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三十年做实业闯进世界五百强，几天前他走了

张士平，一个颇具神秘感的传统制造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三十年时间做进世界五百强和山东首富。他执掌的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铝业的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在不同时期成为了各自行业内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都在香港上市。魏桥纺织生产的牛仔布充斥全球，你身上很大可能就穿着他的工厂生产的布料。另外，90% 的苹果手机壳体所用的铝板材料均来自于张士平的工厂。他的企业年产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人民币。 

生活里，张士平简朴到了极致，《财富》的描述里，“他不用电脑、不用微信、没有秘书，掉在饭桌上的菜也会随时捡起吃掉，宁可被磨掉一层皮也不肯穿上衬衣劳作；张士平纪律严明，曾勇于开除'官二代'员工，而该员工仅仅偷吃了公司三颗花生米。他也没有秘书，直至今天他依然独自出差。他说：只要我自己拎得动行李，我就不用别人。等我拎不动了，也就是该休息了。这位亿万富豪的零食只是——两根绿萝卜和一盘炒花生。”

张士平的原则性很强，他发誓此生不会跨入利润丰厚的房地产行业，绝不染指其可以轻易进入的期货交易，并且对金融和互联网态度冷淡。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原本是一个小地方的小人物，却胆大、强势、“野蛮”，并熟谙官商之道。这使他成为中国地方企业家的一个样本。这个低调的亿万富豪，离我们又远又近。此文，希望可以解答一些他的神秘。

作者：张友红

来源：本文原登于《中国周刊》2012年7月刊

原文标题：《棉花、铝材与神秘的山东首富》

6月15日，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魏桥镇。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

汽车和电动车挤满了镇中心约20米宽的马路。穿着蓝色制服，或者拎着黄色头盔的工人穿插在拥挤的车流中，鸣笛声和空气中的热浪上下起伏。路两边堆满了小摊，各种小吃冒着热腾腾的蒸汽，还伴着抑扬顿挫的吆喝声。

场景像极了八九十年代城市里的大国企散工后的场景。只不过，这是2012年，一个小镇上的厂区。

这里是魏桥创业集团的一个普通厂区。也是张士平经营的工厂王国里一个最普通的角落。他的整个集团号称有十六万员工，下有四个生产基地（还有一个在建），十几个纺织工厂，近十个电厂（其中一个在建），八个铝厂。

这里有医院，“小病感冒的，几块钱就能看好，比政府的医院便宜很多。”也有幼儿园，“是县里规格最高的，按照省级标准建的。”这里的员工只要工作满五年，要结婚就可廉价买一套房子。

这个王国的家长张士平一直低调，直至2011年以300亿元的家族资产被胡润百富榜评为“山东首富”。

他自建电网的电价比国家电网便宜一半的新闻传开后，他的大名开始被外界广为传播。 

扛棉包

笔者到魏桥镇的当天，镇上的人都在讲同一件事，“几天前，张钝河过世了。县里来了很多小轿车，篮球场都停满了。”

人们对这个89岁的老头儿如此关注，是因为他是张士平的父亲。在前几年，村镇的大街上，人们经常看到这个老头儿，“蹬个小三轮，戴着席帽子转悠。赶集就买个大南瓜。”

村头同辈份的人和他开玩笑，“你儿子能了（本事大了），你也直起来了。”“我不直，直起来倒了怎么办，哪天倒台了呢。该咋着咋着。”

在张士平的堂叔张钝水看来，“张士平能有今天，与家教也有关。”他对记者说，张钝河很简朴，从不喝酒，还给儿女们制订了家规，第一条就是，“我说什么都得听我的。”

刚开始工作那会，张士平每个月的工资也会先交给父亲，再由父亲从中拿出点给他当零花钱。

张士平完小毕业后，就进了位于镇上的县属第五油棉厂。工作是扛棉包，一袋一百斤的棉包，每天扛几十袋。后来张士平做到了厂长，工资涨到70块，老父亲依旧每个月按点收工资。这个传统直到张士平娶了媳妇才算终止。

在魏桥开饭店的一个老板比张士平小一个辈分。早年，他的父亲和张士平是同学和同事。他父亲至今还在念叨，“俩人都在油棉厂扛棉包，后来‘文化大革命’被赶回家，再让去，我死活不去了，觉得被赶出来不受待见。张士平啥话也没有，扛起被褥就回去了。”

