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接到父亲的电话
坐标：北京
职业：公司职员
向往写出恋爱般甜蜜而有趣的文字，可总是求而不得，内心挣扎，笔触不锋。
一个人到了中年不免开始焦急起来，财富、地位、家庭，它们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就的全部。有时候它们会变成欲望，混合着中年人的焦急迅速驶向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本文作者的父亲成为了这个“中年人”，“我害怕接到父亲的电话，虽然透过电话我看不到那紧皱的眉头，血红的眼睛，曾经高大的嗓门也变得低沉并透着些许讨好，可我害怕父亲又想出什么挣钱的大计划，然后折腾出新的问题增加新的负债。”
2019年第95篇中国人的故事
文|茴香豆
编辑|胖粒
1
我最大的恐惧是电话铃响的时候。
一般没人给我打电话，有电话的话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是销售，二是父亲。父亲的电话是我恐惧的来源，每次我总要让电话响到挂断，然后酝酿好心情，再找个没有人的角落，带着沉重的心情回拨过去。
当我苦笑着跟姐姐描述的时候，姐姐也对着我一笑，藏着我们之间少有的默契。父亲，在我们一家四口人中，似乎成了黑洞般的存在，每次都想要绕开这个话题，结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
其实我跟父亲之间的沟通极少，把电话微信短信所有的联系加起来，可能都没有跟普通朋友的联系多，而联系的内容就只有一个主题——钱。不是我告诉父亲哪个账号应该还款了，就是父亲询问我能不能再找个渠道弄钱。最疯狂的时候，我手里有三张信用卡，三个小型借贷软件，还有两个朋友的借款，即便如此，父亲仍旧问我，能不能再办张信用卡，能不能再问朋友借点，能不能再找个机构贷款。
每次一到还款期，我都紧张异常，生怕父亲一个电话过来说没钱，让我自己想办法。那就意味着，我又得想尽办法去寻找新的钱来填补之前的窟窿。有段时间我下班以后就在公寓楼下找个没人的地方哭，哭到没有劲儿了再上楼。
此时仍旧作为一个商人的父亲在家苦苦支撑，用拿到的钱还着高利贷的无休止的利息，过年回家的时候，看到的父亲不再是那个熟悉的意气风发的男人，不到五十的人就白发斑斑，一日三餐离不开酒，即使需要开车出门，也从不断顿。在我劝解的时候，他总会说不喝酒他怎么活，说这话的他头仰着对着我，血红的眼睛里好似藏着讥诮与无奈。我知道如果我拿不出钱，就没有那个劝解的资格。
我惧怕这个陌生的男人，他好像不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钻在钱眼里的疯狂的钱的奴隶。
2
父亲14岁代替大伯进入爷爷的工厂成为工人。可惜的是工人身份没能维持成终身的铁饭碗，工厂最终无法维持，父亲下岗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慢慢从家人的口中得知父亲的光荣历史，在我出生前，卖过衣服，自己炼过铁，卖过配件，养过鸡，还有跟父亲有同款红眼睛的兔子。
由于身边摆着像姑姑一样卖衣服发家的人，我们总会好奇为什么后来没再卖衣服。父亲指着母亲，“还不怨你妈，那时候有两件衣服不好卖，我正好能便宜点搭着卖得好的衣服卖掉，卖得好的衣服还是挣钱的，你妈不愿意，总吵架就不卖了。”母亲补上，“主要还是厂里通知回去上班，都怕丢了铁饭碗。”
2003年，打工的父亲回来后，家里出现了大堆的钢筋，后来钢筋变成了房顶的支架，再加上砖瓦，人工，终于在舅舅承包的土地上，建成了红砖红瓦的厂房。父亲也开始了正式作为商人的征程。
父亲从那之后再没离开，在所有亲朋的帮助下，厂房就位，设备就位，就连我们生活已久的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也搬进了厂房旁边的生活区。只是，简单话语能叙述出来的东西，在实际中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没有多少积蓄的父母来说，钱，这最最重要的东西，全靠了大家的赞助。父亲朋友的贷款，舅舅的设备支持，在这期间，我还见证了爷爷第一次给予父亲金钱上的支持，同样见证了姥姥无数次从她的黑色小钱包里掏出钱偷偷塞在母亲怀里。
