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最后的馈赠：真相一直在静静等待……
主持核泄漏调查和救援的列加索夫院士，在法庭上说出真相，指出了事故的来龙去脉。
“如果你是暗示苏联政府应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那你的立场很危险。”
列加索夫回应道：
“我们现在就在危险的地方，就因为我们的秘密和谎言，它们几乎定义了我们。
当事与愿违，我们用谎言编织谎言，直到我们忘记真相的存在。
可真相就在那里，我们每撒一个谎，就欠真理一条债。
而这债，迟早是要还的。
这就是反应堆爆炸的原因：谎言。”
克格勃的官员告诉他：
他的出庭记录、证词都将消失，职位和身份也将没有。
你将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等你死了以后，后人甚至不确定你是否存在过。”
克格勃确信列加索夫不会反抗，
就像很多知道真相的人那样选择沉默。
列加索夫，事故调查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在国内的网络上，质疑该剧有很多虚构、黑化苏联的声音，不绝如缕。
但实际上，从创作的角度来说，限制这部剧达到更高水平的，恰恰是它很难有多少虚构的空间。
由于苏联解体，和后来乌克兰内部政治斗争，大量切尔诺贝利有关的档案解密，加上民间持续追索真相的努力，不断有纪录片和非虚构作品发布出来。
在纪念事故30周年时，新华社曾评论称：“人们再次纪念切尔诺贝利，是为了牢记‘谎言是最大的魔鬼”的训诫’……事故发生后，苏联政府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封锁信息并反应迟缓，加重了生命财产损失。”
而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说：
因为一系列的问题，这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下文便参照口述史和报道、研究资料，还原一些真相被追索的时刻。
最早知道消息的人
切尔诺贝利爆炸几个小时后，电厂领导和当地官员围绕是否疏散市民，发生了第一轮争执；
第二天夜里，又争执了一轮，这次由相当于副总理的谢尔比纳主持。他是事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
正式疏散指令下达时，已是30多个小时后。
在这期间，4.3万名普里皮亚季市民对3公里外的灾变一无所知，少部分人看到过着火。
他们的生活一如往常，孩子们仍在广场玩耍——区别只是他们暴露在看不见的辐射里。
4月26日中午，街头测到的数值已经是正常值的1.5万倍；到傍晚，则攀升至60万倍。
照这个速度，市民在4天内就会吸到致命量。
“我的手下怀疑机器有问题——否则就是有人说谎。”负责监测的克伦班亚克上校回忆说。
而在厂房附近，“人体只要吸收15分钟就足以致命。”
有在电厂工作的工程师，试图用暗语通知家人——他们知道克格勃在监听电话；
有一个工程师借口回家吃饭，到家后赶紧带家人逃离——但还是被拦了下来。
俄新社摄影记者伊戈科斯汀，算是少数知道出事的人，但也不清楚有多严重。他找到一个开直升机的朋友自愿载他去了现场。
他第一个拍到了反应堆裂口照片：
“现场空无一物，一片黑洞，像是个死寂的坟墓……”
“我的设备很快全都卡住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电池没电了。
回到基辅后，我开始处理照片，我看到底片全都是黑的，没什么色彩。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照片全都暴露在放射线中了。”
他自己此后每年都得入院治疗两个月以上。
这已经是极度幸运——最早到达现场的记者，后来大部分都死掉了。
她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感觉不妙。
就在一个多月前，她刚发表了一篇调查切尔诺贝利广泛存在建筑和材料质量缺陷的问题。
再往前，当地的克格勃也曾向总部报告过二号反应堆的质量问题，最后以一位管理人员解职了结。
这也不是切尔诺贝利第一次出事。1982年，一号反应堆发生过燃料管爆炸，电厂总工程师因此被更换，消息被掩盖。
接替者就是此次爆炸时在任的总工程师福明。他是党工出身，通过函授学习了物理，此前从未在核电厂工作过。
除了少数高层，电厂工程师们唯一听说过的核事故，是1979年发生在美国的。
第二天的疏散只用了3个半小时，就把4.3万人含泪但平和地带走了。
为避免恐慌，他们没有解释事情的严重程度，
而且，只给居民2个小时打包行李。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批原子难民。
他们暴露在大量的辐射下，血液成分可能因此改变，引发癌症。
“到处都是辐射，它会穿透你的身体，侵蚀你的身体，你只会在稍后才感受到影响，有些人则是得等个几年……”
有人是低估了风险，甚至认为反应堆到5、6月份就能恢复使用。
有人则是出于某种英雄气概，害怕被笑话或是被找麻烦。
核专家瓦伦丁·费杜伦科就回忆说：
“我的面具在我口袋里，但不知怎的，我似乎不好意思戴上它。”
“亲爱的房子，原谅我们”
由于官方透露的信息太少，国际上流言四起，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通讯社和《真理报》开始介入报道。
距切尔诺贝利130公里的基辅，则决定照常举行五一节游行。但规模和时间大为缩短。政府想以此传递稳定的信号。
乌克兰第一书记也偕同家人与孙子参加了庆典。
后来，乌克兰国家档案中关于这次节庆的画面都消失了。目前流传的现场照片，主要是伊戈科斯汀拍摄的。
“我在场亲眼目睹，那是场死亡游行，那是恐怖的死亡。”他说。