回去继续扛棉包的张士平，很快被老厂长看好，提拔为厂里消防队的队长，而后车间主任，副厂长。1981年，张士平一路升到厂长。

当时的第五油棉厂还是县供销社下面的小厂，唯一的业务就是榨棉籽油。邹平县乃至滨州市盛产棉花，油棉厂很多。

上任厂长不久，魏桥村的人慢慢觉得，这个厂长张士平有点不一样。

张钝水当了四十年的魏桥村村委书记，村子位于镇上，紧挨着油棉厂。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有一年村里大旱，村委的柴油发动机坏了，抽不了水浇不了地，庄稼旱得不行。村里人找到位于镇上的油棉厂借机器。厂里没人敢外借。对于油棉厂而言，消防是最重要的事，厂里仅有一个消防车里安装了柴油发动机，一旦遇到火灾，机器不在家等于破坏国家财产。

双方堵在厂门口，纠缠了半天，谁都不让。张士平回来了。“借！拿去吧。”没五分钟，张钝水等五六个村民就开着消防车回村了。

张钝水至今感慨“张士平是敢，胆子也大。后来，人家厂里就没要这个机器，直接送给村里了。他们申请经费又买了一台。会办事啊！作为县里的油棉厂和俺们村挨着，总要搞好关系”。

上任厂长第一年，张士平做出了“从外省调种子扩大生产”的决定。这是油棉厂第一次有“外货”。之前，都是靠收当地的棉籽生产。也就在那一年，油棉厂完成了93万元的纳税“巨资” ，小棉厂成了全国供销系统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张士平第一次出名了。

王果刚，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纱线网主编，是为数极少的专访过张士平的人。张士平曾对王果刚说，“85年我们单位接待室的各种荣誉镜框都摞起来了。87年到88年，商业部要在全国棉花加工行业搞一个国家标准。没选魏桥，是因为魏桥指标完成得太好了，没法学，不具有普遍性。”

王果刚也经营着一家棉纺厂。他经常和张士平一起开会，“张士平办公室很简单，也不大。简洁，干净。对物质追求不是不高，是很低。他应该没有戴名贵的表，不然我应该会注意。穿衣服也很简单，没有名牌。”张士平的堂叔张钝水说，至今，张士平都爱吃玉米窝窝。

通过“外调种子”扩大规模，张士平打赢了第一仗。这一战略后来贯穿在他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步骤。也因此，有人怀疑，“张士平的魏桥，走的是一条朴素而野蛮的大生产路线。”这种争议在后来他的纺织基地扩张过程中，越发尖锐。

1985年，全国出现严重的卖棉难，张士平带着厂里的供销科长、棉检科长背着棉花到一家国棉厂推销棉花，这家企业连大门都没让他进。他开始想别的出路。

1986年，张士平成立了一个毛巾厂。因为和榨棉油没什么关系，当时还遭到不少人反对。但他没听。1989年，他又利用企业的600万元积累，共筹集1000多万元，建成了1.6万纱锭的纺纱厂。当时，纺纱领域几乎被地方各大国企占领，民营的很少。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棉纺业的形势一落千丈。先是棉花紧张，各家都买不到棉花。紧接着，国家下达了“限产压锭”的政策。老牌棉纺企业济南国棉一厂、二厂因此相继倒闭。

张世平认真研究起政策来。国家规定了压缩纱锭的范围：一是国有企业，二是设备属于解放前的进口设备，以及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老设备。而魏桥不同。一是当时属于集体企业，二是采用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新设备，均不在此范围内。

利用这个空子，张士平反而开始收购企业破产出卖的设备和厂房。在棉纺业一片萧条之际，魏桥的规模迅速扩大。

王果刚也曾问过张士平，国家政策要求限产，你却收购扩张，不怕出问题吗？张士平回答，“先收，总有用得着的时候。”王果刚判断，张士平对“政策”了解得一定很深，“在中国，政策永远变化很快，一个经济政策持续不了多久。不变的是市场。张士平不信政策，信市场。”

也因此，王果刚评价他，“是一个有逆向思维的人。非常聪明。” 

纺织巨人吞下国企

一路收购，到了1998年。此时，张士平手里是一家规模28万锭的棉纺厂。棉纺行业，以纱锭个数来衡量企业规模，一般情况下10万个纱锭就属于规模比较大的。一百公里外的滨州一棉，是当时滨州市规模最大、曾经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

在滨州一棉老宿舍区，住着曾经的国企滨州一棉的老员工。正在下棋的老刘曾经是这家国企的车间主任，“魏桥棉纺当时就是一个镇上的供销社的企业，规模小得很，和我们比那是天上地下。但我们这么大个的国企，还是被它给吃了。”