父亲母亲身上有着身为农民本质的朴实和吃苦耐劳，在经过舅舅的经验指导和近一年的摸索下，面粉厂终于步入了正轨，按照姥姥的话来说，什么厂子亏了，面粉厂也不会亏。麦子变成面粉可没有产生废料，皮是麸皮，家里养牲畜的都会用到，面粉更不用说，人毕竟都是要吃饭的。果然应了姥姥的话，稳定的原料，还算稳定的市场，加上人力的配合，这个小小的厂子成了父亲的骄傲。以前父亲走在路上，会跟相识的人打招呼，现在父亲送货时，总有不算熟识的村里人会跟他打个招呼，客套的问候他要去哪里，然后是例行的询问，最近小麦的价格怎么样，或者有家里养了牲口的，会再问问麸皮的价格。父亲总是停下车或者停下脚步，听了他们的问话，做出简短的回答，然后说有事，便离开了。
除了父亲，我也有了相同的情况，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明明是走了上百次的平凡无奇的道路，总有不太认识的人脸指着我，“那是谁家的丫头”“谁家呀？”“就是开了厂的西头的那个。”每当这时，我总是尴尬一笑快步走开，然后暗暗佩服父亲不论谁都能应付来的本事。
在那个时候，我明白了这个小小的加工厂对我们的意义是何其重大，如果没有它，我是一个简单平凡的小学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而有了它的存在，我虽然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但好像是一个演员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主场一样，我变成了主角。我开始感谢它的存在，我想父亲也是这样吧，终于从几十年的默默无闻中变得不再平庸，终于变成了站在鸡群里的那只鹤。也许从那时起，父亲就觉得自己不再是村中每天围着土地转圈的农民中的一员了。
在我小学快要毕业，开始下春雨的季节，奶奶的生日来了。生日的筹备并不在我能参与的范围，但那是我记忆中家里第一次有这么大的场面。父亲的生意伙伴还有跟面粉厂相关的某些相应的政府部门的人，他们并不是村中的常客，所以在村人的眼中很是稀奇。我被拉着叫叔叔阿姨的时候，边上的大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个是谁那个是谁，然后最后都要加一句“平儿真是不一样了。”
生日宴席进行了三天，这是根据当时风俗定下来的。第一二天是迎接外客，所谓的外客就是除了亲戚及村里人之外的人。这两天里父亲忙得脚不沾地，陪这个抽根烟，然后又去招待新来的客人，账房先生们偷偷计算着，然后嘀咕着这场事儿真是划算，来的人不少，但是上的礼钱也够高，在基本礼金100的情况下，父亲的外客都不少于300。母亲的姐妹团在询问的时候，母亲总是半愁苦半开心的说道：“都是花出去的钱，有来有回的事儿，收得多，说明出得多。”
在见识过父亲跟政府部门的人相谈甚欢，也见识过来的外客个个都开着还算稀奇的小汽车后，村中的人忽然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除了甚是熟悉沾亲带故的长辈仍叫父亲的小名，剩下的人都跟着外客们叫父亲“老板”。
在父亲被称为老板的第四个年头，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大，小小的面粉厂有了十来个工人，就这好像都不够用，在外有跟着送面送麸皮拉麦子的，在家里有专门接面接麸皮的，可在我跟姐姐偶尔放假的时候，还要不断地参加厂里的劳作。
姥姥总是站在门口，看着人来人往的厂子，脸笑成了一朵花儿，但是每次父亲一算账，姥姥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平儿，你这每次算下来都不挣钱怎么行，这不是越干越赔吗？”
