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瑶族妈妈的客房”扶贫实践启示：女性赋权难在哪

H村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山区，全村57户农户，约210人，是一个瑶族聚集的山村。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这个村庄几乎没有留守现象，很少青年人长期外出打工。村内社会分化程度较低，几乎没有富裕户，贫富差异很小。

2015年，笔者带团队驻扎该村展开驻村扶贫工作。当年，全村人均收入为4300多元人民币，其来源主要是甘蔗、砂仁等经济作物和山地出租所得，全村平均债务高于收入，属于典型的深度性贫困村庄。

扶贫团队根据H村地处热带雨林、气候和文化资源丰富等特点启动了“瑶族妈妈的客房”扶贫项目。2017-2018年，全村来自客房和厨房的新增收入达到了80万元以上，户均增收高达1.3万元以上。

本文希望通过介绍和分析“瑶族妈妈的客房”这个案例，展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妇女直接参与经济创收究竟会对贫困和自身地位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村庄性别关系的发展。

“瑶族妈妈的客房”因何而来？

进入H村可以很容易看到上山砍柴和背柴的、到猪舍喂猪的基本都是女性，甚至年过70岁的女性也出去砍柴。

如表1所示，44户接受调查的农户中，31户的家务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只有13户是由男女共同承担；33户农户的养猪、养鸡活动完全由妇女承担，只有10户是由男女共同承担，这10户中男性基本上是在“老婆忙不赢（忙不过来）的时候会帮喂（鸡/猪）”。

经济作物的生产是以男性为主，虽然女性参与粮食作物生产的比例较高，但男性依然是主要承担者；正式的社交如出村参加婚礼和葬礼等大部分是男性；重大事项的决定、参与村内事务管理和家庭财务管理也是以男性为主。

笔者与L叔讨论将他家的土地让给村里做集体猪舍时，L叔的爱人听到后开始与L叔用瑶话激烈交流，可以感受到她是反对的，结果则是L叔果断地做出让地给集体的决策。H村有很多初中、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找爸爸要钱，给不给钱也是爸爸说了算。D哥常常自豪地说：“我每周都给儿子钱啊，没办法啊。”

H村的家庭分工呈现出典型的“女内-男外”模式。从H村的家庭劳动分工可以看出，H村的家庭性别关系存在着女性依附问题。A姐说的话让我们对于这两者的联系有了一点理解，她说：“他们很辛苦啊，干得比我们多，挣的钱比我们多，所以他们都说了算啊。”

从H村家庭劳动分工模式可以看出，养殖业和家务劳动是妇女主导的领域。如何将这两个领域与市场对接是这个项目的关键。养殖业的市场波动大、成本高，增加规模的投入和劳动力需求都很大，如果大幅度增加劳动力投入势必大幅度增加妇女的负担，因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不会因此而减少。

基于反复的讨论和当地发展优势和潜力的分析，研究团队与村民决定利用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建设小型会址和自然教育为一体的新业态村级经济，其中“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成为发展新业态经济的核心。“瑶族妈妈的客房”就是在每个农户新建的干栏式木楼里建设一套嵌入式高端客居，通过这个客居将妇女的劳动与市场对接。由于家务劳动是妇女的“文化空间”，与市场对接以后，这个文化空间自然成为妇女独立的“经济空间”，从而形成了一个基于原有劳动分工模式的妇女经济创收路径。

“瑶族妈妈的客房”带来了什么？

“瑶族妈妈的客房”从建成并开始运行以来，除了单身男性家庭以外，所有在婚家庭的客房都是由妇女管理。表2为H村近30位妇女管理“瑶族妈妈的客房”所花费劳动时间的极值与平均值。

当地妇女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为一天100-120元，“瑶族妈妈的客房”一天最低收入为300元，按照客人入住一天计算，妇女平均需花费半天的服务时间，而随着客人入住时间延长，平均每天所花费的时间将大幅下降，在总劳动时间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近两年的客房运营中，绝大多数客人入住时间为3天以上，按照表2的平均时间计算，客人入住3天，妇女花费总时间为(3小时+50分钟+28分钟)*3=314分钟，平均每天105分钟，小于2小时，即妇女进行不足2小时的客房服务便可获得300元的收益。这意味着“瑶族妈妈的客房”能够间接地将妇女的家务劳动市场价值化。

H村已建好的客房自投入运营以来收入情况如图1。由于客房建成的时间不同，投入运营有先后，所以户与户之间的客房收入差异较大，获得最高客房收入的第一个农户于2017年4月首次投入服务，截至2018年12月收入超过25 000元；最近一批建成客房的农户于2018年8月陆续投入服务，截至2018年12月最低收入也有近4000元。2018年，H村由于亚洲野象的侵扰基本停止了原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的甘蔗种植，“瑶族妈妈的客房”的收入一跃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Z哥说要是没有客房，他两个妹妹的上学都会有问题。L叔说他家现在也是全靠这间客房了。通过“居室”附加“客室”而形成的“瑶族妈妈的客房”最终成为妇女通过家务劳动延伸出的经济创收空间，这个空间的再造明显改变了性别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比重。

