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③ | 新乡贤如何参与乡村治理

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以乡村振兴和解决“三农”问题为当年政策核心。实行良好的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以上目标的重要举措，对此，“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浙江德清县在政府基层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诸多大胆、先进的创新性探索，其中在各农村推进的乡贤参事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一乡村自治新模式也越来越多地为多地所效仿。

笔者是浙江省德清县人，从小在家乡长大，对于家乡农村进行的创新与变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新时代，“新乡贤”与传统文化中的乡绅究竟具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其形成机制为何？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何种职能与作用？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所在的研究小组在德清县洛社镇东衡村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研。

新时代下的乡村精英

“乡贤”一词实则最早始于东汉，时称“乡老”，指在乡村有号召力，个人德行能作为民众表率的人。明代时，“乡绅”一词开始逐渐被使用，一般用来“通称乡宦之家居者”。到了清代，乡绅概念的地域性范围扩大，将非在乡的贤德人士纳入其中。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古代向来有“王权不下县政的治理传统”，乡贤成为了乡村治理的主体，《白鹿原》中就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写照。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具有悠久历史的乡贤重新出现在迈入新时代的东衡村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东衡村最初并未特意筹划推举乡贤以及成立乡贤参事会。2013年,东衡村面对石矿关停、整个村集体经济几乎无收入来源的状况，为推动发展,在广泛征求广大村民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经党员大会通过，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干部、党员、组长代表等19名乡贤组成的新农村建设推进委员会。推进委主动转变领导方式,变几人商议为众人决策，千斤重由“一人担”变为“大家挑”,这也成为了东衡村乡贤参事会的雏形。

随着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举措，因此将其进一步制度化。2014年,乡贤参事会正式成立。我们的访谈者大多是参事会的成员，其中最德高望重的就是74岁的陈景超。

陈景超的家是一新建的徽派建筑。这座小楼处在一个独立的院落内，从墙外望过去，此楼的侧墙上嵌着一行大字：中国农民藏书第一楼，内有藏书5000目15000册。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陈景超参与过《德清县志》的编写，主编了《东衡村志》，还以打油诗形式为东衡村制定了村规民约，提醒村民遵守一些法律没有界定的日常小事。

除了陈景超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外，东衡村许多乡贤的身份都是企业家、厂长、个体户，是掌握一定财富的精英。

陈景超告诉我们，东衡村所处的洛舍镇是一个以钢琴为特色产业的小镇，其中许多钢琴制造厂由东衡村的几位乡贤担任厂长，也有很多东衡村的村民在钢厂担任管理人员。在招聘人员时，这些乡贤会更多地招聘东衡村的年轻人“明明自家附近就有很好的工作机会，钱也可以挣，那何必让自己村里的这帮小孩到外面去累死累活呢？而且我们管理厂子的肯定喜欢用自己人。”

我们询问了本村人的薪资水平和其他员工的差别，得到的答案是在工资上双方没有差别，只是招聘时会更多向本村倾斜。

在与村民的对话中，我们也了解到乡贤成为精英而被尊重的原因。首先，村民非常看重乡贤一步一步将企业做大做强从而使自己获得财富的能力。浙江地区的商业文化也较为浓厚，出现过许多成功的商人，对于这些创业成功的乡贤，村民们最尊敬的是他们的智慧和能力。

其次，村民在价值观上对于“勤劳”有一种格外的强调，而很多乡贤将自己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都充满着艰辛与不易，因此村民对于乡贤勤劳致富的过程也非常敬佩。

最后，乡贤们成功后有许多反哺乡里的行为，同时积极为东衡的建设出谋划策，与传统印象中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完全不同，所以村民因乡贤的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其的尊敬。

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

在东横村，村主任和村支书走工地和检查土地治理的工作较多，因此，村民白天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很难找到村里的主要领导反映。大部分村民都会选择找乡贤。

乡贤施先生告诉我们：“我们乡贤开会跟领导开会肯定不一样的，我们讲什么都可以。平时我们几个乡贤跟村民在哪里碰到了，坐在一起吃个饭、开个小会也有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多讲讲、多听听。”

乡贤了解了村民的问题后，会找机会向村干部传达村民的问题，并即刻讨论出如何解决。对于乡贤反映的村两委工作中真实存在的问题，村两委也会认真听取后即刻改进。长此以往，村民对乡贤的信任逐步加深，直至对乡贤无话不说、无事不谈。

精细化、人性化是乡贤工作的特点。 “精细化”一词原本是管理学意义上的名词，其本质意义是一种对战略和目标进行分解、细化和落实的过程，找准关键问题、薄弱环节，分阶段进行。在乡贤的工作中具体表现为不搞“一刀切”式的工作方式，结合实际，仔细研究后再开展工作。“人性化”指的是乡贤们的工作坚持了以人为本，表现出了对人和人性的尊重，给予了人文的关怀。

乡贤高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一段自己以前的经历。2013年，村里房屋搬迁工作开始时，有五户村民不愿意搬迁，尽管村两委原则上尊重村民意愿，不强制搬迁，但还是希望能鼓励更多村民搬入村里新建的别墅。

当时的乡贤参事会也认真讨论过这件事，大多数人都提议应该去找村书记或村主任这样的“有分量的人物”出面，村民会听他们的话。但这时，高先生提出应该让他去做工作，因为他本人也是这五户中的一家，和其他人是关系密切的邻居，其中一户更是高先生的堂弟。乡贤参事会和村两委仔细研究后同意让高先生去做工作。

高先生仔细地了解了村里搬迁的政策，一方面与每一户村民沟通协商，另一方面带头拆了自家的房子搬迁至新房。堂弟一家和另一户关系非常好的邻居立刻跟着搬去了新房。剩下的两户坚持一个月后也开始拆房子，原因是“想念老邻居，自己单住觉得孤单”。

