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青青︱从“百乐门”到“曼努埃拉”
【作者按】本文系由4月23日“世界阅读日”在黄浦区图书馆所做讲座“上海的文化地图”讲稿改写而成，感谢黄浦区图书馆举办的“行走的阅读——从好书看好建筑”活动，也感谢洪颖哲馆长的大力支持。
上海！
上海，世界第六大都市！
上海，东方的巴黎！
上海，西方的纽约！
——All about Shanghai and Environs：1934-35 ，1935年出版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电车线路正式通车。之后，每天自清晨五点至晚上十一点，就会有电车穿梭于外滩与静安寺之间。线路全长全程约为六千零四十米。开通半年后，那年刚十七岁的胡适也曾兴致勃勃地搭电车猎奇，甚至事后还写下一首打油诗《上海电车大桥望黄浦》以为纪念。电车从静安寺出发，途经愚园路、赫德路（常德路）、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卡德路（石门二路）、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向东行驶，穿过当时公共租界商业大道——南京路。一路上，能望见“四马路”上沙逊洋行兴建的汉弥尔登大楼、都城饭店、轮船招商总局，以及坐落于外滩、被称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的汇丰银行大楼。最后，沿着外滩抵达终点站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1933年12月14日，上海人翘首以盼多时的“百乐门大舞厅”（Paramount）终于正式开门迎客，也成为这条电车线路另一端的地标。
过往提及百乐门的历史，多将南浔丝绸商人顾联承视为老板和缔造者。上世纪二十年代，顾联承确实投巨资向静安寺购得一块寺属土地，也成了日后百乐门之所在。不过，真正投资建设百乐门者则不仅仅是顾联承一人，盛宣怀的小女儿盛瑾如亦巨资入股，董事会内还另有近十位沪上闻人。为保证百乐门日常运营有序，这些投资人决定合资组建专门机构——大成公司来全权负责。百乐门整个建筑主体占地面积达到九百三十平方米，建筑面积两千五百五十平方米，为钢混结构建筑，内外由花岗岩大理石砌装，奢华程度冠绝申城。
整个跳舞大厅约容四百余座，楼上约有两百五十余座，另两间宴会厅还能安排至少一百五十个座位，彼此还能用隔板分割，可以满足各类大小型宴舞的需要。为营造气氛，舞厅内部安装了多达一万八千盏电灯，光度强弱可自由调节。舞厅舞池长四十米、宽二十点七米，中央是弹簧地板；四周则是用厚达两寸的晶光毛玻璃铺成地板，下装彩色电灯，透过玻璃地板与室内灯光交相辉映。此外，出于避免舞厅内空气浑浊的考虑，还安装了新风调节装置用于“换气”。百乐门舞厅屋顶凿有上千个小孔，经蒸汽热管的逼压使新鲜空气进入舞厅之内。地板四周则设有吸气孔将浊气排放室外，大约每十分钟厅内空气便可更新一次。
起初，百乐门自然定位非常高端，并非日后老上海想象中“靡靡之音”飘荡、舞女成群的“Dance Hall”或是“Cabaret”，而是走欧美上流社交路线的“Ballroom”。为此，百乐门舞厅专门聘请有音乐教育和欧美社交礼仪背景的奥地利人乔·法伦（Joe Farren）为舞厅经理。那时，前往百乐门消遣社交的客人皆需携舞伴盛装出席。西方人在上海跳交谊舞的历史悠久。开埠之初，每周六、日晚上，外侨会在租界核心区理查饭店、卡尔登剧场定期举行社交舞会。百乐门开业后，上等外侨社区的舞会也慢慢移至此处进行。顾客中，欧美人士占十分之八，余者大多也是沪上精英华人。
虽看似繁华眩目，但百乐门因其排场豪华，开支甚大。尽管每晚营收可以达到四五千元之巨，却仍难免出现亏损的情况。一年后，始终坚持“高端”和“烧钱”路线的百乐门最终难逃入不敷出，只得关门歇业。1936年11月，法院证实裁定大成公司百乐门大饭店破产。倒闭四个月后，由部分沪上舞厅从业者持股的国都公司接盘百乐门。国都接盘后，第一项举措便是分拆旅馆业务，专心舞厅经营。而第二项重大改变便是放弃上流社交路线，将纯粹的宴舞厅（Ballroom）改为更大众化的舞厅夜总会，进而招募专属的伴舞女郎。由于定位改变，百乐门里飘出的音乐也从圆舞曲变成了摇摆爵士乐、布鲁斯或是时下流行的好莱坞金曲，宣告着“圆舞曲岁月”的远去与“摇摆年代”（Swing Era）的降临。