老刘说的正是1998年轰动一时的魏棉兼并国企滨州一棉的案例。

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内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一棉销量每况愈下，大量囤货，工人歇业，银行欠款一个多亿。

老刘记得，张士平刚到一棉时，员工们在大门口打出了“滚吧乡巴佬”的条幅。张士平迅速开会，张口反问，“不让我们来，你们能把企业管成什么样？”

张士平的气场很大，说话很干脆。会场鸦雀无声。在老刘看来，魏桥来的人“很严厉，我们觉得很野蛮。缺乏一些人性”。面对员工们一次次的提意见，新来的领导层直接扔出一句话，“想干就干，不想干滚！”

今年四十多岁的王某，如今是魏棉纺织的一名女员工。1998年之前，她是滨州一棉的一名国企员工。魏桥来后，她最明显的感触是，新的管理规定非常严格。“早上八点上班，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厂报到，之前是八点到厂就行了。每天工作定量，干不完加班，没有加班费。我们叫‘义务劳动’，几乎每天都义务一个点。以前一个人看几台机子，现在一个人看十几台甚至几十台。”终于，兼并不足半年的时候，员工们罢工了。工人们站在厂门口，要求谈判。谈判的第一条就是，“严格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带工资。”

“直到现在，这个条件也没有实现”。王某和她的同事每天工作完后照例要“义务劳动”。不过，员工们的工资在罢工谈判后有所提升。“现在，我们比其他棉纺厂能高出个三百块左右。”

和国企比，张士平有自己的优势，销售渠道广。在一棉等国企面对满仓堆积无计可施的时候，魏桥通过香港把货销到了世界各地。一年后，由于滨州一棉共享了魏棉的销售渠道，其销售收入和利税分别增长了59.6%和44倍。

兼并滨州一棉后，魏桥纺织的规模达到33万锭。张士平的扩张还在继续。他开始在滨州、邹平等地建设生产基地。每个生产基地都有三四个工厂。每个工厂的规模都大过原来的滨州一棉。这种扩张速度一直持续到现在。

了解纺织业发展规律的王果刚感言：“魏桥的发展在教科书里是找不到的，它看重的是世界市场。魏桥选择了一个好的定位，那就是上规模，成为全行业最大。”

但是，业内也把这个轨迹打上了“野蛮圈地”的烙印。 

不在乎争议

那个年代，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分水岭。

80年代起家的一帮集体产权的企业，到90年代发展到一定规模，要么成功改制成如今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要么败于产权问题，创业者被赶出企业。譬如，健力宝的李经纬。

张士平的做法是，保留县供销社的股份，与此同时迅速和香港等地的外资合资，扩大规模，淡化政府股的比例。

张士平一边疯狂扩张，一边备受争议。

王果刚说，“作为行内人，我们会觉得，他扩张得太快了，主要是拥有了我们不能有的优势。譬如说他的土地，他的人力成本低，自己又建电厂，成本一下子就下来了。我很肯定，魏棉应该是全行业成本最低的。”

滨州市开发区的人对笔者证实，在魏桥兼并一棉后，初到滨州，市政府下发了优惠政策，“土地全免费，三年税收返还。”

大家议论的另一个问题还在于，“魏棉的扩张过程过于野蛮了。他的产品很单一，就是上规模。大家可能忙于新产品开发，魏桥不管这个。他的发展似乎是孤立出来的，闷着劲就是压缩成本，扩大规模。国内找不到模版。”

在王果刚的印象里，开会的时候，台下都是同行的人，也有人对魏桥“粗放野蛮”提出质疑，但是张士平从来不澄清什么。“会依旧开，开完就走了。”再大的议论甚至批评，都对他毫无影响。

多年后，王果刚曾专门就此问过张士平，张说：“一个企业，批评是批不倒的。只有市场不承认才会倒。”

“有人说我们电价便宜是不公平竞争？你为什么不上电厂？赚钱的事你不干，你想不到，你就是笨蛋！傻瓜！”

大家都在争议魏桥“粗放野蛮”时，张士平已经又开始筹备电厂、铝厂的事情。

如今，在魏桥的邹平生产基地，分布着魏桥6个电厂、6个氧化铝厂、2个电解铝厂。这个工业园2000年开始筹建，十年的时间里，建设出了一个铝电产业链。如今，魏桥的铝电已经成为国内盈利能力最强的民营铝电企业，比他的纺织更赚钱。

曾有报道说，魏桥如此扩张一定要倒。王果刚不以为然，“不会倒，他的综合优势太明显了。成本低，规模大，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魏桥要倒的话，这个行业就倒了。” 

