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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登山队的生死营救

2019-07-20 11: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今年的喜马拉雅登山季,尼泊尔海拔8000米以上,20多人死于登山,他们散布在各个高峰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既代表了人类的勇气,也代表了人类的盲目。
我们跟踪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组成的登山队。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糟糕的情况:大拥堵、双目失明、力竭、糊涂。他们听到了印度人的呼救,争执过要不要救人,但最后选择了无视。
这不仅仅是一个登山队的故事。海拔8000米以上,人性会被放大。大自然给人类提供的一切权利都被取消了,只保留了最古老的一项,那就是自我保存。“在那个地方去讨论人性或讨论道德,不好说。”登山队的人说,因为,“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最终,这个故事以持续26个小时的营救告终。
撰文丨姚胤米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谷雨工作室
德州扑克的ALLIN玩法
冲顶前,在海拔7900米处的4号营地,刘永忠看到了第一个尸体,用登山绳挂着,“躺在那里”,是保加利亚的伊万。5月17日,伊万在洛子峰撤下来后,死了,队友把他放在了那里。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死去的登山者了。4月23日,一个马来西亚人体力衰竭,在4号营地上方,等了两天才被救下来,后来运回新加坡,也死了。
刘永忠在路上看到了这个新闻。他拥有15年的高海拔登山经验,“把它当做一个客观来看待”。直到这时,整个喜马拉雅登山季,已经死掉了10余个人。每个人都知道,这很正常,一个死亡概率问题。
1.3%。——数字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直到亲眼目睹,它才突然变得具体起来。刘永忠所在的登山队,冲顶珠峰的共有八人,有人开始感到害怕——他们有的是第一次挑战八千米以上,“从没见过这个”。
“今年,整个氛围都感觉到挺紧张的。”刘永忠说,特别是冲顶前看到了尸体,“会叫人有思想负担”。但路上,他们穿着厚重的登山服,几乎没有人谈论这个,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死亡并没有停止。等到他们下撤时,再次经过4号营地,“又有一个(尸体)躺在边上”。——拿个东西包着,两个登山者的遗体,一前一后地放着。
每年5月,登顶珠峰的最佳窗口期只有不到10天。今年,飓风“法尼”扫过喜马拉雅山,窗口期天气变得极其不稳定。5月14日登山路线开放后,山上仍阴晴不定,狂风大作,气温也低于平均水平。
四月底开始,所有的队伍都陆陆续续来到大本营,等待这个冲顶的窗口期。碎石错落形成的山脊处,密密麻麻支着帐篷,营地建在冰川的石头上。——每年,冰川都会变化,他们沿着冰川进去,搭建营地,等待时机。
从南线攀登珠峰的注册登山者共378人,欧美人、印度人、中国人,加上当地的向导夏尔巴人、厨师、后勤。到了5月中旬,大本营的人数最多时超过一千。
时间窗口很短,他们争分夺秒,都不想错过这个时间。
图|刘永忠
三十多支队伍,良莠不齐,陆陆续续地出发了。有职业登山家,也有业余爱好者,还有“想要在珠峰上见到佛祖”的人,以及印度军人。——他们有的临时组队,有的“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去爬珠峰”。
就在这时,孙斌组织的巅峰探游队(以下简称巅峰队)开始冲顶了。这是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登山队,4男2女,加上探险公司的向导,一共9人。他们中,有来自东莞的企业家,也有掌管5家上市公司的大佬、还有东北铁岭的老板,年纪大的已经超过50岁。
上山过程中,每个人都配了一个夏尔巴人。——这是生活在喜马拉雅的高山种族,从小生活在4000米以上,是必不可少的当地向导。