“瑶族妈妈的客房”不仅给每个家户增加了收入，而且客房收入取代其他收入成为所有建有客房家庭相当重要的收入来源（如图2），占H村2018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37%。

L叔算过一笔账，2018年度他的家庭种养殖总收入为4500元，村干部补贴为2400元，边民补助为2000元，退耕还林补贴为1250元，种粮补贴为840元，而“瑶族妈妈的客房”及厨房收入为26000元。也就是说，H村妇女的劳动所提供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很高，因此可以认为H村家庭的支出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妇女的贡献。

除此之外，由于“瑶族妈妈的客房”建设过程中培养了男性村民的建房技术，2018年起村内自发组建起两支施工队短期外出包工建房，年创收总额超过20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12%。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增加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贫困的缓解。很显然，H村贫困的大幅度缓解得益于妇女的贡献。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将妇女发展作为减贫路径的有效性。

“瑶族妈妈的客房”改变当地女性什么？

H村的妇女在“瑶族妈妈的客房”这个新的经济空间里，将自己的家务劳动技能转化成市场收益，对家庭生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是否通过参与市场活动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赋权呢？

经济收入“归属”的尴尬

与客房收入比较高的家庭聊天中发现，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没有觉得这是“女人的收入”。客人离开以后，H姐在收拾房间，问她这客房的收入是不是她挣得，她笑着说：“不是啊，是家里一起啊。”

从花费的劳动时间来看，客房的服务是女人做，但是似乎连女人也不觉得这是自己的收入。M妹说：“这个事（家务）不费劲啊，随便就做了，没有客房也是我做啊。”F姐和几个妇女出村到山下打工，一天工作10小时只挣到100元。J妹也打工，估算去年挣了2000多元。她说这是她的钱，问她为啥，她说这是她辛苦挣的啊。

客房和打工收入都是妇女挣的，但是却发生了收入“归属”差异。当把无偿家务空间通过“瑶族妈妈的客房”转化成有偿的经济空间以后，H村的人竟然没有形成“收入归属”的性别认同，而同一时期的妇女外出务工收入则有着清楚的性别认同，而且很多妇女对于自己打工的收入有较高程度的支配权，如H姐“有去打工就给自己买衣服，在家就不买”。

事实上，从2017年开始产生收入到2019年，通过日常观察并未发现H村的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决策权有所提高。说到这个问题，F姐说“这能有啥变化，我们还是我们啊，人家男人不想要我们还不是就不想要啊”（随后她称自己说的是笑话）。G姐说挣的钱是大家的嘛，大家一起商量；但是H姐说，那可不是啊，男的想花的还不就花了啊。

很多男性认为“瑶族妈妈的客房”是以他们为主装修起来的，现在妇女多花点时间打理也不能说就是妇女自己挣的钱。L哥说不管谁挣的钱都是家里用，但是他不得不同意家里买摩托车、给孩子买手机都是他说了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瑶族妈妈的客房”虽然是妇女在负责管理，但是很多情况下收入都是通过微信转给了丈夫。微信转账一般要求村民的微信账号绑定银行卡（以便取现），也需要收款人能熟练使用该手机软件。不计长期外出成员，H村80%以上的家庭只拥有一张农信社银行卡，其中大约90%的银行卡户主都是男性；而且村内女性拥有微信账户的时间普遍晚于男性，目前H村加入村集体微信群的146位村民中仅有37位是女性。

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对于客房收入的控制，然而，即便妇女能够控制这个收入，妇女直接收入的增加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性别的决策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赋权效应下的性别福利异化

除了从决策的维度观察经济赋权的性别影响以外，妇女经济收入的提高如何影响妇女自身的福利也是一个反映经济赋权效应的指标，尤其是很多福利维度的指标直接与女性的贫困化问题相联系。由于村内便民店主要为村民服务，因此便民店的商品出售情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村民的福利变化。

根据便民店在烟草局登记进货的准确数据，2017年和2018年其香烟进货额接近10万元，约是2015年的1.5倍。便民店老板坦言这两年销量增加最快的商品就是烟酒（尤其是烟，因为改造项目支持村长开发自烤玉米酒，村民现在都去村长家买酒）。

根据便民店在烟草局的微信订单数据统计，2017年该店总共出售1270条香烟（每条10包），估计总售价为112 006元，2018年总共出售1131条，估计总售价为111188元（全部按照标价售出的情况）；2017年平均每包烟售价为8.81元，2018年平均每包烟为9.83元，便民店老板表示常购的香烟品种并未涨价，那么这一均价的上涨就意味着村民在2018年比2017年更频繁地购买每包10元以上的香烟种类，从侧面反映了村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便民店老板肯定了我们这种猜测：“从去年（2018年）以来，更多人来了会买11块钱的烟，抽8块钱的人少了一点，家里来客人也会买更贵一点的烟。”村民主要消费价格为8-12元的香烟，现金宽裕的情况下会选择这个价位中较贵的品种。便民店的销售额并不能全面反映村民的总消费，不少村民在出村道路硬化后增加了到镇上购买日用品的频率，其中也包括烟酒。根据2015-2018年的全村普查数据，农户烟酒（由于农户难以清晰分开两者的消费情况，因此在调查中烟和酒记为一项支出）的户均消费趋势如图3。

