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城市故事中的……面包与玫瑰

李公明
2019-05-23 16:15
来源:澎湃新闻

《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斯洛文尼亚]阿莱士·施蒂格著,梁丽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81页,48.00元

斯洛文尼亚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阿莱士·施蒂格的《面包与玫瑰:柏林故事》(梁丽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集,对于阅读者的文学经验与城市想象构成双重的挑战。在网上有读者评论说该书译文读起来的感觉太硬,相信原文会更好一些。我只能依据译本来看,觉得有些句子读起来的确是硬而涩,也有可能是因为原文中某些句子包含有某种特异的坚硬感?也有评论说施蒂格的文本掺进诸多“波希米亚的布尔乔亚”的遐思私货,他的诗比散文要好一些。那么,如果把关于他的诗歌的某些描述挪用在他的散文这里,是否会发现也有相通的风格特征?比如,说他的诗歌有奇异的动机和诡论式的叙述,有冷僻的句法,刻意“在语言和历史的陌生化遇合里寻觅词和意义迷宫的入口”,说他力图审视事物和身体的相遇,呈现全球化语境中的个人细腻感受和深度体验——读他的这本《面包与玫瑰》,其实也会有类似的阅读感受。

阿莱士·施蒂格曾经在柏林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是他所讲述的“柏林故事”并不是常见的叙事传统中的城市典故、事件和人物轶事,也不是从作者的身份、20世纪的柏林政治风云等角度所能轻易想象的。它们属于极具个性化的感受、玄思和微观叙事,它们与“城市”和“故事”的联系既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极为幽冥和微观的。说它“是一本向柏林的伟大文学人物致敬之书——从海涅、本雅明、贝恩和巴赫曼,到当代杰出诗人格林拜恩和贝格等”当然也可以,问题是对于这种致敬的方式和文本本身的独特性要有更耐心的阅读和体验。作者在扉页上引用了杜尔斯·格林拜恩的一句话:“本质上,每一座城市不过是你的房间的延伸,你从来不会彻底无家可归。……所有城市中最理想的城市,在我看来,无非是大脑内部生活的向外翻转。”这或许就是献给阅读者的箴言——所有的城市故事其实无非就是你自己的故事。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本“柏林故事”的第一篇为什么把柏林看作是一座烘焙房的都市,而且强调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作者对这种重要性的表述是那样的独特而充满感性气息:“那些几乎见不到烘焙店影子的街道,它们拥有的命名权应被暂时剥夺;它们应该被连接到另外一些大街小巷,在那里,每家每户的门后都会飘出面粉和奶油卷的温暖芬芳;酥脆的牛角面包们在陈列柜中宣谕着饕餮的先兆。穿着令人生畏的制服的胖伯莎(Big Bertha)嘲弄地看着我。仅对没烤熟的面包芯和烤焦的面包皮而言,我的斯洛文尼亚-哈布斯堡-糟糠口音听上去才会表面上有些德国味儿。”(4—5页)“我”在这里的感受与身份的主体性不言而喻,城市永远只是“我”所能拥有和所能表述的。

作为书名的“面包与玫瑰”来自第十章“面包与玫瑰”,译者在这里非常及时地加了一个注释: “‘面包与玫瑰’(Brot und Rosen),是文中场景发生的地方,柏林一家饭店的名字。作者曾在这里忆起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作,《面包与葡萄酒》(Brot und Wein)约创作于1799-1808年间;这首诗原题为《酒神>>(Der Weingott)。”(55页)这似乎是理解这本散文集书名的唯一线索。然后作者在正文中开头就提到“那些涌出我们脑海的记忆的苍云”,也许“只是这间饭店里漂浮在‘面包’和‘玫瑰’这两个词之间的雪茄的氤氲?这种漂浮的气息,后来是不是被置入一个抽屉,上面刻着‘铭记’,还是刻着‘归档保存’?”(55—56页)看上去这是一种很轻盈的诗意。但是接下来却谈到了20世纪的“暴戾和滥情”,谈到对“诗”的理解——“诗是一种记叙,还是证词?如果是证词,它是不是只是胜利者的证词?它是一种有节奏地令人坠入迷狂的记忆?它是伦理和意识形态押着韵的殚竭?或者它是一个平行世界,被解放的想象力在表演杂技一般地宣泄?一首诗是否被允许为那些如同一段传说一般消逝了的作证?”(57页)这不正是那种昆德拉式的“不能承受之重”吗?