所有登山队将要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从大本营出发,2号营地、3号营地、4号营地,冲顶。——这个过程,他们会经历各种角度的冰雪坡、大雪原、陡峭的岩石地形、到了南峰后,一个雪脊向右拐,上岩壁,到达希拉里台阶,要登顶了。
经验丰富的探险公司会告诉登山者,每一步该做什么,甚至包括上厕所要采取的步骤:怎么把拉锁拉开,把里面的裤子脱下来。——在海拔8000米以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寻常。
有的登山者把这形容成打德州扑克,“ALLIN”,“全赌上了”。还有的人,“临出发前写好了遗嘱”。
准备就绪
4月9日,孙斌的巅峰队就赶到了大本营,提前了40天。在后来回忆那次致命的大拥堵时,他觉得很正常。——“登山者人数增多已经很多年了,这是个很明确的现象。”但是,这只是个环境的诱因,并不致命。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自身不够强大,也没有很好的用氧策略。
围绕珠峰,有大量的探险公司提供登山服务,西方的、尼泊尔的、中国的,但有些公司并不合格。在营地,可以看到大量的印度军人,还有一些身材很胖、能力不是很强的人,也来了。——利益驱动下,尼泊尔的管理比较宽松,这吸引了大量登山者。
孙斌看起来精力旺盛。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体型壮硕,双手宽厚而粗糙,说话沉稳而专业。读书时,他是北大山鹰社骨干,攀岩队队长。毕业后,加入中国登山协会,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珠峰火炬接力负责人。过去20年,孙斌登顶过七大洲最高峰,也徒步抵达南北极点。
2008年,孙斌创办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推出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极的项目。——90年代后,商业登山队出现,探险公司会帮助登山者做好一切:在珠峰,向导帮他们建营,把物资搬上去,帐篷、衣服、食物、氧气,都放在指定的地点。
3月20日,孙斌不小心弄伤了左腿一条韧带,4月19日手术后,在珠峰大本营又待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时间是废掉的”,膝盖消肿和弯曲上没有任何进展。高海拔地区氧气匮乏,就连拔掉手指上的一个倒刺,伤口都要天天流血不愈合。
他只能留在大本营指挥。——对于一个商业登山队来说,他的角色是必要的:登山队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协调人,能够准确地判断天气,应对突发情况。
参加这个项目的企业家,训练在半年前就开始了。以周为单位,他们在群里打卡,徒步、游泳、跑步。每个周末,孙斌还会带北京的队员到郊区跑步,提前适应“每天在高海拔区域要干的事”。
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到达营地后,前面20天,他们开始适应7300米左右的缺氧环境。——在高海拔,一旦缺氧是致命的。身体需要慢慢接受刺激,提高代谢能力。
接下来的六七天,他们从5000多米的大本营搭直升机下来,回到低海拔地区,让消化系统重新工作,“把适应过程中损失掉的肌肉和糖原找回来”:有的回到成都,有的到澳门、香港,还有的留在加德满都,吃吃喝喝。——“把体能恢复到90%。”
最后——重新回到大本营,准备出发。
图| rocker拍摄,孙斌供图
但他们一直等了6天,天气还没有稳定下来。从五月初开始,人就越来越多,很多人在大本营等了半个月。——来登珠峰的中国人有70人,和不同的探险公司合作。他们安顿下来后,互相走动,打听对方登顶的时间。
每天的安排很丰富。——“去冰山走走,攀攀冰啊”。队员们不断提醒自己:“接下来我要迎接挑战,我要攻顶了。”
出发前,孙斌把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要求在原本每人带3瓶氧气的计划下,增加为每人携带4瓶。——正常状况下,4瓶氧气可以支撑一个人16到24个小时。他们还准备了很多备用氧气,由夏尔巴人带上去。
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救了两个队员的命。