便民店在增加烟酒进货量和丰富烟酒种类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女性卫生用品的数量，与2015年以前一样，店内只销售2-3种卫生巾，销量并没有提高。虽然烟酒和卫生用品销售的差异并不必然反映出性别的福利差异，因为H村烟酒的消费一直都是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这是其文化的一个部分，但可以明显看到，收入的增加首先刺激了烟酒的消费，而烟酒消费的主体是男性。

H村第二种明显增加的商品是摩托车。2018年有18个家户新购置摩托车19辆，超过总户数的30%。由于进村路硬化后驾车不再有太大的困难，妇女也会开着摩托车进出村，但是摩托车依然是男性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因为男性负责市场采购及其他公共事务。

2017年下半年H村通了4G网络，不久之后全村覆盖了Wi-Fi；2018年全村新增手机约40部，几乎都是男人或上学的孩子用新手机，然后把用过的手机给妇女。问F姐为什么不买一个新手机，她说能用就可以啦，他们（丈夫）要新的手机好用，能转账。

H村妇女的总体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以上的妇女对现在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H村妇女相比于男性在自身福利方面的改善，也不能反映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赋权。

相反，男性是这个过程中个体福利改善最大的群体，因为摩托车、手机以及日常的烟酒消费都是男性为主的消费项目。H村在经济赋权条件下造成的性别福利差异暗示了在特定文化条件下通过经济赋权实现对妇女赋权的复杂性。H村妇女对现状主观评价的普遍满意与其自身创收所得更多地流向对家庭总体福利（尤其是男性福利）改善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暗示了在这样一个传统村落里，通过市场性赋权来打破性别不平等结构的艰难性。

为何经济收入增加未能实现女性赋权？

笔者在H村生活工作了近4年，刚刚入村时就注意到了某种“先入为主”的现象。H村的妇女总是躲在离外来人很远的地方，即使现在也还是这样。你问她们问题，她们要么掩面而笑，要么躲走。好像除了F姐等少数几位妇女，我们和很多妇女这么多年都没有说过多少话。前述的性别分工（表1）中，H村从对家庭事务和财务的决策到对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等都呈现出男性主导的性别模式特点。

村里人说Y哥过去很有钱，因为外面“有女人”，把钱都花没了，当问到他家女人对此有没有意见时，村里人说“我们瑶族女人贤惠啊”。另有L哥经常打骂妻子，但是妻子从来不反抗。

“瑶族女人贤惠”好像隐喻了一个如同玛丽亚·格林（Maria Green）所说的“习惯了的伤害”（sanctioned harm）的文化现象。

即使和爱说话的F姐聊天，也会发现她对此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用她的话说“我们瑶族女人就这样啊”——家里来客人时妇女从来不会同桌吃饭；当肉和脂肪类的食物短缺时，要优先保证男人的供给，“因为他们要出去干重活”；过年吃杀猪饭，好吃的肉也都是男人们先吃。问F姐为什么，她说“他们要喝酒啊，喝酒就得吃肉啊，就这样啊”。

目前F姐家不仅建有一间“瑶族妈妈的客房”，还有一套“瑶族妈妈的厨房”为进村客人提供餐饮服务。厨房的收入归F姐，客房的收入归她丈夫。厨房和客房是两个人共同打理，F姐花的时间比丈夫多，所以收益更高的厨房收入归她所有。

尽管作者在H村所观察到的家庭性别关系如此多样，村民所呈现出来的性别差异甚至“性别不平等”可能只是一个文化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我们依然假定H村存在着普遍的性别不平等。村里人绝对不会承认村里的男人压迫女人，因为他们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解读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但是从村内日常生活的呈现可以发现H村本质上仍属于男性主导的社会。

H村妇女觉得男人重要是因为他们干重活，挣钱养家。例如，D哥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常会在开玩笑时洋洋得意地说“我挣钱多啊，当然要说了算”，大多数妇女对此表示认同。

H村的男性都承认，妇女们通过“瑶族妈妈的客房”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通过H村家庭支出的分析发现，妇女劳动所产生的收入是真正意义上“家庭的”。当然，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劳动所带来的收入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的”。

但是H村“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实践所展示的性别含义在于：妇女收入带来的福利效应在惠及家庭的同时，有相当一部分的收入被男性所“捕获”，成为改善男性福利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女性收入的福利效应在流入男性的同时并没有伴随女性福利相应的改善，却是在妇女做出牺牲的基础上发生的。

这种针对妇女的反贫困路径所产生的减贫效益外溢和性别福利异化显示了通过经济赋权来实现性别平等路径的复杂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通过提高经济地位而从根本上改变女性地位的众多理论假设。

[作者李小云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陈邦炼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宋海燕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董强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文章改写自“‘妇女贫困’路径”的减贫溢出与赋权异化——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扶贫实践的发展学观察”论文（《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2期）。文章有删节，略去参考文献，并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