当天的辐射值是正常值的几千倍，庆典让多少孩子遭受了辐射污染，目前没有数据公布。
多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承认这场游行是个错误，但又认为这是防止恐慌的需要。
5月1日下午，相当于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视察现场后，疏散范围开始扩大，最后广至电厂方圆30公里内的所有地区。
一个世界在几天内就被看不见的敌人夷平，文化被连根拔起，这比战争更糟糕。
有人从所有亲人的坟墓各取了一块土带走；
有人留下字条：“亲爱的房子，原谅我们”；
有孩子的字迹写着：“不要杀我们的组卡，她是个好猫咪。”
也有老人躲着没走，几天后被发现了尸体……
那里的人当时都已经遭受了污染。
再有5天后，官方第一次在乌克兰电台、电视台上提醒大家小心放射性尘埃。
第一批死去的人
危机还在持续扩大，反应炉持续燃烧并挥发放射性气体和尘埃。
4月26日深夜，专家组讨论后决定向反应堆投掷沙袋。后来又丢硼酸。
行动难度很高，安托什金将军自己首飞划定了路线。
最顶尖的飞行员也被从阿富汗前线撤回支援。
“几次任务后我的士兵就去洗澡进食，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呕吐。”将军回忆说。
从之前的消防员、工程师，到此时的飞行员，重度辐射受害者都被转至莫斯科第6医院。
这是专门治疗辐射疾病的地方。
“几乎所有人都很年轻。他们抵达时都还是潜伏期，穿着同样的睡衣，彼此开着玩笑……但我们知道，其中很多人会死。”医生回忆道。
部分运送他们的飞机和大巴，被拆解填埋，因为上面的辐射物太多，消毒已经没有意义。
“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至今无法释怀。”
他的遗孀露德米拉回忆说。
“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她怀了一个女儿，但出生4个小时后，就因为辐射导致的疾病去世了。
这是《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很多年之后，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又一次去拜访了露德米拉。她还会想起牺牲的丈夫，然后默默地哭泣。
她的爷爷说，露德米拉当年不该去照顾被辐射的丈夫，而应该保护好腹中的胎儿。
但露德米拉说，“我不后悔照顾他。但我希望死的是我。”
而消防员穿过的衣服，很多还留在普里皮亚季医院地下室里，其放射量至今依很危险。
必须要做点什么……
5月8日，戈尔巴乔夫邀请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到访切尔诺贝利。
布利克斯和苏联的科学家都很担心还会发生第二次爆炸。
如果是那样，离这里320公里的明斯克将夷为平地，整个欧洲都将无法住人。
苏联顶尖专家都被召集前来商讨紧急措施。
消防员把反应炉底部的水抽干——他们后来被称为国家英雄，但余生将受辐射病所苦；
空军又开始投掷2400吨的铅，吸热的同时也封住了洞口。但有些铅熔化后进入到了大气，形成了另一种伤害。
这场行动中，有600名飞行员遭受致命辐射。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
关于投掷这些总计5000吨的物品，是否起到作用，当时有很多争议——这暴露了他们之前缺少相关的研究。
主持此事的列加索夫认为自己是对的。
他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否认人们不会理解”。
比拿破仑军队盛大的“清理人”：
“从此失去了健康……”
5月14日，戈尔巴乔夫终于在电视上公开谈论切尔诺贝利。
他在讲话中攻击了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西方势力“肆意制造谎言”，表态苏联政府将会负责照料受害者的生活。
“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处于前线状态。”他后来说。
随后，10万预备役军人，和40万名平民，从苏联各地赶来。
这支比拿破仑军队还盛大的队伍，被称为“清理人”。
除了常规的消除各种物体上覆盖的放射性物质，他们还要巡逻屠杀猫狗等动物，因为这些动物的走动，会扩散污染。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记录了很多这种平凡的英雄：
“到了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才告诉我们目的地。其中一个家伙出声抗议。指挥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枪毙。’我的反应和那个家伙完全相反，我想成为英雄。也许这样很孩子气，但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
“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
“有时我想，这又不是战争，我为什么在这里冒生命危险，别人却和我的妻子睡觉？为什么是我，不是他？”
这其中，最困难的工作要数清除三号堆屋顶受辐射的石墨碎块和核燃料。
士兵们穿着简陋的铅制上衣，每组8名士兵、一个军官，每次只能工作2-3分钟，辐射太高时，有的人只能待40秒。
而且，他们穿着普通的靴子，所以身体下部并没有逃过辐射。
将军谨慎地计算着时间，“以尽量保全人命”。
最后不得不让这些士兵——“生物机器人”——顶上前去。
他感到嘴里有铅的味道，“一旦你有了这些感觉，就代表你已经吸收过度的辐射了。”