但并不是所有的登山队都做好了准备。直到开始冲顶,珠穆朗玛峰才显示出它的威力。
大堵车
刘永忠提前了两天,是最早登顶的一批。这让他们错开了那次大拥堵。那是5月20日。天气并不稳定,但他想要抢时间。——团队中有两个队员计划在之后冲击洛子峰,时间窗口很短。
21号早上,他们撤离4号营地。直到下来时,到6400米的2号营地,他看到那条上山路线,已经挤满了人。“哇,很震撼,整个感觉到,就好像行军这样的。”
他说,“下面排一大串,像蚂蚁上来。”
巅峰队的中国向导张宝龙就在这个“一大串”的队伍里。5月22日中午前,他们到了8000米处,支了一个帐篷,吸着氧气睡了一觉。到了晚上七点半,开始冲顶。
登山者的头灯星星点点,从4号营地蜿蜒向上,形成一条灯带。上山时,天色漆黑,只能看到头灯照亮的一小块路。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天渐渐亮了,队员们才看清周围的一切: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冰川,只容得下一人行进的狭窄山路上,密密麻麻排着200多人。
阳光的到来,让山巅显示出恐怖的一面,队伍开始出现拥堵。——在希拉里台阶处,四个印度女人停住了。她们穿的登山服,看起来很臃肿,上得很慢。“她们不掌握基本的攀岩技术。”下面有人怀疑。
“这样的体能,为什么会上来?”有人说。
张宝龙在队伍的尾巴处,被滞留在8600米的一块岩石上,等了一个半小时。那块岩石坡度很陡,没有雪,脚踩下去会滑,“然后会害怕”。等的时间越来越久,愤怒和埋怨开始在人群里滋生、激发。
有人开始骂骂咧咧,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但在山上,这是没用的,“也不知道在喊的是什么话。”有人催促前面,go,go,go。但回答是,howtogo?
“超车”是不可能的。要想越过前面的人,必须获得对方的同意。孙斌把这叫做“路权”。——有一次,他在北美爬山,风很大,前面的人走得很慢。
能不能让我们过一下,他说。Why don’t you get up early?很干脆的拒绝。
大拥堵开始后,危险出现了。体能在漫长的拥堵中快速消耗,有的人出现力竭、脑水肿、幻觉,每一项都足以致命——
一个美国人突然坐在路边,体温开始下降。夏尔巴人给他做心肺复苏。但没过多久,他的体力又下去了,就在那边坐着,直接死了。
8700米处,一个印度女人体能耗尽,突然开始说胡话,从人群中跌了下去,死了。
在攀登途中,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后来,他们才听说死人了。——巅峰队里,张宝龙感觉有人不对,就跟他聊天,拨弄拨弄他。
“你还好吗?”他说,“加油,你快登顶了。你现在不上你就死了。”
烦躁的等待。张宝龙觉得自己也有点缺氧。他把氧气调到了最小,感觉不到快与慢,“脑袋不太好使了,就在那一直站着”。
23日上午8点,巅峰队的队员全部登顶。
图|珠穆朗玛峰金顶
峰顶平坦的地方,只有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最多的时候,上面挤了接近二十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放弃。在下面一米台阶处,有人会等半个小时,直到上面的人下来。
有很多旗子,各种各样的。拍照片的,玩抖音的,还有打电话的。——巅峰队里,一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老板,背着球杆上去,捏了三个雪球,挥了三杆。
很危险,张宝龙说,大多数人几分钟就下来了。已经下撤的刘永忠几乎什么都没干。风特别大,从北坡,从中国那边吹过来,“一下子就冷了”。拉旗子也拉不开,冻得手指疼。他们只待了十分钟,就匆匆下撤。
此时天已经亮起来了。从世界最高峰看下去,山路显得极其陡峭。但这时候,危险才真正开始。
下撤、自保、呼救
上午九点半,孙斌的对讲机突然接到消息,两名队员在下撤过程中遭遇意外:一个队员突然失明,双眼都看不见了。另一个队员身体力竭,“站得太久,最后没劲儿了。”
两个出现问题的队员,一个55岁,一个56岁,都是知名的企业家,在那个时刻,他们的心态也稳不住了。
“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行了,我需要氧气,”一个说,“我需要夏尔巴,我要救援,我要直升机!”
