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杰︱“气候改变历史”论的新颖之处与困难所在
近来拜读东北师范大学孙义飞先生的《被遗忘的年代——气候的外生冲击与17世纪西欧社会变迁》一书，颇有启发。因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涉及本人所从事的相关研究领域，就此进行一些评述。综合自己有限之所学，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感触，如有偏颇和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孙义飞先生专攻世界史学科，在这方面我实在不敢班门弄斧。十六至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西欧社会文明转型的时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问题，都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学术热点。正如孙义飞先生所言：大多数历史研究者的研究与评述中认为：自十六世纪以后，欧洲和西方的历史状况被表述为一种波澜壮阔大步向前的进程，自十六世纪为始，以十八世纪为终，而夹于这两个一百年中的十七世纪，却较少关注。因此“过渡”“变迁”等词语就很容易地成了十七世纪的注脚。
历史的进程不是线性的，十七世纪在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十七世纪历史的研究，前人的工作是厚重的。对这个时代的认知与评说，要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要将其置于全球的空间范围中，对历史过程中的复杂性、艰难性、曲折性和多样性问题进行深入揭示与研究，才能得出真实客观的认知。十七世纪与十六、十八世纪不是简单的串联。孙义飞先生的著作着眼于十七世纪欧洲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写，从多个维度重新认识十七世纪，重新揭示在十七世纪的一百年间，西方社会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内涵复杂性以及面临的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从社会转型的视角重新看待十七世纪，突破了传统欧洲特殊论、西方中心论等传统文化窠臼，很好地重新讲述了一个复杂、曲折的百年。正如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所言，一个好的历史研究不需要去推翻历史或者改变历史，只要更好地去展现历史的复杂性，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那个故事，就是一部很好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被遗忘的年代》是一项很好的研究成果。
好的研究成果，必然始于好的学术史梳理。孙义飞先生关于西方学界对十七世纪历史研究状况的学术梳理与辨析用力颇丰，十分系统。自十五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西方史学界认为在十七世纪，西欧各国陷入了一场“十七世纪普遍危机”之中。二十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论争，针对这场危机是否存在，以及这场危机的性质，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时至今日，关于“十七世纪普遍危机”的研究成果仍在不断涌现，可以说前人的成果是厚重的。孙义飞先生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做了概述，勾勒了研究现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阐释了这一现状形成的缘由，认为西方学术界对十七世纪历史演进过程的重新认知是基于历史观念、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变异。这一系列踏实的基础工作，全面地掌握了学术前沿与动态，详尽梳理了西方学界对十七世纪的研究理论、模式、方法，并基于西方学界已获取的成果展开自己的研究，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被遗忘的年代》一书的研究是对西欧社会变迁这一老故事的新解读，欧美学术界对十七世纪的历史研究成果较丰涉及面较广，史学考察的视野广阔。近年来，世界历史研究在传统考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也让这一研究领域多了许多思考的空间。在充分了解学术研究前沿的情况下，孙义飞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气候这一学术动向，且有意识地引入到个人的研究和思考之中，提出将传统史学‘人-人’研究拓展为‘气候-人-人’研究，从气候出发关注十七世纪西欧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时空互动，揭示十七世纪后期变动的影响问题的研究视角。这个构想十分大胆，不得不让人佩服。
气候是指大气多年的平均状态，或者说是统计状态。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三十年或更长）的变动，包括均值的变化和变率的变化。从气候入手，研究历史与社会变迁，这一领域的成果是比较丰富的，通常称为历史气候学，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而有关气候与社会的研究在历史地理学中也有很多，学界称其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社会响应”研究。中科院地理所的郑斯中先生在1979年2月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后，就利用会议文件和相关材料撰写了《气候对社会的冲击的评定——一个多学科的课题》一文，文章提到“气候对环境、人类和社会的影响问题，并不是新鲜的课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或更早就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孙义飞先生的研究中也提到，西方思想巨擘洛克、孟德斯鸠就在各自著述中明确提出了气候对社会影响的巨大威力，以及E·亨廷顿在1915年提出的颇具争议的“气候决定论”。
历史学是一门求真的学科。气候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它的引入对历史学研究而言是一次机遇，能从宏观上对历史的诸多问题的解释引入全新视角，进行重新统筹。然而，这同样是一次危险的尝试，很有可能气候就成了一次造神运动的产物，产生所谓“气候变化才是导致这一切发生的最终原因”这样武断而不科学的观点。为了避免后面一种情况的发生，就必须遵守气候研究基本的研究范式和要求。气候绝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板，它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中，就需要我们进行踏实的实证研究，找到它和人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它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简单答案。
近年，受到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世界气候异常威胁到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各个方面，让这一问题被再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政府定期会举行气候大会，达成一系列的法律文件。重要的有，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以及2017年《巴黎协定》等，尤其是在《巴黎协定》中明确规定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努力。21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条款。和传统环境挑战不同，气候变化对人类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跨越国界的。
任何一项历史学研究都是有研究尺度的，在一定的尺度上，利用与这个尺度相匹配的资料和方法，就可以进行实证研究。那么研究尺度是什么？研究尺度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概念，任何一个科学的研究，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下进行，而针对不同时空尺度的研究，其所需要的资料和方法也是不同的。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气候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是一次对历史宏观叙事进行实证研究的良好路径。所谓宏观叙事并非不能做实证研究，微观研究有其对应的实证基础，而宏观叙事就有相匹配的实证思路，这并不矛盾。
针对历史气候的研究，势必需要引入定量化的方法与分析。定量分析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难点，香港大学章典教授研究团队在这方面较早进行了探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问题集中于人口、社会动乱、王朝变迁、社会危机等问题，定量化的数据、资料的获取是一大难点。历史时期的气候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是历史气候研究的基础，利用统计学、模型分析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是科学的理解历史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对历史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下述的过程。
随着气候变化研究的进展，学者注意到人类历史上很多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动乱和王朝更迭，都和一些主要的气候变化阶段对应到一起，如中国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动荡，十七世纪欧洲的社会危机等。这些研究主要是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定性讨论，定性分析还是有其不足，论证的科学性和说服力都受影响。极端气候事件是气候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并不能等同于气候变化。虽然大多数学者相信气候变化能导致人类灾难，但对气候变化在因果关系链条里面所起的作用有多大，还是存在很多不同认知。
在认识到定性分析的不足之后，定量研究方法被较多采用，并且研究的时空尺度有所增大。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开始研究气候变化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包括欧洲和中国的战争动乱、王朝更迭、人口增减等。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者发现历史上战争的高峰、朝代的更替和人口锐减大都发生在气候变冷、变干和/或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这一类的定量研究为历史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更科学、更令人信服的论据。其分析手段以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为主，有助于回应案例研究中面临的“巧合论”批评。
为进一步厘清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回应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经济动荡在概念上对历史复杂性关注不够的批评。学界尝试建立多种模型，模拟气候变化与社会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
早在1979年，日内瓦“世界气候大会”就提出，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研究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课题。同样，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变迁的研究，同样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和介入，历史学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参与者。历史学者也需要博采众长，综合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其他学科的思路和方法，从而更好地进行历史气候变化与社会响应的研究。孙义飞先生的研究，正是在这一领域的积极探索，值得学界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