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联会|上海如何解决外籍人士医疗需求

上海中青年知识分子联谊会课题组
2019-05-30 11:04
来源:澎湃新闻

中国基础医疗服务能力并不比泰国、印度差,而医疗服务费用相比许多欧美国家也较低。随着中国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在华工作生活的国际人士越来越多,他们基本都有国际商业保险。为何中国没能像泰国、印度那样,成为全球知名的医疗旅游目的地;甚至那些在华工作生活的国际人士,在一些基础医疗服务领域如母婴服务,还要特地回母国,造成其在中国工作生活节奏的脱节。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国内基础医疗服务体系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上海作为中国跨国公司集中度最高、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大都市,对此困局感触更深。

因此,本课题将以在沪工作生活的国际人士母婴服务为切入,开展调研,以寻求进一步提升上海基础医疗服务国际化程度的突破口,为上海打造宜居宜业的国际化大都市提供支持。

之所以选择从母婴服务切入,是因为其技术难度不大(不需要很好的仪器设备以及高超的医师技术水平),国内许多医疗机构都能开展此类业务,外籍人士也不一定要回国才能生小孩。因此这类业务具有典型的基础医疗服务特征,对于打算长期在沪工作生活乃至安家立业的外籍人士,这是常规需求。

瓶颈问题

通过访谈调研,我们发现:上海涉外基础医疗服务的瓶颈,主要体现在国际诊疗方案的对接受限、以及基础医疗服务团队整体国际化程度不高这两方面。

1.国际医疗诊断方案对接受限以溶血症为例。欧美国家RH 阴性血比例约占总人口15%,比国人高出许多,在生第二/第三胎时容易引发新生儿溶血症。

国外通常会给产妇提前打一种溶血抗体———抗D 免疫球蛋白。此类抗体在国外是普遍使用的常规药物,但在中国,由于人种差异,受众人群少(RH 阴性血比例低,且多胎生育情况少),市场需求量小(上海一年可能也就几支);又由于药物引进审核流程长,还会涉及某些潜在灰色成本,因此国内药企引进该药的动力不足,内地也就一直没有合法进口的抗D免疫球蛋白。之前一些合资私立医院能通过护照审核辅以相应冷链跟踪,以外籍病人名义从国外自行带来注射。但疫苗事件后,相关政策和管理越来越严,此做法不再适用。即便2018年1月1日抗D免疫球蛋白已通过国家审批进入临床阶段,基于CFDA 以往做法经验,估计距离上市还将有3~5年。目前患者没法将抗体带入境,而国内又没有合法的采购途径,有需求的外籍产妇只好回国生育,加上之后的恢复调理期,对外籍人士在沪稳定工作生活带来较大影响。

再以小儿疫苗为例。国内外打疫苗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在国外有些疫苗第三针要在小孩两岁前打,而国内则规定满两岁后再打。之前一些涉外私立医疗机构能拿着国外医师开出的诊疗方案作为背书来操作———这也是民营医疗机构区别于公立机构重要竞争力之一。但如今一类疫苗接种受严格监管,很多涉外私立医疗机构并不在被授权范围内,只能推荐原本一直在本院就诊存档、有此幼儿疫苗接种需求的外籍人士去其他机构接种疫苗。这过程中对于语言文化沟通、跨医疗机构的诊疗方案认可、涉外病例档案的管理、相关费用结算等,都带来一系列麻烦。

2.基础医疗服务团队整体国际化程度不高涉外医疗服务并不只是针对“头疼脑热”的急病问诊,更多体现在系统性服务体系。以语言为例,不仅要求医生,还要覆盖包括护士、检查技术科室、药房、结算等各环节;此外,病例档案全英文存档与全程跟踪、国际医疗保险覆盖、病人本身宗教文化契合等看不见的后台服务领域,才是涉外医疗服务是否体系化的关键。

以泰国某些涉外医疗机构为例,拥有上百名持有美国医师执照的医护人员。而国内,即便设有国际部的三甲医院,常常仅有国际部的一些医生、护士能讲英语;但到药房及其之后检查的技术人员,其英语沟通能力并不达标。特别是对医疗报告的记录和留档,如何保证在建档、回访、治疗等应用场景切换过程中,中英文翻译不出错,以及若因翻译出错或不精确而带来的医疗事故如何归责,无论对院方还是对监管单位都是极大挑战。国内一些合资、民营医院在系统性英语环境方面,其实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他们在综合性治疗方面存在不足。比如和睦家在外籍人群母婴服务领域拥有一定知名度,但当产妇出现并发症时,就只能将其转到附近公立三甲医院。这也令他们在外籍人群中的服务可靠度大打折扣。