父亲的手按在计算机上，眉头皱得紧紧的，血红色的眼睛大睁，“怎么会不挣钱，这除了欠的钱，不是还有这么多资产吗，资产就是这些年挣下来的钱，还有他们俩上学，没有钱怎么上。”
“这不是这么算的，手里没钱，怎么能算是挣了，你哥那会就不是这样的。”姥姥低声说着，母亲的手搭在姥姥的膝盖上轻轻拍了拍。
舅舅是父亲的恩人，这是刚开始父亲挂在嘴边上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姥姥或者母亲提起生意不赚钱的时候，父亲的眼睛又会瞪起来，额头在眼睛的挤压下皱成了几折，大声斥责这都是舅舅的过错，如果舅舅在厂子刚步入正轨的时候没有把设备的钱要回去，现在也不至于如此艰难。
当时欠了多少钱我并不知道，我记得的是，父亲曾在某个喝了酒的夜晚坐在买了五六年的沙发上，眼神亮晶晶地盯着我跟姐姐，向我们讲述他思考了很久的赚钱方法，买进仓库，然后用仓库抵押，扩大生产，垄断市场。只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购买仓库，父亲没有说，我们也没有问。母亲也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没有说话，脸上也没有憧憬和希望。
父亲的设想还没有开始实施，一路之隔的地方又开了一家同样的面粉厂，设备比我们的更先进，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成本低但加工量会比我们多，在市场上将拥有更大的优势。加工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甚至刚刚开始父亲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因为被委托建造加工厂的人是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帮助父亲贷过款，所以在这位叔叔前来请求拉电线的时候，父亲同意了。
父亲面对母亲和姥姥的质疑，坐在小板凳上说：“他想开厂，老二（父亲朋友）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可是以后能不能做好那可难说了，我都做了这么多年，他想插进来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3
2007年，国家对于无证加工厂的审查严格了起来，没有食品安全许可证，面粉不允许进入超市销售。
父亲更加忙了，通过舅舅还有累积的人脉资源，申报了食品安全许可。那年的冬天下了久违的大雪，多年不穿的羽绒服成了家家必备的紧俏货。家里的墙有的堵上，有的拆开，并且刷了黄色的涂料，作为会客间的客厅，从老旧的砖地换成了洋灰抹面，还装了吊顶。那天我们不被允许出门，厂里的工人都戴着手套口罩帽子。父亲后来绘声绘色讲了怎么跟科长还有股长聊天，怎么巧妙地打探消息，怎么显示自己的工厂如何正规。但我感兴趣的，还是母亲说的为了拿到证，花了多少多少钱，送了多少多少礼。
在母亲跟姥姥私下的交谈中，我知道这次整改加上申报食品安全许可，前前后后大致花出去二十来万。
就这样，厂子在父亲的手中发展得好像越来越好。
可表面的繁华终究不是实际的。
父亲每天都在算账，年底时也要结一次账。清算这一年下来究竟赚了还是赔了。每次算账对全家来说都是一次大事，姥姥和母亲总是眼巴巴地盯着父亲的手指，手指在计算器上移动到哪里，他们的目光就跟随在哪里，在结果出来之前，他们的眉头已经拧了起来。父亲最后给我们一个总结，加上今年仓库里剩余的东西，算下来虽然是负数，但是也并不大。母亲和姥姥的目光盯在了父亲的脸上，在看到父亲的头微微下点的时候，嗓子眼的气终于慢慢地吐了出来。
只是一年又一年，每年都是一个小小的负数。终于，在负数不断地累积下，厂子支撑不了太多的工人，从八个到六个到五个，四个。最后只剩了父亲母亲技术员还有送货员。父亲总是说市场大环境不好，大家都这样，姥姥坐在没有几个人来往的门口望眼欲穿。
这段时间的父亲每天晚上都要来一杯纯粮食酒，不是名贵的牌子，也没有多值钱。在母亲阻止的时候，父亲总会说：“你说我又不去赌又不去嫖，就抽烟喝酒喝茶这么一点爱好，也都是便宜货，你还阻止。”母亲最后都用一句“少喝点，对身体不好”作为终结。
