宋女士情绪易激动，脾气不大好。
身体不好，家庭不睦，再加上反“右”之后政治空气的紧张，王古鲁走上绝路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
虽然他去世的确切日期不知道，但生日还是清楚的。在苗怀明先生提供的来自北师大档案馆的王古鲁个人履历看，他的生日是1901年2月1日。在履历表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项下，他说“因前妻病重，需人照顾，不能外出，在家乡赋闲”，可以知道，宋女士是他前妻去世后续娶的。王古鲁有二子一女。从年龄上看，他的大女儿是前妻所生，填表时任常熟县中心小学教师。这就是我能说的关于王古鲁先生个人生活的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