“派十个夏尔巴给我,我要坐直升飞机。”另一个说,“给我打个帐篷在这儿,我要在这儿睡觉。”
“没有直升机。”孙斌告诉他们。直升机最高只能开到海拔7000米。你们得自己往下挪,孙斌说,我想办法派人上去接你们。
幸好他们准备了充足的氧气。路上,他们挖出了备用氧气。张宝龙和另外几个向导,把氧气开到最大,让他们吃东西、喝水、休息,然后一步一步往下挪,“他们很坚强,还没有废,还能往下走。”
张宝龙的绳子和眼盲的队员是连在一起的。——上山时,他就说有一只眼睛开始模糊。他牵着他的手,两只手握拳而对,每走一步,他的手都能打到张宝龙的手上。
“我往左你就往左,我往右你就往右。”张宝龙说。两个人走过南峰顶,在之前堵车的岩石那里,才走不动了。那里相对好救援一些,地比较倾斜,是一个“大面儿”,向导们把绳子系在他的脚上,“拿绳拽他脚,往下扯。”
移动效率非常慢,一个小时可能只挪动了几十米。整条下山的路上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了,“后面都是喊救命的。”他们已经看到一个人死掉了,还有一个人,半个身体已经被雪埋住了,歪在那里吸着氧。
一个印度女人,张宝龙说,但在当时,谁也不会把氧气给她,谁也不会上去救她。
他说:“也不是不管你,在8000米就这样,我救不了你,你死了就死了,这不是很正常嘛。”
这时候,失明的企业家开始说话了。“宝龙,你快,你上去把那个人救了,你要是救了她,我就跟你走,你要是不救她,我就不跟你走了。”说完,他做出一副要就地休息的样子。
“我救个屁啊,我还没把你救下来,救什么救啊。”张宝龙说。他压力很大,很生气,“你跟我耍什么无赖。”
又过了一会儿,失明的企业家突然大喊,“宝龙呢?宝龙在哪儿?我只听宝龙的话。”
“我就在你面前,你跟我走吧。”张宝龙慌了。
“我不跟你走!”他说,“你不是宝龙!”
张宝龙很生气,“我草,你他×老头也不听话,还不赶紧走。”他连哄带骗,“带拽”,用绳子绑着往下放。
图|rocker拍摄,孙斌供图
在营地里,孙斌“很紧张”,对讲机时断时续,他不知道山上的进展。到了下午5点,前方说,还没到8500米的阳台处。孙斌吓死了,“我说完蛋了,这怎么办,这边人赶快上去。”
一直等到天黑下来,四个去救援的夏尔巴才和张宝龙接上头,他们背着吃的和水,还有救命的氧气,“一共八个人,把这两个人弄了下来返回南坳”。这时已是晚上11点,他们整整走了26个小时。
失明的队员休息了一夜后,醒来就复明了。——在高山上,“眼压升高,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些问题”,睡一觉就好了。但另一个力竭的队员,身体透支严重,回到大本营称重,他比来时轻了13公斤。
“人都脱形了。非常惨。肌肉萎缩造成颈椎支持不住脑袋,都得用手这么托着。”孙斌说。
氧气不够用了
死亡是正常的。登山队员们反复强调,“这山上,去年也死了七八个。”张宝龙说,极限运动里,这已经是可以降低到足够小的死亡概率。
最可怕的情况只有两个:一个是坏天气,大风,看不见,“可能会迅速失温,迅速冻伤,就死在上面了。”
另一个是断氧。——只要三五分钟,就会感觉到全身发麻,“就像坐马桶坐久了那种麻,包括脸,也会表皮缺氧”,人体会冻伤得非常快,水肿也会出来,使人迅速失去行动能力。
氧气管理是登山者的重中之重。这次致命的拥堵,大多数死亡都是由缺氧导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探险公司是要被谴责的,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氧气策略,没有对客户产生评估。”孙斌说。还有一些人,自不量力,结果他损害到了很多人,他堵住了很多人,这些人是要被批评的。
在海拔8000米以上,老练的登山队员会反复告诉新手,管好自己的东西,尤其是氧气。登山前,孙斌的登山队会进行一种叫“视觉意象”的训练,把所有的细节像过电影一样,想上一百遍。
——你的背包里水、能量胶要装多少,吃的东西是放在兜里,还是背包里?风镜放在什么地方?头灯有没有备份电池?