原因分析

其实上述两方面问题都不是硬伤。前者针对国外应用已普及、在业内也有成熟规范的特种药剂使用,完全可以走“快速通道”;对于后者,加强有涉外医疗服务能力的民营机构,和医疗综合服务能力较为健全的三甲医院之间跨机构协同诊疗机制来解决。这些领域,上海也都已出台或部分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和试点机制。之所以还没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各项创新试点政策过于分散,涉外成熟度较高的民营、合资医院与综合诊疗实力较强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之间协同不足。

目前上海选择医疗创新试点,常以医院专家知名度、顶尖医疗服务水平为标准,通常都落在各类公立三甲医院。如以2018年9月下旬刚成立中国医院协会国际医疗与管理专业委员会为例,该协会旨在促进国际医疗资源对接与合作,打造国际医疗交流平台,推动国际医疗服务发展及其规范管理。然而看其专委会构成,1个主任委员和8个副主任委员均为公立三甲医院领导,或医疗服务配套提供商(医院建设、投融资、人力资源等),并无一个以涉外医疗为主体的民营医疗机构在内。

这些公立医院虽然很多也设立了国际部,但正如之前分析,并没形成系统性的国际服务配套能力;这些大型公立机构主要还是面向国人提供服务,涉外病例在其内部只是小众情况,不会像涉外中小型私立、民营机构那样根据细分市场特点灵活调整———大型三甲医院若要调整,其复杂度和影响面实在太大。然而对在沪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而言,他们对常规性服务需求远多于疑难杂症需求;若真遇上后者,往往也是选择回国治疗,很少会需要用到国内公立三甲医院顶尖医师资源。

解决建议

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性质医疗服务机构主要客群特点,以服务好在沪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为目标,选择合适机构作为创新试点,予以充分授权,并建立起与其他医疗机构间的协同机制,从而形成长效迭代机制。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首先便是要改善当前各类医疗创新试点分散、选择标准与试点目的并不完全匹配的情况。

建议可以根据接诊外籍病人数量、与外籍保险公司合作数量、医疗服务语言覆盖程度(如外籍病例、覆盖科室/医疗服务各环节的渗透率)、外籍医师数量等角度确定新的涉外医疗服务试点选择指标,挑选目前已经在市区范围内有布局设点的医疗机构,作为试点对象,以方便其更好针对“小概率”事件开展创新突破(比如特定药剂海外购买渠道的特殊审批通道、国际诊疗方案在国内的对接延伸、背书审核等),从而更好地控制创新试点风险,避免对于一些政策调整影响面过大、管理条例执行尺度“一刀切”的问题。

同时可以为这些涉外医疗创新试点机构,指定附近大型公立三甲医院作为试点协同合作单位,在科室检测报告认定、设备与相关技师配备等方面予以保障,降低这些试点单位因用例需求少而带来的设备、人员空置问题,避免重复投入,让他们将更多精力放在软性机制与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上。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涉外医疗,北京在考虑从规范医疗旅游准入标准入手(如JCI-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希望通过这些努力提升外籍人士对中国医疗服务的信任度。但外籍人士目前对中国医疗服务能力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系统性缺失也不是自上而下直接切入能够解决的,需要有个不断迭代完善的过程。对上海而言,考虑从在沪工作生活的国际人士入手,让他们成为上海服务向外界展示的直接窗口和口碑来源,该做法更具操作性。

此外,民营医院对资本市场接受度更加灵活,随着机构投资和产业资本纷纷涌入,借助资本力量整合资源,加速市场扩张,在管理模式、医疗技术、服务质量以及规模化运营等方面实现升级,再辅以与大型三甲医院间的协同机制,相信其很有机会成为上海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服务在沪国际人士的首选方向。

上海这一涉外医疗服务高地的建立,让在沪外籍人士都能安心工作生活的同时,也有助于打造“上海服务”品牌与口碑;通过目前已经进入中国的几十家国际商业保险机构宣传,也将进一步吸引更多长三角外籍人士客群,提升其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这一结合民营经济自下而上创新模式的推行,也区别于目前北京打算自上而下创新、海南打算依托特区全面放开政策实施改革的做法,更符合长三角国际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创新活力旺盛的特点,更有利于日后经验总结与其他地区复制学习,更贴合上海先试先行的“改革开放领头羊”角色。

课题组成员

组长:蒋颖

副组长:刘明华

组员:鲍贝、杨伟娜、王欣、管晶晶、蒋熹、周潇

    责任编辑:柴宗盛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