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她被特务追踪围捕，直到解放军的装甲车出现

编者按：在前天举行的“凯旋浦江•再铸辉煌——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诗文诵读会”上，一篇《史良：上海解放前夕脱险记》让大家深深体会到了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生死情怀。今天（5月20日），我们一起走进史良和她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国民党暗杀的惊险经历。

独裁下的无畏抗争

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沈钧儒、章伯钧等一部分中央委员出走香港。此时，史良在上海公开身份是大律师，成功地打赢了轰动一时的上海地皮大王周纯卿遗产案。根据律师公会章程规定的标的，她得到了南京西路南海花园饭店一栋三层楼建筑的六十余间房屋，和七浦路石库门房屋十余幢的报酬。与此同时，她秘密参与民盟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指定沙千里为代表，出席在香港召开的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沈钧儒在宣布：“三中全会的使命，是要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这是民盟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标志民盟彻底抛弃了中间路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共产党人携手合作，摧毁南京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共和国。史良义无反顾地拥护全会的纲领、路线。

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系统严密监视的史良，秘密出任民盟上海执行部主任委员，她派自己的秘书担任联络员，组织了一系列反饥饿、反迫害、反美扶日的爱国民主运动。史良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在演讲、集会中，矛头直指国民党和南京政府，鼓励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表现出誓死把一个独裁、腐朽的政权拉下马的凛然气魄；在经济上，她慷慨地资助民盟上海执行部，配合共产党人开展地下斗争。

劫难当头数度脱险

黎明前的黑暗十分残酷，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签署密令，不择一切手段逮捕史良。那时，史良正犯高血压病，在沪西开纳路150号（今武定西路1359号）家中静养。1949年5月10日傍晚，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吴克坚来电话，告诉她晚上军警要动手抓她时，她与丈夫陆殿栋商量后，决定离开住所，转移到霞飞路新康花园（今淮海中路1273弄）朋友的寓所躲避。

史良离家出走后的数小时后，一群军警和便衣特务乘坐数辆吉普车，疾驰而来，把史良的别墅团团围住，蜂拥入内，抓住史良家一位老工友宋阿福，酷打逼供，随后又搜遍全宅，把全家大小人口，不管是厨师还是女佣，一律进行个别审问，毫无结果，便留下几个便衣把守，以守株待兔。

第二天，军警和特务又来，将宅中人员再审问一遍。到第三天，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当天晚上，知道史良亲朋好友地址最多的司机阿宝入室被捕，经通宵酷刑，他说出史良丈夫陆殿栋之弟陆殿奎的地址。陆弟系商人，不问政治，亦因而被捕，即入牢房。由于史良与陆弟之间绝少往来，虽经严讯而毫无所得。特务对他说，我们对你大嫂已监视三年了，现奉命来捕，却又不见，你若不招，我们难以交代，只好对不起了。此时，阿宝在严刑酷打之下又说出了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她的姑父母荣宝礼夫妇旋即被捕，押送福开森路（今武康路）20号，已被军警和特务破坏的民盟秘密联络点里关押。史良的姑母迫于军警的威逼利诱，无奈说出了史良妹夫的住址。一双老人被放回家，还没有跨出大门时，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军警的押送下，也被关了进来。两老人痛心疾首……

在这之前，史良已经得到家人被捕的密报，从容地离开了新康花园，前往南市小东门（今中华路一带）的远房亲戚家中隐蔽。考虑路途比较远，途中危险多。她作了化妆与陆殿栋坐上一辆三轮车，车行不久，陆殿栋吩咐下车，改乘出租汽车。到了大光明电影院门前下，前脚走进弹子房，随即便从后门出了去。再改乘三轮车，到达小东门。

据史良生前回忆，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弄堂的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弄杀绝”。就在史良安全到达新的隐蔽处时，原先藏身的新康花园公寓被军警、特务们搜查，室内的物品几乎全部被掠去。

5月15日，史良的秘书误入福开森路20号被捕，她被移送到秘密看守所，特务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吊在墙上，以皮鞭乱抽。拷打一个多小时后，因见始终未哭，特务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于是，她就被转押到南市执行处拘留室。

有一天，住在对面的某区党部的官员来到史良的住处，说是寻找饲养的鸽子。史良警觉地意识到，行踪可能被发现。她赶紧装扮成病人，用围巾包住头捂住脸，雇了一辆汽车转移。十分钟后，军警和便衣们星夜包围了小东门史良隐蔽处。原本给她来报信的人未离去，身上搜出报信字条，当即被带走。史良和丈夫又躲过一劫。

一路上，为了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陆殿栋让司机加速行驶，汽车在红绿灯的转换间急速行驶，绕了好几处地方，最后才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交汇处的一栋公寓大楼前停下，她和丈夫陆殿栋住进了4楼一个套间里。窗外，便是黑漆漆的交通大学校园。

被捕的史良亲戚朋友，相继被集中关押到南市的执行处拘留室，等候处绝。史良回忆道：“拘留的最后一天，得知黄炎培先生之子黄竞武等已于前一日遇难，均在夜阑人静时执行，先用绳索勒死，然后埋入土中。由于同时等候执行的人太多，而解放军已临近上海，来不及按上述办法办理，改为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里淹死。秘书等七人被装入一辆卡车载走，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里，枪声不绝，执行人员四散逃命，他们才幸免于难。我和爱人自离开亲戚家以后，又转移他处，一些人家已不敢收留，同时我亦不能信赖关系不深的人家，只能到极为可靠的同志处，而这些同志本身也在被监视中。正在踌躇为难之际，24日夜半11时许，解放军装甲车已冲入霞飞路的交通大学附近，我的危难即将过去了，天快亮了。”脱离险境的史良兴高采烈地跑到宋庆龄的寓所，拥抱在一起，流出激动的眼泪，互道心中的喜悦。

联袂北上参加大典

这时，身处北平的沈钧儒，已经领衔成立了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得悉史良和其他民盟领导人都已脱险，十分高兴。5月31日，他代表临工委发电报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转告张澜、罗隆基、史良联袂北上，主持民盟四中全会。

6月23日，沪上夏风小起，五十岁的史良显得格外年轻，她神采奕奕地登上北去的列车，她爽朗的笑声响彻在车厢里。抵达北平火车站时，沈钧儒已经亲自在月台上迎接他们。

她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10月1日，她和她的许多战友、朋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十八天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成为共和国仅有的两位女部长之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她除把南海花园饭店的洋房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使用外，其余全部献给了国家。相关部门折价为3万元，她全部用于补偿解放前夕因她而被捕的亲朋、工作人员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

（原标题：《史良：上海解放前夕脱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