其实,仅仅是“面包与玫瑰”与“柏林故事”这几个字词,就已然可以唤醒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激发更多的文化想象。比如“面包与玫瑰”,读者或许会想起美国诗人詹姆斯·奥本海默(James Oppenheim,1882-1932)的诗歌代表作《面包与玫瑰》。“面包与玫瑰”来自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中的一个口号:“Bread for all, and Roses too”,面包代表了妇女运动对物质生活的权利诉求,“玫瑰”则代表了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权利与尊严。詹姆斯·奥本海默受其激发,以此为题创作了一首诗歌,发表于1911年12月《美国杂志》。“是的,我们为了面包/ 也为了玫瑰而奋斗。/ 当我们前进,前进,/ 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明天。/ 妇女地位的上升意味着 / 整个人类世界的觉醒和进步。/ 不再有多数人受长时间苦劳的压迫 / 以及少数人享受闲散懒惰的特权,/ 而是所有人共享生命的荣光:面包和玫瑰,面包和玫瑰!”这首诗不仅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而且被改编成音乐作品,在世界各地激励着妇女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小时候看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瓦西里说的那句话成了我们模仿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这是影片中的瓦西里安慰他妻子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地把妻子塞进他口袋的面包拿出来放在桌上;也是我们在物质困难、粮食短缺的岁月中喜欢说的安慰自己的话。而且,那是只能谈面包、无法谈玫瑰的时代。

在我的艺术社会学思考中,“面包与玫瑰”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一些重要的艺术展览中不断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去年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美术馆看了“查尔斯·怀特回顾展”(Charles  White :A  Retrospective ),一位黑人艺术家创作的有关解放、自由与权利斗争的艺术展览,看完后我深有感慨的是20世纪美术史无论如何不应遗漏这位黑人艺术家,他以在绘画和壁画中创造了一系列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强有力的审美形象以及与黑人政治运动、文化复兴运动紧密相关的主题而闻名。其中那些强烈的视觉形象所表述的正是“面包与玫瑰”的全部内涵。上周在芝加哥匆匆停留了一天,在艺术学院美术馆刚好又看了一个同样性质的展览,“人民应该统治!——Medu 艺术集结与反种族隔离宣传画”(“The People Shall Govern!:“Medu Art Ensemble and the Anti-Apartheid Poster”),更强烈地感受到“面包与玫瑰”的象征意义。南非的Meduy艺术团体成立于1970年代末,旨在反抗南非当时的种族隔离、暴力和社会不公。“Medu”在北索托语中意为“根”,这个艺术团体正像根茎一样在地下有机地生长壮大。因受当局的迫害,Medu的成员们在南非邻国博茨瓦纳的首都哈博罗内生活和工作。在其鼎盛时期,Medu拥有多达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艺术家们通过平面设计和海报制作强烈呼唤彻底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次在芝加哥的展览共展出130余件展品,包括60余张大幅海报,我在展厅中久久徘徊,放在背包里的这本《面包与玫瑰》的意念不断要奔涌出来,与这些强烈的政治海报相呼应。

讲述20世纪的“柏林故事”恐怕很难不提到那堵墙。该书第十四章“在林登街九号的罪感”终于提到了它:“我的道路把我引向簇拥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查理检查站四周的一大群游客的背后。柏林墙仍立着。它朝这城市打了个哈欠,街道上的生命顿时变得干瘪,建筑物的正面也切换了容颜”。然后是关于游客和照相机,然后是“诗歌跌在这些纪念饰板上,它的脸上刻画着一些欧洲文学经典中的选句”,“记忆”、“告诫”、罪感、宽恕等字眼夹在陌生的队列中先后出现,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有罪。”(80页)这也够了。这些更具有感性真实的描述让我想起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所讲的,当那堵自豪而丑陋的墙轰然倒下之后,被太阳照耀着人们可能会在恍然之中相信它从未存在过,它只是某些人疯狂想象出来的虚幻之物——这似乎也很符合这位斯洛文尼亚诗人向柏林致敬的口吻啊。另外,在他向与柏林有关的文学家致敬的名单中,也可以增加斯特凡·茨威格,因为他曾经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要告诉你,5月10日是光荣的一天,因为我的书在柏林的劈柴堆上被焚烧了……”这一“柏林的劈柴堆”,不也正是让“街道上的生命顿时变得干瘪”吗?我们还有太多的理由向柏林的光荣致敬,或者铭记柏林的耻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柏林是艺术与政治携手共振的巨大舞台,一流的乐团和40间剧院使革命经验在戏剧中获得直接的表达,左翼艺术与现代主义、性革命与政治和艺术的激进主义在柏林的上空比翼齐飞,皮斯卡托与布莱希特的戏剧、格罗兹的绘画、德国表现主义与达达主义、包豪斯设计等等,一切的艺术表现都力图扯破梦幻面纱,都有振聋发聩的审美效果,所有的艺术家醉心于通过艺术来触发革命——这是英国城市史家霍尔讲述的“柏林故事”,最后他讲到纳粹上台后对魏玛柏林的批判和清洗,柏林故事到此终结。

回到施蒂格“柏林故事”的“结束篇”,作者在自我与时空的融合与撕裂中猛刷以柏林为中心的存在感:“柏林将我与我的身体分离。我搜寻它如同搜寻一页撕下的日历;场景、街道、面容,缓慢地迁移入我内部。在这些街道、场景和面容之外,时间并不存在。只有当它们在空间中挥霍地自我磨蚀,分钟和小时才获得意义。”(177页)所谓曲终人未散,如果套用海明威谈巴黎是青年时代的“流动的圣节”的意思,也可以说柏林是一间我们毕生无法忘怀的“面包与玫瑰”的烘培房。

    责任编辑:于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