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游茶马古道,探寻中国唯一的茶马司遗址

2019-05-27 12:47
北京

编者按:茶马古道,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走”出来的国际商贸通道,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神秘的古老驿道。

 本书是一部全景再现茶马古道(川藏线)历史风貌的非虚构文集。作为资深记者和旅游作家,李贵平通过田野考察、人物采访和文献研读,将马帮、背夫、驿镇、互市、客栈、建筑、驮畜、民谣、情爱、土司、自卫、古战场、护茶之战等“珍珠”串联起来,构成斑斓的历史人文画卷。

作品集故事性、史料性、思想性为一体,平静的叙述中如深穴岩浆般蓄存强大张力,又呈现清晰的地理元素——该书也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茶马古道旅游路书。

文 | 李贵平

茶之西行,马之东来,那是一个时代的华章。如今,茶草香气散尽,马帮铃声远去,风马旗飘逝难寻。而茶马古道是一条永远不会消失、永远在天边蜿蜒的古道。

茶马古道从它形成开始,就像一棵常青树,也如一条滔滔江河,任斗转星移,芬芳永在,源远流长。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这一走就是上千年,在漫长岁月中,它历经风雨,铸就了历史和文明。

每天上午9点,82岁的杨淑珍婆婆会准时打开“茶马司”的褐色木门,静候来客。这座古老建筑的背后,是青葱起伏的蒙顶山,层层绿意荡向天际,一场雨后,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这座位于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318国道旁的茶马司遗址,是全国唯一遗存的“茶马互市”官衙所在地旧址,在周边高速公路和钢筋丛林的映衬下,透出一股古朴的气息。

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名山茶马司,始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迄今944年,重建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

整个建筑坐北向南,以中轴线对称布局,全用整块成型的石头凿成。大门口横卧着几根赭红色石柱,石柱上隐约可见“赤兔”二字,据说这石柱是当年的拴马石。院子中有一棵似已枯死的罗汉松,枝叶零落,已有七八百年树龄。

院口竖立的“茶马司”石碑碑文,像是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四川茶马交易的极盛之地。碑文写道:“宋时因连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明洪武时,对茶叶实行官买官销,由茶马司主持交易……”

古代茶马司的职责,就是利用藏地和西戎民众的“嗜茶”习惯,专管茶马贸易,以确保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最终目的是强化中央王朝的统治地位。

茶叶飘香,竟唤醒一个王朝的“治边”灵感。

名山茶马司,源于古代中原王朝跟北人长久征战的需求:北宋熙宁年间,驻守甘肃的经略安抚使王韶,在临洮一带与西夏人和女真人作战,在一次次跟游牧人的厮杀争战中,宋军损失了不少马匹。王韶向朝廷请旨,他的部队急需大量战马,用于装备骑兵和运输粮秣。王韶还说,他发现西戎番地急需茶叶,所以具备茶马“互换”的条件。

朝廷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便令王韶先在四川收集战马。为了方便军队大范围征马,朝廷干脆在四川的名山、天全(碉门)、汉源(黎州)、雅安(雅州)多地设立了茶马司,专门负责茶叶收集并以茶易马的工作。

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茶马互市。当时,契丹、西夏和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对两宋政权造成严重威胁,迫使朝廷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以便集中力量与北人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茶马互市除了为朝廷提供巨额的茶利收入补充军费之需,还能满足国家对战马的需要,维护西南边境的安全。

茶马古道上的风马旗

名山被设立茶马司,有个巨大的资源背景——它依托蒙顶山这个世界茶文化发源地,盛产大量高质量的边茶。在古代,蒙顶山(又名蒙山)的范围很宽,跨雅州、邛州、名山、芦山等州县,以“蔡蒙旅平”“天下大蒙山”传世。

马帮走过的古桥

早在西汉时期,蒙山茶祖师吴理真开始在蒙顶山驯化栽种野生茶树,后传入日本。欧阳修有首《时会堂》诗写到贡茶,开篇便是蒙顶茶:“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唐宋时,蒙顶山茶叶已饮誉天下,成为皇家重要的贡茶。

李朝贵、李耕冬《藏茶》一书(四川民族出版社,P91)介绍,北宋后期,朝廷为了能收集到更多的优良战马,还在陕、甘、川多处设置了“卖茶场”和“买马场”,铁心要把以茶换马进行到底。

熙宁七年(1074),朝廷采纳王安石和王韶的建议,派李杞入川,在成都设置茶场司(榷茶司)实行川茶专买专卖。于是,大量川茶被运送到陕西秦风(今甘肃天水、熙河(今甘肃临洮)两路,用茶叶与党项吐蕃等少数民族交易马匹。

李杞主政的大提举茶马司,权力非常大,不只因为他是由当朝宰相王安石推荐,神宗皇帝钦点任命,更因为他肩负三大重任:第一,每年要收买3000万斤茶叶;第二,要将茶叶运往西北边境换回宋朝军队需要的3万匹战马;第三,每年要上缴朝廷30万贯茶税。

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三大难题,全都搁在李杞这个大提举茶马司的肩头上,当然最终,也落实在四川的茶农及茶商的肩头上。

财大气粗的茶马司官员在朝廷眼里,简直就是敛财“英雄”和经济“功臣”。皇帝规定,其他各司不得干预茶马司的事务,地方官员必须协助茶马司的工作。

李杞在他上任的当年11月,就上交茶税40万贯,超额完成了朝廷下达的每年30万贯的任务。此后他一鼓作气,实行更加严苛的茶法,比如遇到有人私贩茶叶或背夫在路上丢弃茶叶开小差,他就命手下将当事人的脚筋挑断,予以严惩。李杞任期的4年里,上交的茶税竟达到122.9万贯,受到朝廷嘉奖。李杞死后,皇帝下诏追录其功,为其子封官晋爵。

后来,身为国子监博士的邛州人李稷,受命担任大提举茶马事,又在陕西作转运使,主管茶马司,实施更加严厉的茶法。

从1078年到1082年,李稷在任5年里累计收茶税达428万。1082年,年收茶税达160万贯,1085年,收茶税突破200万,1113年,年收茶税达到了371万贯之巨。

就这样,李稷等酷吏通过茶叶为朝廷敛财,也为自己升官铺路,其征收茶税的手段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李稷死后,皇帝也对他的“丰功伟绩”大加赞赏,并下诏赐予百亩良田给其子孙后代享用。

我们现在看到的名山茶马司,也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茶马司遗址。小小遗址,装下了茶马互换和茶叶生产、茶税的百年风云。

选自《历史光影里的茶马古道》,李贵平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5月出品。责任编辑:张春霞

本期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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