政商之道

争议，不光存在于纺织业内。他不按常理出牌，最终招致了一次社会大讨论。

讨论是围绕自建电网开始的。

魏桥创业集团有四个纺织生产基地，分别在魏桥、邹平、滨州、威海。目前，邹平临近的无棣县城里也正在建设一个工业园。据笔者实地了解，每个生产基地都有三到五个纺织工厂。

刚开始，为解决这些纺织工厂的用电问题，张士平决定自己建电厂。

国家政策允许，达到一定规模的用电量后，只要通过政府审批，企业可以自备电厂，且仅供给自己的企业生产用电。

1999年，魏桥耗资1.2亿元、年发电2亿千瓦时的自备热电厂建成投产；2000年，热电厂二期工程运行发电。此后，魏桥建立了大小近十座电厂。如今，光是邹平工业园就有六个电厂，魏桥工业园还有一个在建的大型电厂。此外，威海工业园、滨州工业园也都有魏桥自己的电厂。

生意越做越大，背后的张士平却越来越低调。在邹平县，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对笔者证实，“张总是从来不接受采访的，仅有一次是中国纺织报的，还是04年的事情了。”

今年初夏，由于自备电厂发电并廉价向外输电的事情，张士平吸引了媒体眼球，这个小县城一下子迎来了全国众多知名财经媒体的记者。大家联系到最后就到了县委这边，都会收到这样一句话，“县委书记打电话，他也不会接受采访。”

张士平和他的魏桥创业集团备受政府青睐。早在吴官正在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时就曾说过，“山东有两张，东边张瑞敏，西边张士平。”

上述政府工作人员对笔者说，张士平的魏桥在邹平的生产基地每年纳税四十多亿，邹平一年的纳税总额是七八十个亿，这占到了全县纳税总额的一半以上。

每年县里都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上午安排企业等发言，下午是县领导总结。每次，“张士平都是第一个发言，第二个才是县开发区党委书记。那真是大气啊，说魏桥今年又纳税几十个亿??”

在张士平备受媒体关注的这段时间，县政府充当了危机公关的角色。电话至魏桥，对方会答复，“请联系县委宣传部。”而后，宣传部会非常乐意地站在魏桥的角度和媒体解释一番。

以上政府工作人员对笔者说，“张士平在当地企业家中，是一个带头大哥的形象。所以，公司的企业危机就是县里的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时，魏桥大量货物囤积。媒体爆出“可能会倒闭”的言论。当年底，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军民在全省工业经济运行会议上亲自给魏桥澄清倒闭传言。

第二年的6月和10月，温家宝和胡锦涛先后到了魏桥创业集团视察。

做了四十年村支部书记，八十多岁的张钝水几乎记得每一个来魏桥视察的各级“大领导”。他声音稍微小了一点，“领导们一来，银行能好贷款，不就行了么，是吧？”

位于邹平的生产基地里，魏桥电厂的冷却塔和烟囱林立，刺向灰白色的天空。这里打车距离县城中心不足五分钟。铝厂电厂这类项目，是不容易上马的，但在邹平，张士平可以马不停蹄地建设一个又一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工厂。

据了解，只要是邹平或者山东籍的官员退休了，张士平都会主动找上门请他们做企业顾问。官员不分部门，不分高低。这被解读为熟谙“官商之道”。

这或许是当地企业家们的共性。

距离魏桥十几公里的西王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玉米油生产加工集团，也是邹平第二大企业，旗下有四家上市公司，每年缴纳税收4个多亿。《中国周刊》记者看到，在他们集团的展示厅上，用很大的篇幅展示着签约企业顾问的名单和照片。

也许，融合各类社会资源，处好政商关系是中国成功商人的共性。至今，“东张”张瑞敏的海尔依旧保留着政府股份。“西张”张士平的魏桥也一直保留着县里供销社的股份。 

工厂大管家

张士平现年六十五岁，五十年代生人。那是个“大干快上”的年代，他曾对王果刚说，“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是班干部，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企业文化里有我的个性，我喜欢争在前面，不愿意跟别人一样平平庸庸。”

他也常用自己强烈的价值观来教育自己的手下。“每天早上的会议我始终讲这些问题，你们怎么想我也不管了，我有责任向你们灌输做人的价值，怎么叫体现人的价值？你们都有钱，我钱最多，你们都属于社会上的富有阶层，但钱能顶什么东西？我认为真正能体现价值的最高层次就是干！你干得越多为社会造福越多！你就赚得越多！你干了，价值就实现了！”

张士平很肯定，“不一定能全面灌输进去，但是我认为我是对的。”

