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更高质量发展①跳出“创新投入陷阱”

当前对于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理解多聚焦于如何推进一体化，而对“更高质量”本身的关注相对不足。

我们认为，“更高质量”应该体现在：上海要进一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要各扬其所长，实现长三角各地的发展更高效、更绿色、更协调、更共享、更开放。更高质量意味着更高效率。如何通过一体化促进长三角地区各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重中之重。

效率首先来自于分工的深化，来自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来自于体制机制的创新，由此实现区域经济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区域经济产出期望与随机前沿期望的比值的大小意味着经济技术效率的高低，该比值越接近于1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越高，比值越低，则意味着技术无效率状态。

基于2000年至2017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4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构建的生产前沿函数测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的经济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发展的不平衡性仍有不断扩大的态势。

江苏省和安徽省内部差异明显，其中，安徽省各城市经济技术效率值普遍低于0.5，这表明当前因为技术无效率，大量资源要素的投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在现有资源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效率，城市经济产出可以有超过50%的增长空间。江苏省13个地级以上城市中，盐城、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4个城市低于0.5。浙江省内各城市整体水平相对较高，1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舟山、丽水两市经济技术效率低于0.5。

从省级层面来看，2000年至2017年上海市、江苏、浙江以及长三角整体城市经济技术效率的平均值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而安徽省自2008年开始缓慢下降并低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江苏在2005年前低于浙江，但随后获得较快增长并逐步反超。2012年至2017年两省的技术效率水平相当，略高于同期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上海市经济技术效率在长三角地区中处于绝对领先位置，并在2008年后以较快速度增长。上海市在长三角区域发展中始终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创新是更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提高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效率的另一关键。

2008-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年均8.8%的增长，表明该地区整体上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过程之中。但我们进一步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测算结果表明，2008-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综合效率平均值为0.771，与自身最优水平相差0.229，综合效率偏低，反映出长三角创新效率远未处于理想状态，研发活动的实际产出占理想产出的比例为77.1%，创新资源的配置存在不经济性。对综合效率水平进一步分解结果显示，表征技术进步效率效应的纯技术效率远低于规模效率，表明长三角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总体上多源于创新要素的大规模投入，纯技术效率成为制约着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综合效率提升的核心因素，这就意味着加强制度创新和提升创新组织治理水平，是优化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关键。

从创新效率的3大指标来看，2008-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综合效率变异系数＞纯技术效率变异系数＞规模效率变异系数，表明综合效率地区差异性最大，纯技术效率次之，规模效率区域差异性最小。

2008年以来标准差、变异系数呈波动性缩小态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创新效率差异呈现波动性减小状态。但2015-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活动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的变异系数分别达到0.194、0.186、0.031，达到2012-2013年以来的新高，这种波动性变化的特征一定程度揭示了区域创新活动的发展存在不稳定性。

其中，综合效率变异系数的变动说明了长三角各市域对研发生产技术的利用有效性存在差别，既有技术进步出现时各城市对新技术的认可与实操能力的差异，也有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各种制度情境干扰的因素；纯技术效率变异系数的变动揭示了长三角区域创新系统各子系统对先进技术的投入与引进以及创新活动相关产业在技术层面的投放份额存在差距；规模效率变异系数的变动说明了各市域创新研发投入强度和实际创新活动效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长三角各级政府应持续加深对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提升创新活动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以进一步缩小区域内各城市创新效率的市际差异。

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看，政府支持力度（政府科学技术支出）、人力资本（R&D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工业化水平（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三大要素对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金融发展水平（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占GDP的比例）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综合效率有着正效应，但作用不显著，今后需要推进科技金融的发展，推动金额机构有机融入区域创新系统。

对外开放度（净出口占外贸总额的比重）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综合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极其微弱，这与长三角作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的地位不相匹配。通常情况下，对外开放水平愈高，越有利于带来资金、新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减少研发人力、物力的冗余度，提高创新效率，而长三角的实际状况表明，本土企业对国外技术的吸纳与模仿存在门槛效应，创新型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不足，新技术、新管理技能等的社会推广受阻，企业间的技术溢出锁定在中低端技术与低成本生产模式上。

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综合效率有着负效应，但作用不显著。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R&D经费投入愈多，而R&D人员的培养需耗费大量时间，未必能跟上经费增多的步伐，易造成经费投入的冗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原因在于：

一是政府干预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使得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并未完全确立；

二是不完善的市场环境驱使企业更愿意选择技术保密方式维护垄断地位而非专利申请以防止技术外溢，间接降低了创新成果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

三是相关研究发现，企业R&D投入强度处于合理规模时，企业R&D投入对创新效率的积极效应才能充分发挥，而长三角地区为数众多的企业正处于“创新的困境”，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尚未处于合理的规模区间。

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企业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发挥科技金融的支持作用，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建立良好的专利保护制度，改善企业的研发规模报酬，跳出企业增加R&D经费投入却难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创新投入陷阱”。

（作者滕堂伟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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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