——遇到突发状况,比如脸很麻,要检查氧气是不是在中间位置?遇到拥堵,叫夏尔巴把氧气调到2,一旦开始走了,加到3或者4。
夏尔巴人向导会帮他们管理物品。登顶时,备用氧气会被埋在指定的位置。但这仍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一旦氧气不够,登山者会命悬一线。十年前,第一次登珠峰时,刘永忠经历过一次。那次走的是北坡,状况发生在下撤途中,刘永忠觉得“怎么走得那么辛苦呢”,他以为氧气调小了,就回头叫向导帮他放大一点。
向导往氧气瓶上一看,“氧气没有了,放什么。”“没有了?那怎么办?”刘永忠急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向导回答,“你还要往8300那个营地,那里才有氧气。”
我怎么熬啊,刘永忠心里想,下去还有几个小时。“死了,向导不管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海拔。虽然呼吸困难,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但前面是一个陕西的队友,走得很慢。
“谁谁谁,我这个没氧气了,你能不能快一点。”他说。
前面没有动静。“他肯定也没氧气了”,刘永忠很慌。下面全部悬崖峭壁,不好超,就只能一点一点挪。他叫向导留意,有没有别人留下的氧气瓶。——一路上捡了三四瓶,全是空的。
几个小时后,他才到达营地,刘永忠看到陕西的队友已经“瘫在地上走不动,呼吸困难了”,向导到营地弄了瓶氧气,给他戴上。
死亡
这一次,到了营地后,危险也没有解除。下撤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到了4号营地,他们特别疲惫,决定在那里休息一晚。
半夜,有一两个队员叫了,说氧气怎么还没来。夏尔巴跟他们换了氧气。第二天一早,刘永忠身后一个帐篷里,一个中国队员突然大叫,叫得很急。
需要戴着氧气面罩睡觉。半夜,有一两个队员叫了,说氧气怎么还没来。夏尔巴跟他们换了氧气。第二天一早,大家陆陆续续醒来。刘永忠身后一个帐篷里,一个中国队员突然很大声叫,叫得很急。
“那个印度队员不好了!”他说。几个向导过去,看到印度人瞳孔已经放大,窒息。刘永忠以为他死了。
他们赶紧给他按了按胸部,印度人“咳了两下,就活过来了”——经过一晚上呼吸,氧气面罩上凝结了不少水滴,有时候会滴到登山者的身上、脖子上,但印度人氧气面罩里的水“恰好把氧气管堵塞了”,导致窒息。
刘永忠和印度人2011年就认识了,两人一起登过洛子峰。这个80后印度商人对珠峰特别执着。2016年,他们一起登珠峰时,印度商人没能登顶,特别遗憾。
刘永忠想,“登了两次,这次登上去了,下来如果睡了一觉,第二天又死了,那样就觉得很可惜了。”
他不想再失去队友。
2009年那次登顶,他的队伍里有一个江西队员,登顶前出现了脑水肿,开始变得狂躁。向导叫他不要上,“他硬要上”。他说,要把那个旗子拿上去。但登顶后下到8750,他就走不动了。
两个向导在那里陪着他,从下午三点陪到半夜三点,领队从营地派上去的两个营救的人还没上到8500,就看到上面那两个向导“带着队友的遗物下来了”。
他们和上来的人说,“不要上了,已经死了。”
第二天,几个向导上去,把死者的遗体往里面的石头那里挪了挪。死去的江西队友很健谈,他曾对刘永忠说,“自己有很多老乡在平湖的工业区办企业。”
他们年纪相仿,差不多都是四十岁左右。
67年前,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上后,越来越多人想要征服这座世界屋脊。从职业登山家,到民间爱好者,他们从各个国家而来,用肉体和勇气发出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在8000米以上,什么都没有,空气是稀薄的,有时会出现幻觉、眼盲、躁狂,人性也会被放大。——但是,“在那个地方去讨论人性或讨论道德,不好说。”
孙斌说,“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将近300个登山者将生命留在了珠穆朗玛峰。大风和大雪早已埋掉了他们的足迹。张宝龙说,有时候,夏尔巴人上山时,看到这些遗体,会用雪把他们的身体盖住。——“举手之劳的事,我帮你盖上了,你保佑我安全登顶。”
这次登山季,8000米以上,死亡人数超过20人,其中印度人最多。在珠峰南坡,尼泊尔死亡11人。北坡,中国有2个外籍登山者死亡。——一个女登山者罗音(化名)告诉我,等到她从北坡登顶撤下来后,听到后面的队员说,一个澳大利亚人不行了。
他们把他抬了下去。
珠峰大本营
有点恍惚
回到中国后,孙斌和登山队的企业家们先是飞到成都,在那里吃吃喝喝,他们全喝多了。——那个力竭的企业家,吃不下什么。只吃了点冰粉,说,这个好,凉凉的。
他们觉得很恍惚。
“你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那一天,”孙斌说,“——哥们昨天还在顶上,世界之巅,人这一辈子,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努力。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在一个目的地,一个舞台,所以你看我,哥们我不仅做企业厉害,我干其他的也挺厉害,是不是?”