喝了酒的父亲变得跟平时很不一样，说得话总是打着结，磕磕巴巴，可肚子里的话好像太多了，说不出来就憋得难受一样，也不需要人的附和，只是自己说，感觉阐释得差不多了，才会停下来问问别人的想法。我跟姐姐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这种摧残。
父亲说地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宏图，还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才能赚钱，只是这个体系里不再有仓库，变成了养殖、种植、加工的三位一体。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体系究竟是跟之前的仓库一样，在时间的冲击下从父亲的脑海中渐渐暗淡，还是让父亲疯魔。我们只知道如果要真正建立这一体系，仅凭一个小小的趋近破败的加工厂作为起点，希望渺茫。
父亲的三位一体的设想终于还是开始着手起步了，只是从刚开始的设想变了又变，从养鸡，养猪，养牛，种地，最后变成了要弄一个跟加工厂关联最大的烘干机。烘干机可以烘干粮食，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粮食的储存量，进而带动加工厂的发展。
母亲对父亲多年的奋斗史了如指掌，但这次还是选择了支持，母亲说穷则变，变则通，也许这次折腾能把家里多年来赔钱越来越多的情况彻底打破，说这些的母亲卧在沙发里，脸上挂着有点牵强的笑，不知道是为了鼓励父亲，鼓励她自己，还是鼓励我们。
4
这年我大三，在一个前面是山，后面是河的中学实习，每天除了实习的任务，就是给父亲在网上寻找各种各样的烘干机信息。因为我们当地并没有粮食类烘干机，所以只能从网上杂乱的信息里找出想要的东西。手机父亲是用着的，然而并不精通，就连存联系人这样的事情，都需要我跟姐姐或者妈妈一步步地帮他完成，所以寻找烘干机设备加工厂这样的事情，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网上烘干机的信息并不难找，困难的是要找到符合父亲价格要求产量要求的粮食烘干机。那个月我的话费额度激增，手机上多出了许多类似“烘干机，河南”这样的标注。我跟父亲的联系也空前的多了起来，终于在我实习结束后的夏天，父亲踏上了购买烘干机的征途。
父亲踏上征途前，家里爆发了一场不小不大的争执。父亲想要自己去，母亲则希望父亲能跟舅舅一起去，我赞同母亲的想法，父亲对舅舅多年的不满再次爆发，斥责舅舅的官架子。我建议我同去，父亲没有说话，只是用血红的眼睛瞪着我，我已到嘴边的话就再说不出，只能默认父亲的选择，这方法真是百试百灵。
父亲出发当天，临上车时母亲仍在絮叨，不要马上做决定，去购买了他家设备的地方实地看看再定，不要着急，多跑几个厂子多看看，衡量一下，货比三家再定。而当天晚上我们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父亲说已经了解情况了，一切都很好，跟老板也聊得很投机，决定明天先打七万作为定金。第二天我跟着母亲一起去了银行汇款，车子轻快，那天阳光也很好。
到下午我们却听到了几乎算是噩耗的消息，机器装上了车，但是厂家要求再出10万，要不不让出厂。我跟母亲在家中干着急，只能一边筹钱一边网上查消息。百度了厂子名称信息，从十多页之后看到厂家的法律诉讼书，上面详细记录了这家工厂曾收了押金，但没有按期交货，跟这次情况有点相似。母亲打电话劝父亲放弃那七万，然后回家。父亲说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去找了当地的政府部门，作为调解员，厂家保证再打10万，马上发车。钱最后打了过去。
