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章缘：女性可不可以选择过自己的生活？
都市女性面对妻子、母亲、女儿、工作者等多重身份，该如何取舍与平衡？该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又该如何安顿内心的欲望？
5月18日，作家章缘携新书《春日天涯》来到上海幸福集荟，和作家唐颖一起，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与读者们分享城市生活的经验以及对都市女性的关照。
章缘笑言：“《安娜·卡列妮娜》中托尔斯泰写的：‘幸福的婚姻原因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福的婚姻是各个不同。’今天不能来这里的原因有千百种。但是你们此刻在这里，是因为你们想要听我们的告解。”
女性对于身体的所有权是什么？
《春日天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为章缘二十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的精选集。
章缘生于中国台湾，旅居美国多年，现居上海，她的小说随着过迁一路改变。“这个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人生的杂记，我喜欢写当下感受到的东西，不是从回忆里挖掘，这是我的写作取材方式。”
经过时光的淘洗，章缘在二十年后回看，印象最深的是创作时淋漓尽致、一气呵成，或者对人生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她说：“我是一个短篇作者，我的最爱是短篇。经过二十年后再来看，因为人生阅历不同，会读出不同的味道。”
《更衣室的女人》是章缘在台湾时的代表作。尽管她很少回台湾做活动，但是每次做活动就会有读者说记得《更衣室的女人》。“都20年了，更衣室的女人早就走出更衣室，她们还念念不忘。”
写这篇作品时，章缘思考女性对于身体的所有权是什么。“女性结婚以后，她从身到心就属于先生了。那么一个女性在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问题。”
“那时候在美国有很多讨论，包括家庭暴力、对方不愿意情况下的性行为等等，我在故事里很隐讳地写这个东西。先生完全不考虑太太的感受而满足欲望。这个女性一开始是完全接受，因为传统教育告诉她就是这样的，一直等到她在更衣室看到别的女性肉体慢慢启蒙，最后慢慢在两性关系中得到发求权。这个故事需要大家自己看，用自己的经验去解读。”
作家唐颖赞叹《更衣室的女人》写得很大胆。她说：“当你在女子更衣室，没有异性在旁边，从女性角度写更衣室女子的身体，又写这个女人的丈夫对这些女人身体的好奇，我觉得很形而上，感触到是肉体意识、生命意识及所有的美好到一定年龄已经腐朽掉了。这里面有一种朴实的感叹，对每个人都一样。在这一段里我们感受到年轻的力量，到比较后面的时候，又有一种更加宽容、温暖、朴实的关怀。今天讲到女性告解，特别要提到这个。”
女性自己的欲望是什么？
唐颖说到，虽然她写了很多年都市小说，但一直觉得在文学界比较边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乡村文学是主流，写都市文学是边缘。当我看到章缘的小说，我觉得和她的距离很近。”
出版人谢锦称：“说到中国的当代文学，大家可以想到很多形象，但能够跳出来的都市典型女性形象很少。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都市这一块是被边缘化的。在都市边缘化的同时，都市女性的形象更被边缘化。因此我特别看重女性作家。在女性作家笔下，一个女性能够真正看到她自己。中国男性作家对女性的表现固然有他的贡献，但是女性作家写女性其实是更精准、更准确。”
章缘笑言：“我儿子21岁，看我的小说，他说妈妈写来写去就两件事情，第一个欲望，第二个情欲。我跟他说，人不论做什么事情，一天24小时欲望和情欲永远在你身体里面，无论写什么题材，有时候隐性的，有时候显性的。我说你把故事看浅了，我不只是写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像底色一样，永远在那个地方。”
“他在八九岁的时候看了我的《春日天涯》，我想他一定看不懂，没想到他跟我说，那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章缘感慨：“有人说，女人的欲望到什么时候会歇止？什么时候心如古井水？当你的身体一半被埋在地下，你的欲望才会停止。我相信男人也一样，只要你是人就会有欲望。这个欲望一点不可怕，因为人是靠着这个欲望在创作。”
“为什么要书写欲望？以前写到女性的时候，很少讨论女性本身的欲望，女性总是别人欲望的目标，但是女性自己的欲望是什么？”这是章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章缘说，前两天看到公众号推送一篇文章，讲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因为年轻时忙于从政顾不上家庭，和女儿关系很疏远，老年得老年痴呆也得不到女儿照顾。“怎么会用这种方式去解读？在国外很多老人是独居的，也有很多是在养老院。你不理解国外的国情，把责任完全推在她忙于当一个首相，而没有做一个好妈妈。虽然上海思想很开放，上海女性可以撑起来半边天还多一点，可是很多主流的想法就是要当一个好妈妈，当好妈妈就是要牺牲自己。”
章缘提到了一个问题——当妈妈老病的时候，女儿可不可以选择过自己的生活？“西方人是把你养大，你就出去了，我们过我们的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价值观里，女儿完全可以选择回到自己的轨道，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可是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这是不孝。”
“我走过的一些地方，愿意把我曾经体验到的不同价值观放到作品里面，并没有给读者答案。但是我希望读者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套价值体系。很多事情不是理所当然，也不是非这样做不可，这也是女性的选择。”
唐颖在《家肴》里也写到老一代比较前卫的女性。“我亲戚中有一个舅妈会吸烟，每周都会做头发，哪怕在‘文革’的时候都要去做头发。全家人都会恨她，说钱不够居然要借钱做头发。我舅舅在监狱里，家里的人都有理由管她，但是很奇怪，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喜欢她。”
“她从来不抱怨。牺牲越多的女性，对家人付出很多，怨言也多，就觉得他们应该同样回馈你，这样的女人往往给人感觉沉重、黯淡。像她这样的人反而高高兴兴，到家里首先问你要吃什么，还会和你打牌，觉得很开心。大人恨的人，小孩都是喜欢的。她这样的女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很少的，我写《家肴》是因为她给我一个动力，一定要把她这样的人写出来，很有意思。”