军方统计，有3500人参与了清理行动。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让屋顶辐射值降低了35%。
所有士兵都收到了军方颁发的证书，以及100卢布的奖金——相当于100美金。
“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屋顶的辐射值是每小时1到1.2万伦琴，那么高，根本不该派人上去。”专家组里的瓦沙里纳特瑞柯后来说道。
这项工程规模宏大，人们每次却只能在那里工作几分钟。过程中不能出现计算错误，否则，复杂的结构便没办法组装在一起。
石棺内有100公斤的钸，足够害死上亿人。而如果要让半数的钸消失，需要24万5千年的时间。
而这个石棺预计寿命是30年。
2016年底，在国际社会的资助下，在原址安装了新的石棺，棺内配有巨型吊臂，可以解体旧石棺，以及清除反应堆残骸。该视频为新石棺平移安装的过程。
这个新石棺耗资近20亿美元，预计寿命100年。
整个核事故的处理，据戈尔巴乔夫说，耗费了苏联180亿卢布的资金，这为他后来开展的改革，埋下了诸多困境。
关于事故责任，第一个官方结论在1986年8月公布，完全把责任推给操作人员。第二个发布于1991年，认为事故是设计缺陷导致的。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建设时，曾有两种设计方案可选：RBMK和VVER。后者更为干净、安全，但产能小，建设成本高，而且，它是“美式”的，前者则是苏联自己研发的。因此，它选了前者。为降低成本，也没有建控制辐射的混凝土设施……
但事故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英国承认他们在1958年也发生过核事故；
苏联和美国在80年代末一起推动了核裁军。
“我们计算过：我国最具威力的18飞弹，一颗的威力就是切尔诺贝利的100倍。而我们有2700颗飞弹，想像一下：它的破坏力有多大。”戈尔巴乔夫如此说道。
“切尔诺贝利说服了所有人，我们让自已国家身处在何等巨大的原子火山之上。“
控制核武核能，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痛苦仍在延续……
返乡的“清理人”很多都带上了疾患。
“我们全都有一堆症状：心脏，胃部，肝，肾，神经系统……都出了毛病。”一个“清理人”后来说。
这些病症，被专家称为“切尔诺贝利症候群”。
“你不知道自已还能再活多久，或是死于何种疾病，你也不知道自已的孩子，会受到何等影响……”另一个“清理人”说：“我们正逐渐从这个世界萎逝。”
2005年的《抢救切尔诺贝利》中，曾援引一个数据称，“清理人”中有2万人已经死亡，有20万人残障。
而对于全部因事故而死去的人数，统计差异很大，多数估计在4千到9.3万人之间。
但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从1987年就没变过：31人。
而且，不管是当地被疏散的人，还是这些返乡的“清理人”，他们都带着切尔诺贝利的标签，受到很多歧视。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的：
“你们从哪里来？”
“切尔诺贝利。”
一听到这个答案，人们就纷纷走开。
苏联解体时，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艾拉，设法取得了一份机密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其中显示：在事故发生两周后，就已经有10198人住院治疗。
“我这才发现他们说了多大的谎言”。
艾拉还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政府把正常人体能接受的辐射值提高了5倍，
这样很多人就可以达到痊愈标准回家了。
在白俄罗斯，一位名叫尤里班朵斯基的医生，因为发表跟踪研究污染区人口疾病的成果，后来遭到逮捕，被关押了5年。
“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持续时间这么长的灾难。”一位研究辐射影响的学者说，“以前，灾难发生后，活下来的人可以繁衍新的一代，文明得以继续。但现在，那些在事故之后出生的孩子，仍在遭受着毒害。”
1988年，苏联首次承认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总共有1750万人、其中包括250万儿童生活在污染区。如今仍有约500万人生活在这个区域内。
在乌克兰，事故之后的五年内，儿童罹患癌症的病例增加了90%。
而世卫组织认为，全欧洲的癌症患者可能因此多了2.5万名。
“这些人是这个世界的替罪羊。每当我去到切尔诺贝利，都有一种感觉：我不是在研究历史，也是在研究未来。”作家阿列克谢说。
她的姐姐是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医生，事故发生后2个月患癌症去世。
她收养了姐姐的女儿，并为真相展开了多年的调查采访。
她访问了方方面面的人，从科学家到军人，从官员到平民，从“英雄”到“逃兵”……
就像《切尔诺贝利》最后所说的：
“真相一直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
探索频道的纪录片《抢救切尔诺贝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午夜切尔诺贝利：世界最大核灾难往事》、《切尔诺贝利：一个悲剧的历史》的内容援引自公众号“克韩冷知识笔记”之“午夜切尔诺贝利”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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