父亲回来后对着我跟母亲骄傲地述说如何找到当地领导，如何调解，如何让马上发车，却没有说为什么没有按照要求先去安装地实地查探，再交押金，也没有说为什么从刚开始的看看变成直接购买。在烘干机出问题的后来，父亲责怪我提前没有查出厂子有问题，我回答不知道他去的哪家，父亲拉高声音对着我喊：“你给我查的，你都不知道那地址是哪家的！”我仍旧挣扎：“之前说的几家都去看，我也不知道你买的哪家。”父亲又一次用兔子似的眼睛和急速呼吸的鼻孔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第一个吃西红柿的人需要莫大的勇气，父亲是当地打破传统晒干粮食，不再看老天爷脸色吃饭的第一人。
六月初开始机器的安装，当年秋收大雨，可惜机器的漫长安装进程完美错过了秋收，直到秋收完成，机器才刚能投入使用。父亲在自己口中的老百姓的眼中丢了大丑，烘干机第一次试用，在设计师的指导下直接烧焦。后来有外乡人询问烘干机，村里人直接回答，“是炒爆米花的那家吗？”父亲终究不同于他口中的那些老百姓，也或许是这个事情让父亲觉得无比丢人，最后在设计师跑路的结果下，父亲直接上手，最终将废铁变成了真正的烘干机器。只是错过的时间终究是错过了。
烘干机自从能正常使用后，每年的夏收秋收，从未下过雨。这种“省事”的方法，在不下雨的时候，总是被人们忘在脑后的。而这个不受宠的铁疙瘩，却给本就将近倒闭的加工厂加上了近七十万的贷款。
父亲变得焦躁，晚上的酒越喝越多，听见别人推荐的所谓可以发财的点子，总会来来回回不停地念叨。贷款额度的增加，让父亲拆东墙补西墙的贷款还款方式变得越来越艰难。父亲的朋友圈好像已经被父亲榨干了。
就在这时，母亲生病了，或者应该说母亲终于生病了。在母亲长年不输男人的体力劳动之后，母亲的子宫终于承受不住，出血不止，体内存血量不足常人五分之一，在住院的第一天，就接连输了好几袋血。但是输血治标不治本，必须手术切除子宫。这时我大学毕业一年，正在准备公务员面试，姐姐准备升研二。父亲虽然焦虑，但对自己的产业链仍旧报有希望，谋划着找钱继续丰富自己的商业帝国。可是母亲的生病住院，打乱了父亲所有的计划。
母亲住院后，姐姐在医院陪床，我在家里跟父亲照看生意。母亲生病的医疗费虽然有舅舅姨姨们的资助，可家里仍需负担一部分，还有父亲找来的贷款，每月仍需偿还。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父亲坐在小板凳上等着汤凉下来，我还在啃着馒头，父亲抽了一口烟，突然开口问我能不能弄到钱，我当时有点懵，每个月的薪水已经基本都给了家里，再去哪里找钱。父亲吐了口烟，右手点了点烟身，弹出一截烧完的烟灰，说电视上那些大学生都能贷到百十来万，你们大学也不是白上的，怎么就贷不到。之后父亲一口气喝完汤，留下一句，试试看吧，便走了。我翻看手机里的贷款信息，最终贷到两万。
母亲出院后在家里修养，晚上是父亲照例的喝酒时间，只是在惯例的酒后絮叨里，父亲突然加了一句，“我现在这样，都是你们仨害的。”姐姐愤怒想要理论，却被母亲拉住了手，我只是脑子里一直在思考，我们究竟害了父亲什么。之后我们陆续上班上学，母亲身体仍在恢复中，这让一直宣扬自己不会做饭的父亲终于学会了做饭。母亲的勤劳让她不能只看着雇人干活，自己却只能干坐着，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讨债人也让母亲脸上的老态尽显。
5
一天下午，我在学校备课，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让我买张到北京的车票。我十分惊讶，之前想要带母亲出去旅游母亲却怎么都不肯，现在身体不好怎么会突然想要出去。母亲说联系了大姨说去散散心，电话里听不出太多的东西，我问父亲怎么说的，母亲说父亲知道这件事。
之后母亲去往北京，在北京安顿好才告诉我并不是去散心，而是去打工。母亲说：“你说我在家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出来能挣多少算多少，总比干坐着等别人要债强。”
母亲的打工经历可以追溯到没有结婚以前，我难以想象做了十几年老板娘的母亲如何去给别人打工，从一个支配者变成一个被支配者，万一有人难为她怎么办，连县里都能迷路的母亲在诺大的北京要怎么生活。