另外，高先生带头拆了自己房子的事让其他村民觉得很服气，“钉子户”不听高先生劝告的行为也让村里人对他们有些议论，说他们做得太过分，最后他们认为搬走对自己可能有些麻烦但毕竟没有损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住，因此决定搬迁。

除了有关村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平时村民们如果有什么好点子、好想法也会告诉乡贤，希望能在村两委未来的计划中得到落实。

比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富足，村民们产生了强烈的参与公共活动的需求，于是乡贤向村两委提出建议，为村民进行公共活动提供场地和设施。现在，村委大楼旁建有两个门球场，天气好时下午村里的老人会来此比赛，刚建造完成的幸福邻里中心也配备了乒乓球室，村东还有篮球场。

东衡村还建有一个电影院，周六周日每晚会播放电影，这也由乡贤根据别村的做法向村两委提出的建议。在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村两委一方面非常支持多开展一些公共活动，丰富村民生活，另一方面自身也有足够资金建设场地和设施。

乡贤还会牵头带领村民进行一些文体类的活动。在我们实地调研前，东衡村刚举行完了一年一度的“村晚”，有的乡贤策划或编排了节目，没有参与节目的只要有时间都去了现场。

在日常生活中，乡贤只要时间可以安排，就会在村中到处走动，与村民交流互动，有时就是在闲聊中，乡贤能够了解到许多切实的民生问题，部分村民生活的无聊也极大程度上得到缓解。陈景超与村民丁阿婆家有着几十年的友谊，陈景超经常在午后去丁阿婆家中闲坐，喝茶聊天，回忆往事。

除本村村民外，东衡村还有一些从邻近镇上乔迁过来的外来人口，乡贤平时有时间也会经常和他们走动来往，不让其有离群索居之感。村民孙老先生从30公里外的新市镇搬来东衡村帮助女婿的厂里照看传达室，陈景超也会在午后去他的住所和他一起看电视，交流时事。

对乡贤局限性的思考

通过上述文字，我们描绘了东衡村村民的乡居生活以及东衡村乡贤对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既然乡贤参事会这一制度对于乡村治理非常有效，那能否在全国所有的农村都进行推广和复制呢？东衡村乡贤工作取得如此出色的结果，是否得益于其自身某些先天的优势呢？

结合我们的调研，我们总结得出结论：东衡村以及浙江省乡贤的发展的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于能否在全国各农村进行复制推广仍然存在疑问，需要深入思考与讨论。

东衡村对于乡贤参事会的建立和维系具有先天优势。首先，东衡村自身经济发展良好。自2011年以来，东衡村在石矿平整后全村产业结构已经从传统的农耕模式中转型，以工业为主，形成以钢琴制造、木皮生产为主体的新型产业链。据陈景超介绍，洛舍镇政府在财政上每年甚至会向东衡村委借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东衡村在制度建设和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方面的探索。同时，也正是由于东衡村两委在财政上非常宽裕，因此对于乡贤提出的建议也有充足的财力予以实现。

其次，东衡村两委在乡村治理中也扮演了非常开明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东衡村村两委对于乡贤参事会的工作非常支持，村干部对于乡贤个人也十分尊重，具体表现在乡贤提出的建议，不论与村两委的看法是否相符，都会认真听取并充分讨论。同时，在乡贤进行其工作时，村两委也不会过多地干涉，给予乡贤充分的信任，让其发挥自己的才智，群策群力地解决问题。

最重要的是，东衡村自身维系了一个良好的乡村熟人社会。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描述——传统社会中那张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东衡村的乡贤的工作取得成功固然与乡贤自身的能力有着重要关系，但几乎所有的乡贤都认为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实只是因为和大家都认识，熟人之间说话更有效果。也正是在这样的熟人社会，可以做到如前文所述精细化人性化的工作方式，也能做到高先生所说的“找最合适的人去和村民沟通”。

但综观中国其他地区农村的现状和历史，东衡村自身具有的特殊优势并不为每一农村所有。比如中国仍存在许多农村尚处于小康水平的起步阶段，另一些农村仍面临艰巨的扶贫攻坚任务。对于这些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致力于经济建设，提升物质水平，还没有条件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设计。

同时，中国还有一些农村存在治理主体单一的问题。村两委仍旧独操权威，对于村中大小事务都掌握最终决策权，省去了与村民讨论和纠错的过程，有的决定甚至是由村支书或主任自己拍板决定，也不考虑某项决策的长远利益。村两委的强势和号召力的确有利于乡村治理，但如果极化为某种形式的“一言堂”，那必然不会孕育出如乡贤这样的多元治理主体。

最后，中国的许多农村近年来相互合并成了行政村。在行政村中，原有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被打破，村民们互相都不认识。也正由于村民们对彼此并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推举出来的乡贤，就具有了诸多不确定性。此前有学者也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发现行政村产生的乡贤很容易与村两委发生矛盾，更有甚者，所谓的乡贤反而成了村霸，完全背离了推举乡贤的初衷，使其对于乡村的治理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

有人曾说：“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奥妙就植根于中国的农村。”的确，要想真正读懂中国，也必须先看懂中国的农村。在乡村治理问题上，浙江省德清县结合了传统与现代，进行了大胆成功的创新，并成为一个基层治理的典范模式被各地学习和探讨。

但我们同样要意识到，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且兼具特殊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需要结合实践的经验，不断深入思考与探索，任重而道远。

（本文出自”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项目的田野调查。作者肖家忱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本科生。研究小组成员张芷铭、陈凌逸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