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下|19世纪德国的“狂妄咖啡馆”

油画《在咖啡馆交谈》（1877）

意大利风俗肖像画家波尔蒂尼（G. Boldini，1842-1931) 作

具有“公共阅览室”和“棋牌室”功能的咖啡馆，最初都是男人的俱乐部。在十八世纪，欧洲妇女的生活空间几乎还完全局限于家庭之内，直到沙龙的出现，才使女性有机会离开过去那狭隘闭塞的生活区。作为沙龙的一种变体, 妇女组织的“咖啡派对”很快就在市民阶级中发展起来，这种类似于茶话会的活动，为女性提供了进一步舒展个性的可能，参与的妇女可以轮流定期举办“咖啡派对”。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女性的“咖啡派对”终于转移到咖啡馆，更准确地说是转移到了“蛋糕房咖啡馆”。顾名思义，“蛋糕房咖啡馆”是一种以制作各种蛋糕甜点为主打特色的咖啡馆。由于妇女去蛋糕房购买糕点是理所当然的家务事，因此在“蛋糕房咖啡馆”小坐谈天也就成为可能。可以说，“蛋糕房咖啡馆”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油画《考试后的咖啡时光》（1890）

匈牙利画家哈尔米（A. L. Halmi，1866-1939) 作

现藏于匈牙利国家美术馆

起初，妇女们到咖啡馆参加“咖啡派对”一般都会被安置在二楼，所以时人也将这种聚会称为“楼上会”；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社会精英阶层的女士们在咖啡馆里举行“楼上会”已然十分流行。后来，她们进一步拥有了专属的女士咖啡馆，在这里，来自普通市民阶层的女子，乃至女商人、女厨师等职业妇女也可以加入进来了。

 油画《艺术家的夫人们》（1885）

法国画家迪索（J. Tissot) 作

现藏于克莱斯勒艺术博物馆

咖啡馆的开放与包容使女性在其中获得了自己的文化生活空间，但这个解放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即便是在慕尼黑那充满自由主义气氛的史蒂芬妮咖啡馆（Café Stefanie），当第一批女性敢于独自踏进这家咖啡馆的大门时，也是迈出了十分勇敢的一步。

 慕尼黑史蒂芬妮咖啡馆（1905年）

1896年开张的慕尼黑史蒂芬妮咖啡馆（Café Stefanie）被时人谑称为“狂妄咖啡馆”（Café Größenwahn），这种狂妄源于咖啡馆里无处不在的自由主义气氛。这种气氛使得史蒂芬妮咖啡馆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庇护所，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史蒂芬妮”已经成为慕尼黑的文化标志。

油画《咖啡馆》（18世纪下半叶）

佚名 作

现藏于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

曾来“史蒂芬妮”寻求“庇护”的作家和艺术家除了大名鼎鼎的文豪托马斯·曼、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大师保罗·克利（Paul Klee）以及奥地利表现主义代表画家阿尔弗雷德·库宾等“漫游者”之外，为先锋派杂志《青年》（Jugend）和《痴儿报》（Simplicissimus）作画的著名画家们更是将“史蒂芬妮”彻底变成了德奥“新艺术运动”的大本营。

当时的慕尼黑艺术圈盛赞着“史蒂芬妮的美德”：这里不仅有咖啡，还有价廉的工作室、华丽的美妇以及愿意为穷苦艺术家买单、买画框甚至提供长期贷款的慷慨赞助商；艺术家在这里可以任天才疯狂生长，思想家在这里靠咖啡因和雪茄保持清醒，诗人在这里通过下棋变成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人，画家在这里伺机等待着下一个为表现主义而生的大富翁，而达达主义者们，则在“史蒂芬妮”迎来了他们的缪斯女神——女作家兼女演员亨宁丝（Emmy Hennings，1885-1948）。

油画《在慕尼黑史蒂芬妮咖啡馆》（1905年）

德国画家李克（F. Leeke，1859-1937） 作

由于“史蒂芬妮”是当时慕尼黑少数几家可以一直开到深夜的咖啡馆之一，因此它也是夜猫子艺术家们的理想聚会场所。各种各样的作家和画家，其中包括许多外国艺术家，诸如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巴尔干斯拉夫人等来自欧洲各地的咖客们，都会在“史蒂芬妮”畅饮通宵，他们一律都被慕尼黑人谑称为“捣蛋鬼”。

《初夏日》（1914）

奥地利画家O. Lendecke (1886–1918) 作

《痴儿报》1914年第19期

作者：观复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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