可母亲的外出打工却被父亲视为背叛，在知道母亲准备在北京打工不回家后，父亲仿佛一条发疯的狗，到处乱咬人。父亲给母亲娘家所有人打了电话，痛斥他们一条心，都在害他。“如果我活不了，你们都别想活。”“就算她跑了，所有的贷款也都是厂子的，法人是她，最后看谁倒霉。”这都是姥姥跟我讲的，说这是父亲的原话，甚至父亲还扬言要去北京杀了帮助母亲安置的大姨。
到了晚上父亲总会用喝了酒的断断续续，醉醺醺的语气，带着诱哄的语气对我说：“你妈要是挣了钱给我，让我还钱，我俩就还能过。要不给钱，那她就是背叛了我，我照顾了她这么长时间，就是让她偷跑的？这我俩就不能过了，只能离婚，必须离。”我对着电视发呆，没过多久，便传来父亲的鼾声。
父亲在白天还是理智的，有天下午指着我从学校带回的一盆绿植，指着四根分叉对我说：“你看，我那天坐着的时候就在想，这四根枝，就好像是咱家的四口人。那根朝着南长的是你姐，朝着北的是你妈，中间的大的是我，小的是你，也不知道你这最后会朝哪里长。”这盆花被我从学校带回后被母亲养护的极好，每天都会转转方向，让哪边都能晒到太阳，现在母亲不在，便枯萎了。后来父亲要给花进行分盆，再之后我看见的就是院子里几个干枯的花根。
虽然母亲出走，可是父亲的产业链计划依旧在进行。不知什么时候，从父亲开了加工厂才跟父亲重新往来的姑姑加入了父亲的生意。父亲对此感到十分满意，认为在他最困难，妻子都抛弃了他的时候，终于看清了谁才是对他最好的人。父亲坚信，只有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才能看透人心。
姑姑加入的是父亲贩卖粮食的生意，只是姑姑远在市里，并不能实时参与生意，只能进行远程指导。姑姑曾发短信“二哥，我看了这几天的麦子价格，我觉得不能收得价格太高，太高就不赚钱了”，父亲收回的粮食价格确实高，对此父亲有着自己的想法：只有我给的价格高了，人们今年愿意把粮食卖给我，这样下一年他们才会也直接把粮食给我。
姑姑投资30万，不出三个月，父亲已将钱全部用于填补贷款利息和高价收粮上，姑姑投资失利，父亲继续准备着自己的下一个事业。
后来母亲联系让我出来工作，我便来到了北京，父亲仍在家进行着自己的“大业”，并深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成功，还清欠款。母亲曾劝父亲停止支付利息，只偿还本金，这样一家人慢慢总会还清欠款。父亲拒绝“人家都是看我平儿的名声才借给我钱的，我不能害了他们。”父亲仍然坚信以自己的实力，最后一定能翻身。脑白金的创始人之前不也负债多少多少，最后还不是一下子翻身了，父亲总这么说。
过年回家时，爷爷跟我讲父亲为什么挣不了钱，“你爸就是太讲义气了。年前你爸有个工友欠咱家钱，你爸去要账，结果刚赶上那工友的爸查出来癌症，你说正常的不要帐也就算了，你爸还借了两万块钱给送过去，这下好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还贷了款，借给别人。你爸就是太讲义气了。”患病的爷爷眼泪有点止不住，时不时地呜呜哭两声。父亲则在旁边的屋里，已经喝了酒，鼾声大作。
我害怕接到父亲的电话，即便透过电话我看不到那紧皱的眉头，血红的眼睛，曾经高大的嗓门也变得低沉并透着些许讨好，可我害怕父亲又想出什么挣钱的大计划，然后折腾出新的问题，增加新的负债。
前几天跟母亲不经意谈到父亲，母亲说可能就像村里人的评价一样，父亲是“掐了脑袋的苍蝇”，只能乱撞乱碰，到处乱飞。母亲还说父亲年前承包了一百亩地，种了黄芪，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年后一直没下雨，黄芪长不出来，然后又改种了玉米，可刚等玉米种完，就下了一场久违的雨。
作者后记
我是在女神鼓励下参加三明治短故事写作者学院的。在慢慢写的过程中，胖粒老师让我知道，其实写东西是一件能让人放松下来的事情。不管是梳理还是书写的过程，都可以对自己重新进行审视，然后认识一个全新的自己。感谢三明治。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点击了解，或直接联系三明治小治（little30s)。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