除了专业舞女外，百乐门这样级别的舞厅同样也会聘请“爵士大乐队”（Big Band）驻唱伴奏。当年，一流的乐队同样是吸引顾客的亮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大爵士乐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百乐门的舞池成为各一流乐队的兵家必争之地，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爵士演奏的巅峰地位。起初在百乐门驻场的多为菲律宾乐队。此外，来自哈尔滨的奥列格·隆德斯特列姆与他的俄罗斯伙伴们组成的俄国乐队也是百乐门的常客。1936年时，他们最早在大华饭店（Majestic Hotel）的舞厅开始了自己的表演生涯。很快就受到沪上舞客、观众的热捧，进而有机会跻身百乐门。几年间，这群苏俄爵士乐手在上海音乐圈不仅站稳了脚跟，也成为百乐门之类舞厅招揽生意的最大招牌之一。即便是在抗战期间，隆德斯特列姆乐队依旧受到追捧，成员最终扩到十九名之多，发展为名副其实的“爵士大乐队”。抗战结束后，华人乐队吉米·金（Jimmy King）异军突起，成为沪上乐队翘楚。
尽管伴舞乐曲日益大众化，但华尔兹并未在百乐门绝迹，只是性质已从上流社交舞变成了职业舞女的“广告舞”。1939年后，每晚演奏的华尔兹屈指可数，且多是一曲慢华尔兹后接另一首快华尔兹。由于要求舞艺娴熟，而且男女舞伴必须配合默契。众目睽睽之下，若无自信和把握，一般人只能藏拙，因此此时舞池内的舞者反而少，于是乎，就成了职业舞女展示自己舞艺的最佳时刻。此外，独舞表演的职业舞者也越来越多，甚至成为招揽客人的明星。而各色舞客同样乐于在此欣赏那些身材好、相貌佳的舞女如何展示风韵。有了百乐门这样大的舞台，一流舞女很快成为上海滩新一代的社交明星。其中，甚至出现过不少知名的外籍舞女，例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活跃于上海的“传奇舞女”和田妙子（1911-2017）。
这位出生于九州、立志演艺事业的日本女子起初曾想去美国学习舞蹈，但朋友则劝她来上海，因为“全世界最优秀的舞者都在上海”。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文人便已惊叹于当时上海的舞场文化。诗人金子光晴得知南京路上的百货公司都有舞厅后，感叹道：“百货公司下是跳舞厅，边上有大浴室。作为百货公司，真是彻彻底底的欢乐场啊！”而“魔都”一词的创始者村松梢风在《新支那访问记》中，就专门描述过“黑猫舞厅”的盛况。
于是，1938年时和田妙子隐姓埋名，以“国籍不明”的身份，去了上海。不久后，她迅速成长为当时上海最知名的舞女之一，有了“魔都之花”名号。1940年，之前百乐门的舞厅经理乔·法伦称赞她是“天生的舞者”。战后，和田妙子返回日本，依照自己对上海时代的回忆与念想，在东京开了自己的夜总会“曼努埃拉”（マヌエラ）。三岛由纪夫、麻生太贺吉、犬养健、力道山等各界名流都是座上客，和田妙子本人则被称为“战后日本爵士乐之母”。从她身上，正能看出战后日本舞厅文化的“上海渊源”。
和田妙子的传奇经历也被不少日本作家借用到各自的创作中，在小说和舞台上时常闪现。例如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直木赏得主西木正明的小说《罗斯福刺客》（ルーズベルトの刺客）便以其为原型。2011年时，东京首都大学教授、《上海历史导游地图》（上海歴史ガイドマップ）的作者木之内诚曾专门考证过和田妙子当年在上海的住处，推断就在今天东湖路与延庆路的路口。据说晚年的和田妙子经常在东京涉谷的老街区散步，因为能在那儿看到当年老上海的影子。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上海是我的故乡。这座城市将我塑造成了“曼努埃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