张士平自然喜欢劳模。每年的集团劳模奖励大会，他都亲自出席，讲话，颁奖。他自以为豪的也是，“我有一帮很敬业的干部，他们个个本事不大，要是对外，让他们讲话就坏了，但是管理内部的工作，那是玩命地干。”

在魏桥，员工们习惯叫张士平“老板”，而不是“董事长”。听起来，这更符合一个八九十年代小村镇上的味道。

集团干部规定7:20上班，张士平喜欢6:30就到，甚至更早。这使得其他中层上班时间也越来越早，最后，6:40就都上班了。

在王果刚看来，张士平的勤奋，也到了别人无法比的地步。“他说他会经常深更半夜去车间看。”

如今，魏桥纺织各大分厂的副总级高管，基本是当初一起创业的普通员工一步步升迁上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不见得高，但忠诚度绝对没问题。

张士平喜欢自己培养起来的老职工。往前推四五年，在魏桥纺织很难找到大学生，管理层里也几乎没有。这被前来参观的领导形容为魏桥的“一怪”。

王果刚说，张士平的控制力很强，他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在魏桥，员工满五年就可以以每平米一千多元（不到当地市场价的一半）买房子（只有使用权）。入托、看病等生活事宜都很方便，水电费只是象征性交一点。在这样的集团里，员工的归属感很强。

听过张士平讲话的人，都给笔者反馈一条同样的信息，“气场强大。”王果刚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控制力很强，话语上也一定要占到强势。”

“早年很多企业，后来做不大就倒了，那个时候，强势成就了他。这是一个时代特征。但魏桥却将其延续了下来。” 

押注家族管理

一个不愿具名的人士向笔者提供了一份魏桥创业集团的高管任职表。表中可以看出，张士平的各路亲戚担当着魏桥高管的主力。

张士平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张红霞，现为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会成员，主管纺织。二女儿张艳红现任威海魏桥工业园老总，董事会成员。儿子张波，98年魏棉兼并滨州一棉后进入魏桥纺织，直接升为滨魏公司老总，随后担任滨魏工业园老总，现为上市公司董事长，主管魏桥创业的铝、电、化工。

该人士对笔者说，张士平用人，信任为上，能力其次，基本也不会考虑学历。

在这份表格里，张士平的外甥、侄子们都担任公司副总级别的职务。此外，外甥媳妇、姑表侄子、侄媳妇等数人也都担任公司副总和部门总监等级别的职务。

在魏桥村，笔者见到了张士平的一个外甥，因为身体原因，他是张士平的外甥、侄子中间仅有的一个不在魏桥担任副总职务的人。张钝水向笔者证实说，“他的兄弟们全是副总级的。”

面对这个庞大的家族职务表，笔者提出一个疑问，“这些成员的学历普遍不高，有的只是初中甚至小学毕业。来魏桥之前，经历也很普通，如何管理好这个集团？”

接触过张士平的王果刚不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个企业的特殊性就是归属感强，家族成员更是利益捆绑体，更容易团结。”

上述邹平县的政府人员也对笔者说，“县里也担心过这个问题，核心人物离职退休后，企业能否保持原有的运转节奏？”他甚至很肯定地说，县领导一定找张士平聊过这个话题，“不能不聊”。

铝电企业上马后，张士平也开始面临新的人力问题，电厂聘了很多高级工程师，年薪都很高，但人才流失率比传统的纺织业高出很多。

他暂且实行的办法是，“铝电核心高管还得自己人做。”在去年底中国宏桥（魏桥的铝电上市公司）上市的宣读书中，有一句引人注目，“中国宏桥，只有在张波（张士平之子）董事长的带领下，才可能保持良好的发展事态。”

儿女们相继挑大梁，但是六十多岁的张士平还是闲不了。在父亲张钝河的葬礼致辞上，张士平说，“我不能多呆，电力上出了点事。”在这样的丧礼上，没有人继续问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村子隔着一条马路，有一个高220米的电厂冷却塔已经建完，一个新的电厂即将投产。张钝水说，这个新电厂很先进，“能赶上以前的四个电厂”。

而此时，正有专家等站出来说，“自建电网是违法的。”更有人说，国家电网正在整合魏桥的电网，以低价买进。

张士平又处在一个选择的岔路口。王果刚大胆预测，“他还会继续发展。张士平能在危机中看到机遇。”

机遇是什么，目前还没人能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从长计议，这次自建电厂风波带来的挑战，要远小于家族式管理引发的深层隐忧。

这隐忧，不仅是张士平，也是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之困。

*图片购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