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你不知道的上海丨上海解放前,他成了“代理市长”

澎湃新闻记者 栾晓娜 通讯员 吉朋晓
2019-05-24 20:43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解放前夕,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被推上了上海“代理市长”之位。
2019年5月24日,民革上海市委会举办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座谈会,近两百位民革党员齐聚一堂,缅怀前辈贡献,回顾多党合作制度的历程与成就。座谈会上,赵祖康长子、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讲述了父亲那场惊心动魄的“代理市长”历程。

图为会场全景。 本文图片均来自“上海民革”微信公众号 

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据赵国通介绍,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上海光复。当年9月中旬,父亲赵祖康跟随首任接收市长钱大钧,飞回上海任民国政府上海工务局局长。当时,上海工务局统管全市规划、市政、港务、住建、交通等。

赵国通说,让父亲坚定留下来建设新上海的决心,是在1949年1月29日和2月4日两个关键时刻。

赵祖康(又)和1949年2月4日与其会面的地下党王月英同志(化名李敏)

1949年1月29日,赵祖康日记中的最后一句是“夜听陕西电台广播”。那天前,上海工务局副局长王绳善悄悄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电台点了3位技术型局长,欢迎他们留在上海建设新上海,其中就有他,这让赵祖康非常兴奋。

更重要、更关键的时间节点是2月4日。

那天晚上,赵祖康在松江同乡老友钱江春的女儿钱挹珊、曹石俊夫妇家,跟地下党员李敏小姐(真名王月英)聚餐。大家相谈甚欢,李敏此后跟赵祖康“秘密联络”,布置了一些信息情报收集任务。此后,赵祖康帮她策反了浙赣铁路的一名工程师。

李敏还送赵祖康两本书,一本封面上盖“论美军登陆”,里面实际是毛主席写的《论联合政府》以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赵祖康如获至宝,越看越有滋味。精辟的时局分析,让他茅塞顿开,明白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赵祖康、茅以升、候德榜、恽震、顾毓瑔等五人赴南京向李宗仁递请愿书

解放前夕被推上“代理市长”

1949年5月24日凌晨,当时的市长陈良把赵祖康叫到办公室,告知时局紧张,他们就要撤退了,决定委任他为“代理市长”,担起“维持社会秩序”和与“对方交接”两项任务。出于对上海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及他素有的社会责任感,加上有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底气,赵祖康答应下来了。

陈良立刻让秘书将红布包裹“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长”的一大一小印信交到赵祖康手中,并当场签了一个委任赵祖康为代理市长的手令。24日上午,陈良在局长办公会上宣布他将撤退,由赵祖康代理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解放军攻进入上海后,第一个接管进入的就是警察总局和分局。早在1948年就被地下党策反的陆大公(解放后加入民革)不断电话汇报解放军动向,赵祖康也特地关照“不许抵抗,挂白旗!”

24日晚上,赵祖康赶赴民主人士颜惠庆家里讨教,取得颜惠庆的鼎力支持和鼓励。颜惠庆又介绍了民主人士李思浩。

25日,赵祖康就在李思浩家里跟军管会代表李公然正式会晤,按照要求达成八项共识。

26日上午,在社会局大楼(现为淮海中路香港广场)代理市长主持的最后一次办公会议上,赵祖康宣布所有职员立刻正常上班工作、配合军管会代表办理交接以及工资照发等八条要求。

26日下午,在军管会军事联络员刘光辉参谋下,赵祖康通过王裕光代理邮政局长(后民革成员)用电话谈判,劝降了四川路桥北口邮政大楼里的青年军204师残部。

之后,赵祖康用同样办法达成了河滨大厦和外白渡桥北百老汇大厦(现上海大厦)青年军残部的投诚。解放军过河,南北胜利会师。

5月27日一早,当全市交通全部恢复时,上海战事结束,这个远东最大的经济、航运、金融重镇全部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5月26日,在代市长赵祖康主持下,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商讨移交问题。图为当日会议记录

新上海市政权诞生

“实际上,在5月26日前后,军管会派来的干部就已经在市府大楼交接工作了。”赵国通说,当一切准备就绪后,新市长正式进驻并接收政权的日子定在5月28日下午2点。当天,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委任陈毅为上海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慤为副市长。

下午2点,陈毅等一行领导在二楼市长办公室接见了赵祖康。

下午3点,新上任的市府领导们来到二楼大会议室,陈毅向近300位市府机关职工和各局代理局长宣讲,阐明解放中国、解放上海的历史意义,宣传党团结教育、量才录用老公务人员的政策,并表示欢迎大家留下来共建新上海。

会后,陈毅与赵祖康单独谈话,将安排他继续担任工务局长。“当时,父亲又感动又心怀顾虑,陈市长坦诚鼓励说:‘我们一定很能合作的!’这句话被父亲写入了当天日记,日后也成为他的工作动力和后半生的信仰。”赵国通说。

据民革上海市委会介绍,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中央不断密派同志在国统区建立地下组织、沟通联络,对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到1949年前后,在中共领导下,民革地下组织和党员已在上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以及工务、邮政、警察、金融等行业广施影响,积聚起坚定的正义力量。

上海解放时,宋庆龄、陈铭枢、王葆真、吴艺五、贾亦斌、刘昌义、王之师、郭汝瑰、邓葆光、丁贵堂、赵祖康、徐以枋、胡时渊等民革前辈坚定政治立场,紧跟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折、英勇奋斗,部分先辈甚至为国家和人民献出了生命。

此次座谈会上,民革上海市委会原副主委项斯文,上海市政府原参事赵国通,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朱玖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俊美等分别回顾了70年前上海民革前辈的抉择、奋斗和贡献。

在他们的讲述中,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天外仙人应识我,此身何惜付乘除”的信念和“我死,精神不死”的豪言,赵祖康在重大历史关头所展现出的过人政治定力和智慧,以及宋庆龄在解放前后为国家、人民、上海作出的特殊贡献,无不令人感佩、怀念。

正如谢俊美在发言中总结的,民革前辈不怕牺牲的英勇行为,源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他们所秉持的孙中山“天下为公”思想。

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会主委高小玫在讲话中回顾了民革组织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历程,尤其是上海民革地下组织和党员为上海解放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前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崇高敬意。

高小玫表示,回顾这段光荣历史,带来这样的启迪: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是民心所向、时代永恒主题。她强调,在纪念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更应铭记历史,从前辈们的精神中汲取力量。

    责任编辑:高文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