媒体开始报道这次珠峰的大拥挤,把它描述成一场灾难。一个记者采访了一个来登山的美国医生,说这里混乱、拥挤,就像个动物园。在网上,故事风向变成——“有钱人没事闲的,花钱找死。”
登珠峰需要钱。孙斌的队伍,报名费为每人5万美金。综合其他探险公司的平均数据,一个人想要登顶珠峰,花费至少要在30到45万人民币。
带了多年登山队,张宝龙见过形形色色想要征服高山的人。他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年纪老的,大概都有一个想法,“想要证明我比同龄人的体力好,我还能登珠峰。”年轻一些的,除了个人爱好,“多多少少是要给别人看的”。还有网红,想要向朋友证明“自己还挺牛逼的。”还有通过直播登珠峰,给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涨粉,“卖卖东西,将来有一些营生”。
最后的一种人——单纯就信某个东西。“你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他们对这个东西付出的,远不是你能想象的。”
张宝龙和那位短暂失明的企业家一起登过峨眉山,他看见客户先点了一盏6666的佛灯祈福。这一次,登珠峰前,他和张宝龙说,“我是要上去见佛祖的。我祈求见到佛祖。”
下撤时,遭遇失明。他又对张宝龙说,“我祈求见到佛祖,所以我的两个眼睛都瞎了,我再也不敢祈求见佛祖了。”
“各怀目的。”张宝龙说。
图| rocker拍摄,孙斌供图
在登山圈,“就没有人觉得这些人怎么样,觉得他们都是傻×。”张宝龙身上有非常明显的锐气,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尖锐。但是,他说,这样看的人也很狭隘,“这些大哥们也不在乎。他们是干吗的,不知道啊。他们就天天在那爬那个石头,那石头有什么可爬的,还没珠峰好。”
张宝龙是85后,肤色很黑,人也瘦,是那种精瘦,从他露出来的胳膊、小腿,可以判断出他身上有很多这样紧实的肌肉。——我们在北京一个咖啡馆见面,谈起登山,他对我说,“我们都得到了很多。”
“就是,还挺需要一个勇者的心。”我说。“你还是认为登山者就是傻×比较好。”他用一种自嘲的口气说。
回到北京后,孙斌告诉我:
“就像马斯克做SpaceX登月计划,日本有钱人花了2.5亿报名,他图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我可以成为除了那些宇航员之外,第一个去太空中看看我的地球的人,这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好的一种感觉。”
——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刚刚在附近的一家理疗中心做完身体复健,掰动受伤的大腿,一趟治疗下来,“衣服全是湿的”。
5月31日,他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在北京昌平的柿子林卡开的一年一度的PARTY。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也去了,他们基本都经历了中国西藏、四川、云南以及国外等多地,“五千、六千、七千、八千”的进阶式登山训练才去攀登珠峰的。他们一起吃烧烤、喝酒、唱歌,折腾了一夜,也谈到了这次珠峰的事。
“一样的,”孙斌说,“你去月球上看一看,跟你去珠峰上看一看,本质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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